大明王朝延至英宗时代，虽已走向了下坡路，但实事求是的说，哪时的大明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帝国。北元鞑靼虽张牙舞爪，看似强大，实际外强中干，尤其是内部割据势力猖獗，根本不具备灭亡大明的实力，此时期，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城掠地，而且为抢劫财物肥己养兵，游牧渔猎民族积累财富手段比较单一且非常缓慢，抢劫是他们实现原始积累的罪恶手段。海上马车夫、葡西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靠劫掠起家的。

根据以上逻辑，即便“土木堡之变”后，大位暂时空缺或立幼子朱见深为帝，甚至没有北京保卫战，至多皇室南迁，还不至于立刻导致明朝的灭亡，此时刻，他们比当年宋朝的处境不知好多少倍呢！

北京保卫战之所以被屡屡提及，除乃为大明治世时期重要事件外，还被冠以了抗击外族侵略的正义之战。

皇帝御驾亲征去打狼，结果狼没打着，皇帝饭被狼叼走了，土木堡事变就这么无厘头，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大明帝国。

明英宗被蒙古瓦剌人强留喝羊奶，紫禁城皇位虚席，留给留守京城的官员们一个难题：要不要换个人做皇帝？换谁做皇帝？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换皇帝？

也先俘虏明英宗时，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网下去竟然捞到了一条龙！这么贵重的物品不卖个好价钱，肯定不能撒手。能拿这玩意换啥呢？也先发懵了，没有先例呐，谁也没逮着过龙啊。金银财宝太俗气，大明江山有点大。

也先思来想去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先把龙养在鱼塘里，找大明敲竹杠，能敲多少是多少，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明这边也发懵，一帮文人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先例。不过，瓦剌人会利用明英宗做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了不让皇帝成为瓦剌人敲诈的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肉票变成不值钱的臭肉，那就只能委屈明英宗由龙变成虫。

不过这事没那么简单，换皇帝不是做数学题，逻辑推理不管用，至少有以下障碍需要突破。

1.犯忌讳的事谁敢牵头？

大臣们换老婆的事没少干，在家里他们就是皇帝，到了大殿上只有趴着的份，君父君父，君等同于父，谁敢说换爹？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明英宗“访问”瓦剌部，十八日，大明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讨论是否需要迁都南京；二是集体当暴徒，活活殴打死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和王山（两人是王振的亲信）。

换皇帝的议案在每个人的心里打转转，就是没人说出口！

谈迁都顶多是策略错误，打死马顺表明了同仇敌忾的态度，政治路线正确。一帮老狐狸，绝不做容易落下把柄的事。

朝堂里大臣们较着劲憋屁，那边瓦剌人抬着明英宗，开始扣关。边关将士们更懵，放他们进来丢失城池，不放他们进来，皇帝在人家手里。犹犹豫豫间，被瓦剌人连破数关，直奔京师。

再憋下去，大明就彻底散架了。终于由吏部尚书王文牵头，于谦等人共同参与，向孙太后提出：咱们换个人坐龙椅吧。

2.能不能搬得动旧势力？

孙太后就是换皇帝的最大障碍。别信影视剧里的特定情节，孙老太就是个小女人，谈不上政治家，私心很重。她只有明英宗这么一个儿子，好容易熬了多年，熬死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没享受到儿子亲政的阳光雨露，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自觉下台。

本来她还可以凭借旧势力，抵御住大臣们换皇帝的心思，结果大臣们很暴力地殴打死马顺，吓住了旧党。老孙太太也画魂，文官急眼了也咬人，况且她也拿不出好办法。

大臣们为何憋了十天，才由名不见经传的王文、于谦领衔出头呢？因为文官集团的首领“三杨”都不在世了，朝中没有镇得住的领袖。况且土木堡事变，把很多重臣同时葬送在战场了。比如靖难之役的老臣张辅，内阁阁臣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

所以，只能“猴行虎职”，跟孙太后较劲。

3.换皇帝能不能解决问题？

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保证，换了皇帝就能度过危机。土木堡之变，除了折进去五十多位骨干重臣，还搭进去大明五十多万大军，包括朱棣创建的最精锐的三大营。

没了军队的保障，跟整天啃牛羊肉的蒙古人比牙齿，岂不是大笑话？所以，聪明的官员们不等朝廷决议，就开始悄悄地收拾细软，将家人送往南京，打个提前量，等自己拔腿的时候好轻装上阵。

所以，换皇帝有点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压上命最后再搏一把，看客们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第二个问题：换谁做皇帝？

有人自愿站出来当冤大头赌一把，自己权当看客呗。所以，反对声很弱。那么换谁呢？人选其实不止朱祁钰一人，当然他是最有优势的一位。

1.郕王朱祁钰

宣宗朱瞻基子嗣不旺，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郕王朱祁钰是他仅有的儿子。朱祁镇亲征瓦剌前，授予郕王监国的权力。本来这只是例行公事，以防不测，就像坐飞机前买了份保险。哪知朱祁镇衰到家了，竟然真的不测了，监国这份保单，瞬间升值。

朱祁钰相对其他候选人有几个优势：其一他是皇帝的亲弟弟，先帝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其二他如今的身份是监国；其三他已成年。

朱祁钰最大的劣势，就是孙太后不喜欢他，不愿意他即位。

2.太子朱见深

如果朱见深成年的话，朱祁钰所有的优势都不复存在，朱见深即位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太小，那一年他还不满两周岁。明英宗亲征时，都没来得及册封太子，是孙老太太不甘心，在拥立朱祁钰之前，先册立了孙子做太子，故意给朱祁钰设置一个门槛。

3.襄王朱瞻墡

很多人没注意到，还有一个人躲在身后，差点坐上皇位。此人叫朱瞻墡，襄王，明宣宗的同母弟弟。

朱瞻墡一辈子三次跟皇位扯上关系，第一次是在哥哥明宣宗朱瞻基驾崩时。那时候明英宗才七岁，皇太后张氏又是朱瞻墡的亲妈，所以，大臣们有一股势力，主张襄王即位。但是，张氏最终还是没狠下心让朱瞻基泉下不宁，立了他的儿子朱祁镇。

这一次，孙太后主动向小叔子示好，令他来京商议即位之事。当然，朱瞻墡也有弱势，一是从法理上不占优势，大臣们不大赞成；二是朱瞻墡懂得自保，拒绝接受皇位。

朱瞻墡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拥立太子朱见深，由郕王监国。

三个候选人，各有长短，难分高下。当然，这背后都是扯不清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孙太后的私心毕露。对更换皇帝她是一百个不愿意，被迫接受，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地位不能受到挑战。朱祁钰的母亲吴氏当时还在世，朱祁钰一旦登基，吴氏必然抬高地位，受损的就是自己。

私欲膨胀之下，她竟然宁可将皇位送给小叔子，所谓“宁与外邦不与家贼”的狭隘暴露无遗。好在朱瞻墡没有野心，否则朱瞻墡来到京城参与夺嫡，就是一场轩然大波，也不用瓦剌人来打了，大明自己就打散架了。

可以说，朱瞻墡的自律，阻止了一场内乱，也让孙老太不至于背上千古骂名。

不过，她并不甘心，提出先册立朱见深为太子，在拥立朱祁钰为帝。这个小动作等于明确告诉天下，你朱祁钰只是替朱祁镇看家护院的临时工。

这个想法太自私，既然你觉得你孙子行，那就让你孙子上呗？明知孙子在这种大难之前，承担不起来责任，把锅甩给别人，又想着将来受益的时候，怎么一脚踢开人家。

难怪蔡东藩说孙太后“性情狡黠”，王夫之更是对她破口大骂。

其次大臣们左右为难。按照法理，应该拥立朱见深，假如“三杨”还在世，这个方案肯定会毫无疑义地通过。可问题是，随着“三杨”的离世，和一干重臣殒身土木堡，没了担大梁的重臣。

在这种状况下，谁挑头资历都不够，都不足以压得住阵脚。皇权就显得非常重要，倘若皇帝是朱见深，可以预见，未来朝堂就会演变为朝廷派系斗争。于谦一个小小的兵部左侍郎，凭什么能够左右大局，承担起保卫京城的责任？景泰帝朱祁钰的力挺！

所以，选择朱祁钰是王文、于谦等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需要皇帝的支持，需要一位能压得住阵脚的皇帝。

可是如此一来，必然得罪孙太后，也必然给自己留下隐患。

第三个问题：倒霉的为何是于谦？

于谦的下场是历史悲剧，从他谏言改立皇帝那一天起，这个结果就注定，因为他只看到了“政”，没看到“治”。

于谦一辈子心系社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政务上，心无杂念，所以，当别人目障时，他总能做出最利于国家的决断。可是他从来不善谋身，不会审视自己个人的处境，更不谋个人进退，所以，他必然会被让政客们倾轧。

“夺门事变”当日，钟声传来，景泰帝朱祁钰竟然惊问：是谁，于谦吗？侍从说是太上皇，景泰帝默然说：哥哥做皇帝，挺好的。

这一段细节清晰表明，于谦从来不是景泰帝的真心腹，他一直提防着于谦，有一点风吹草动，便认为可能是于谦作乱。

不知道于谦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心里滴血！

为了国家安危，于谦冒天下之大不韪，捧朱祁钰登基，为了人伦道义，他又坚持迎太上皇回国。别人是两面光滑，他尽做两面不讨好的事，难怪明英宗恨他，明代宗又提防他。

历史总是那样，把现实留给了政客，把千古留给了柱石！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征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

在出发前，英宗下诏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并以皇弟郕王朱祈钰为监国，辅佐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则率以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为首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京师三大营精锐二十万，亲征瓦剌。明军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皇帝亲征的气势，一举击破瓦剌，重现太宗五度出塞时的赫赫军威。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

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

在撤军途中，王振又想摆威风，请英宗驾临自己的老家蔚州，以显荣光。走到一半时，想起大军过境，容易踩坏老家的庄稼，于是王振又改变主意，再次请求英宗转道向宣府前行。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英宗见瓦刺军后撤，于是轻易相信议和，命极度缺水的明军出营到河边取水。早有准备的瓦剌伏兵趁势直冲入明军大阵，大肆砍杀，并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不堪的场面下，明军大部溃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军覆灭。

在瓦剌军队的追杀中，随军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纷纷战死，英宗则在混乱中和亲卫失去联系，被瓦剌军俘获。而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以锤打死。此役明军大败，大明社稷因此几乎倾覆。这就是后世史书上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朱祁钰和满朝文武就得到了明军在土木堡大败、全军覆灭，勋臣宿将几乎全部战死、连英宗也被瓦剌俘虏的惊天噩耗！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师内外，全城军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户开始准备向城外转移财产，甚至个别官员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旧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举行朝会，由孙太后（宣宗皇后、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监国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危难局面，以及接下来必将面对瓦剌大军来袭的战守之策。

会议伊始，以翰林院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弃守京师，立即迁都南京，这个意见在朝会上居然应者不少，可见诸臣们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想以迁都来避祸。

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徐珵说：

“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

然后对孙太后、郕王及在场的大臣们慷慨陈词：

“不能迁都！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庙、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么能够轻易舍弃。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观望京师如何应对，如果现在迁都，则国家根基动摇，大事去矣。难道要让晋、宋南渡的故事重现吗？！”

于谦的激烈陈词打动了孙太后和郕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陈循等人也出言表态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绪沮丧，不敢再提迁都之事。于是孙太后下达懿旨，委托郕王代摄朝政，协同于谦等主战大臣筹划京师防御决策，坚决守卫京师，并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已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于谦就任后，立即向郕王奏请，调南北直隶及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山东班军、南方沿海各地的备倭军、临近运河各府的漕军立即集中，汇集精锐后马上奔赴京师，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再依据京师现有力量经营筹画，部署九门守卫，派兵士巡查城内各处，平息骚乱。京师人心逐渐开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摄朝主持朝议。在朝会中，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诛王振全族，并痛哭流涕说：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当年荼毒之害的朝臣们纷纷响应。郕王缺少执政经验，一时无法决定，于是决定以后再议。朝臣们情绪激动，大声哭号，不听从郕王旨意。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余党，此时依仗有郕王的令旨，于是出面厉声斥责诸臣，让他们立即出宫。户科给事中王竑非常愤怒，于是起身指着马顺大骂：“马顺！汝往时助王振为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吗！”带头用自己的笏板猛击马顺头脸，之后仍不解气，还张口咬下马顺脸上一块肉。

在王竑带头下，群臣纷纷跟随、刻蜂拥而上，拳脚相加，马顺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之后诸臣们又把王振的亲信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搜出，殴打致死，一时间局面大乱，血溅朝堂。

看到如此混乱场景，毫无经验的郕王心中大惧，于是起身准备避回宫中。在场的于谦担忧郕王时候会因此降罪群臣，于是奋力挤到郕王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诚恳的说：

“殿下！王振罪魁祸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愤。马顺等人依附王振，罪也当死。群臣此举是心为社稷，无他想。还请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随即同意了于谦的请求，发布令旨，晓谕群臣各归官署理事，众人打死马顺一事不再追究。诸臣也觉得在郕王驾前公然斗殴太过无礼，心中惭愧，于是拜谢郕王后依次离开皇宫。

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后，和于谦一同出席朝议、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和于谦一起退出皇宫左掖门时，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望着他因为不顾安危奋力劝慰郕王、在混乱场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不顾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此。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情势危急之下，不能再过多考虑，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联合向孙太后上奏，陈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敌寇旦夕将至。为避免主少国疑、社稷不稳情况发生，特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监国郕王为新帝，以稳定人心、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同时挫败瓦剌以俘获的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

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后，立朱祁钰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但当时却是唯一最合适的人选！

（土木堡之变图）

按照封建王朝继承的“规章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大“方针”，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死后，嫡长子——太子朱祁镇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朱祁镇被俘后，为了避免蒙古瓦剌部的“当家人”——也先的“要挟”（因为朱祁镇毕竟是皇帝）。明王朝紧急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重大人事安排”，被迫决定“更替”大明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选择主要有三：

*一是朱祁镇的儿子们。法理上享有优先继承权！属第一继承人序列：大儿子朱见深：生于1447年12月9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还不满两岁，乳臭未干，“小屁孩”一个；二儿子朱见潾：生于1448年5月7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刚满一岁，估计还没“断奶”；三儿子朱见湜：生于1449年8月2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刚满月，正在“吃奶”。

*二是朱祁镇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祁钰。第二继承人序列：朱祁钰：生于1428年9月11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已21岁，正值青春年华。

*三是朱祁镇的九个叔父生的若干儿子们。属第三继承人序列，但基本上是“陪选人”。

（北京保卫战图）

按理说，朱祁镇的儿子们应该有优先继承权。特别是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最应该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可是，也先正在率领蒙古瓦剌部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城。当时的大明政局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急需一位“年长”的“最高领导人”。就这样，鉴于时局，为免“主少国疑”，朱祁镇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祁钰走了一套“组织程序”，由郕王晋升为“监国”，后登基为皇帝，遥尊自己的哥哥朱祁镇为“太上皇”。顺便说一句：弟弟尊哥哥为“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朱祁钰剧照图）

作为“条件”，在朱祁钰登基的同时，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被封为皇太子。可后来朱见深又被二叔朱祁钰“自私”的废掉了，那是后话。可以说，造化弄人，朱祁钰就这样“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登上了“九五至尊”。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亲率50万大军欲与瓦剌决战于明朝边境。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姑且不讨论“土木堡之变”明军战败的原因，就作为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一事，对大明朝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一来，天朝上国的大明王朝被蒙古瓦剌给战败了，颜面尽失。其次，大明王朝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被俘虏了，堪称奇耻大辱。最关键的是，这次事件对于整个大明王朝的局势造成了动荡，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可以说，“土木堡之变”甚至对大明的根基产生了动摇。

此时的大明已经岌岌可危，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那么大明王朝很有可能提前走向衰亡和覆灭。

皇太子朱见深乃皇位第一继承人，此时继位却不合时宜。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稳定大明朝局，选择合适的国君继承皇位，带领大明走出困境成了当务之急。

按照明朝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位原则。此时年仅两岁的太子朱见深是第一合法继承人。但是考虑到当时大明面临的特殊局势，将一个年幼不能亲政的婴孩扶上皇位，非但不能起到安定人心“主心骨”的作用，反而会让天下百姓更加惶恐不安，让蒙古瓦剌人看了笑话。堂堂大明王朝在战败、皇帝被俘虏后，居然扶持一个小屁孩当皇帝，这岂不是说大明不行了吗？因此，朱见深此时继位是不合时宜的。

那么，谁是合适人选呢？

于谦拥立朱祁钰继位，拯救大明于危难。

以于谦为首的众大臣在取得了孙太后的同意后，果断的将朱祁钰推上了帝位。朱祁钰是朱祁镇的弟弟，是明宣宗的次子。在朱祁镇一脉无法继位的前提下，朱祁钰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符合法制。况且，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时，朱祁钰就是监国，可见朱祁镇对他的信任。可以说，在朱见深不能继位的情况下，朱祁钰作为皇位第二继承人被扶上帝王是合理合法的。

礼制上，朱祁钰符合继位原则，他的继位是朝臣举荐、皇太后首肯的，是正统。并且朱祁钰是当时大明唯一可以依靠的“主心骨”，皇位最佳人选。从朱祁钰继位后的表现，也的确值得起这个皇帝的名号。

我是月关略萌，以上是我的原创回答。感谢大家阅读和点赞。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应该说拥立朱祁钰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最好的选择。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兵败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瓦剌首领也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在俘获明英宗朱祁镇后，并没有杀掉朱祁镇，而是以他当人质要挟明朝，不仅仅要了许多好处，还以其皇帝身份做挡箭牌逼明军打开城门，大明朝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不另选一个皇帝即位国无君将面临灭亡。

朱见深，朱祁镇的儿子，太子，按道理应该即位，那为什么于谦没有拥立他当皇帝呢？因为大明朝面临灭亡的危险，朱见深那时候才两岁，不可能当此大任。那朱见深当皇帝，于谦主持大政呢，那样会让朝臣觉得于谦有私心，想独揽大权，朱祁钰也会对于谦不放心，这样互相猜忌，北京保卫战就可能就以失败告终了。

朱祁钰，朱祁镇的弟弟，皇室中人，朱祁镇出征前是主动把国家大权交给朱祁钰管理的，有管理国家的经验，朱祁钰当皇帝可以担当起国家大任，在有于谦辅佐顺理成章，有了新皇帝，也先便没有了要挟大明的筹码，同时也能把人心聚拢起来一起对付瓦剌，打赢北京保卫战就有了把握。

所以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基于当时国家的危难局势，权衡利弊做出的最好选择。

在发生土木堡惨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的情况下，于谦选择朱祁钰是唯一的选择吗？我认为是的。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兵败，，不仅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的大军俘获，明朝精锐的20万大军，乃至于数十位文臣武将，都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殆尽。皇帝被俘，京城兵力空虚，大明一片亡国之象。

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时于谦们可拥立谁做皇帝呢？

一、朱见深

二、朱祁钰

三、藩王

封建时代，皇位的继承规矩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

朱祁镇是有儿子的，在战争出发前，朱祁镇就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那时的朱见深太小了，朱见深是1447年出生的，而土木堡之变发生在1449年，当时的朱见深才2岁，虽然当时的朱见深已经是太子，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需要立一个有威望，能稳定大局的人，若拥立朱见深，对时局一点作用也没有。

至于第三点另立藩王，首先，藩王都是外地，来京师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藩王平时没直接接触中央政局，还需要熟悉处理政务，而敌人瓦剌随时就会打到京城，实在没有时间给藩王准备。而且一个外在藩王，在非常重视嫡传血统的封建时代，藩王也没有机会得到众大臣的拥立。

而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长兄明英宗即位后封为郕王，奉藩京师。

朱祁钰虽然是一个藩王，却是一直留在京师，可以说，对于朝廷的政局时事，他是非常了解熟悉的，一直处于政局的中央，而事实朱祁镇在出征前，也是任命朱祁钰为监国，证明了他处理政事的能力。

在朱祁钰做皇帝的八年时间里，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停止各类采办，又下诏天下巡抚署理各省农桑事务，倾力发展经济。励精图治，短短数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颓势，国势蒸蒸日上，当时的朝鲜、越南、泰国、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这也证明了他处理政务是相当有水平的

所以，在土木堡之变后急需稳定时局的时候，有见识，有政务处理能力，血缘也正统的朱祁钰，实在是当时最好的皇帝人选，也是唯一的人选。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当时的大明有多种选择，一是以朱见深为太子，朱祁钰监国。二是直接拥立朱见深为皇帝。三是拥立朱祁钰为皇帝。

最终为什么选择第三种方案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朝臣中多方势力的角逐形成的结果。
<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它对明朝庭的打击是相当巨大的，又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一时间，大明上下乱成了一锅粥。

兵部侍郎于谦认为，英宗朱祁镇己经成了也先手中的筹码，也先一定会以此来要挟明庭，来索取更大的利益，为了击败也先的阴谋，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英宗的价值。

如果，明庭选择前两个选择，由于朱见深是太子或皇帝，朱祁镇的价值依然存在，毕竟他们是父子关系。同时，也让朱见深的作法没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无论怎样做他却逃脱不了不孝的指责，虽然他只有2岁。

再有就是，危难之中，没有皇帝也就没有更大的号召力，这对于危局中的明庭是相当不利的。
<朱祁钰>

亊实上，也先的手下，也有人提议，一是占领华北地区，打着英宗旗号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二是攻打南京，建立另一个大明政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策略却没成行，但是，明庭却不得不防。

最终，明朝庭选择了朱祁钰登基称帝，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新皇帝颁布诏书，英宗自愿退位。同时，任何从蒙古地区发出的以英宗为名义的诏令都不予理睬。英宗成了也先手中的鸡肋。
<于谦>

虽然，这样做无论是从儒家礼法，还是大明律法上讲都是违法的，但危难之中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从利益上讲，这样做也许是最好的了。

不是唯一选择，但综合的来看，应该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好大喜功的明英宗朱祁镇，觉得自己也有做将军实力，贸然带兵出这个瓦刺，与瓦刺决战于土木堡。

当然，现实并不像朱祁镇想象的那样，在他的带领下明军溃不成军，几十万大军兵败于土木堡，连他这个“三军总司令”也成了瓦刺的俘虏。

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事件”，而这次事件过后他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明朝的俘虏太上皇。

朱祁镇的被俘让彼时的明帝国乱成了一锅粥，明军土木堡溃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议守未决”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为君。明帝国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不是继续出兵把朱祁镇救回来，当然，明军此时再战也不是明智之举，所以究竟应该立谁为继承人，成了明帝国最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按照传统来说，英宗被俘，那么皇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应该是他的儿子朱见深，也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当时又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朱见深彼时只有三岁，历史上年幼的皇帝并不在少数，但是当时的明帝国显然并不适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内，明帝国内部已经乱做一团，大臣们分为几个党派，在危急时刻还在明争暗斗；对外，英宗被俘，瓦刺势大，显然仍然有再次入侵明帝国的趋势，所以当时急需一位有能力、能主事、能自主决断的皇帝上位。三岁的朱见深自然是不具备这些能力的，所以，以于谦为首的“大臣派”就找到了朱祁钰。

朱祁钰虽然没有准备接受这一切，但是在做了皇帝之后，他的表现没有辜负于谦的“鞠躬尽瘁”，他绝对是当时皇帝的最佳人选。

在做了皇帝之后，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朱祁钰展现出一个皇帝应该有的气度和魄力。于谦、王竑、彭时、商辂、陈循、王文、胡濙、萧镃等人都在他的手下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朱祁钰善于发现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明廷击退了北方瓦刺对京城的攻击,京师防务也得到整顿。所以,明人就曾这样称赞景帝的功绩“萃涣倾否,外攘内修”。他在位期间，做到了敬礼大臣,宽恤民下,赏罚亦无失，而且动不动就给农民减税免税，明朝的农民过了几天的“好日子”。

当然，命运给他开了一扇门，但是又给他上了一道锁。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效，击败了瓦刺，迎回了自己的“太上皇”哥哥，没想到这直接终结了自己的皇帝生涯。哥哥朱祁镇并，没有感激自己，而是将皇位夺了回去，而朱祁钰就在命运的玩笑中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宫中。

感谢问答官方邀请！当然不是，因为还有朱祁镇的太子朱见深可以选择。但是，由于朱见深年幼，仅有三岁，根本不能执政理事。于谦和众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拥戴朱祁钰即皇帝位。

土木之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皇太后命朱祁钰监国（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是明英宗异母之弟，时年二十二岁），召集群臣商议退敌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公元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求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 当时，虽然朱祁钰监国理政，但毕竟不是正式君主，从当时明朝的内部情况来讲，国无皇帝，诸事推行起来就会受到阻碍和影响，从外部环境来讲，可以彻底断绝也先借朱祁镇要挟明朝（也先曾三次进攻宣府，挟朱祁镇命宣府守将开城投降，皆被拒绝，为保卫京师立下赫赫战功）。

皇太后考虑到当时的内外环境，只好同意群臣的奏请，立朱祁钰为帝。但是，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被吓入再三推辞，甚至一度逃归府邸。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