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奴性思维，你怎么看？

谢！别的不说:就这句<奴性思维>鲁迅千古！

周公树人先生说文人是奴性思维，我想说的是很有道理的，继孔老先生创立儒家，开始就是为投靠统治者的，老夫子周游列国，目的是告诉各国国君，我的理论是帮助你们统治人民的，用了我的理论，保证你会国富民强，我的理论就是克己复礼，就是恢复周朝礼义，就是劝说公候们一定遵守周礼。因秦皇立国推行郡县制后，不遵周礼，故儒家反对，大概这时候儒家还有点志气，敢舒已见，但受到秦皇有力反击，进约焚书坑儒，一下就把儒家惊醒了。急忙改玄更张，投奔到统治阶级的怀抱，鼓吹上智下愚，宣杨三纲五常，著书立说，目的都是美化君臣，父子∴夫妇，农民起义则是犯上作乱，取士也是首先是忠君，目的就是想在统治集团讨得一杯薪酬，所以历史上文人儒士都说学会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就是说书读多了，书读透了，就能帮帝王摇旗呐喊，说的天花乱坠，目的是货于帝王家，所以说儒家是奴性思维，就是今天的有些专家教授(当然自然科学的专家教授除外〉，也是奴性思维，他们所谈的理论也拍马逢迎的，根本不在乎老百姓反映，胡说八道，所以大家都叫他们为砖家叫售，大概也是这种意思吧！

伟大的鲁迅，永远的鲁迅，终生的偶像，时代的先驱，人民的代言人，思想的启蒙者，千古一人，万年不朽。

自古之中国，不君便奴。

鲁迅先生这种一棍子全部打死的愤青想法，我是不赞同的。

先生的拍案怒骂，主要还是因为1881年出生他，在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庚子国变、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后，依旧看不到国家和民族实现独立、富强。

尤其是晚清时代，看到分别以李鸿章和翁同龢为首的两大文官集团，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居然还陷入党争的传统老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某些文人也是在军阀之间左右逢源，谋求利益。

他老人家认为这种奴性是刻在文人们的骨子里，历经千年传下来的，所以才会骂了这么一句。

确实有那么些文人，因为对权力的热衷，对利益的渴望，而屈膝在权贵前摇尾乞怜！

所谓的说圣人言、听圣人话，说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欺骗世人的。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公器，立马就把在圣人像前立下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人徇私，却看不见自己的无耻；只顾自己的享乐，不顾百姓的死活，哪里还有半点孔圣子弟的影子！

正因为清末那些掌权的文人们，无法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更不能带着国家和民族走出痛苦的深渊，但摧眉折腰、搜刮民财、作威作福却能无师自通，这让忧国忧民的鲁迅先生如何受得了。

但他的这一句奴性骂得痛快，却把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都带上了，我认为这是不公。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有奴性思维，相反有些文人的浩然正气能令天地变色！

先秦时期的百花齐放、秦汉文人的允文允武；

魏晋风流的寄情山水、隋唐两朝的煞爽豪迈；

两宋时代的共治天下、元明时期的无畏权贵。

老子、孔丘、墨子、荀子、司马迁、张骞、苏武、严子陵、班超、嵇康、阮籍、陶渊明、崔信明、王绩、李白、颜真卿、林逋、范仲淹、陆秀夫、文天祥、王冕、张昶、蔡子英、方孝孺、于谦、王阳明、海瑞、杨涟、李贽、张煌言、金声、黄道周、夏完淳……三千年的文人风骨，传扬思想者、不事权贵者、不求苟活者，数不胜数！

然而，满清入关后大兴文字狱，折断了文人的双膝，斩断了文人的脊梁，从此天地间再也不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

所以，鲁迅先生怒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奴性，要带上所有的古代文人，我是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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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知识分子有奴性思维，大师意思是说对封建地主阶层，他们会身不由己地成为强势者的附庸和帮闲；因为统治者需要他们吹喇叭抬轿，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更需要他们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所以，充当幕僚、谋士、军师的大有人在；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政府莫不如此。

鲁迅先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洞悉民众苦难的根源，能清楚地分辩光明与黑暗，对中国的人性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才弃医从文，揭露伪善与残忍，无情地鞭挞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体现了他对统治者的深恶痛绝，同时对受苦受难的民众抱持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话也有讽刺古代知识分子迂腐穷酸、助纣为虐而又麻木不仁的意思。

在他看来，掌权者利用知识分子以柔的方式维护既得利益，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主动献媚或被迫顺从，最终成为剥削者的喽啰已成规律；偶有异类，也对抗不了统治者的铁血手腕：如司马迁身被腐刑，方孝儒被灭十族，戊戌六君子刀宰菜市口！

以此推断，古代知识分子不成为统治的帮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所以，自命清高的古代读书人群似乎是软骨病患者群体；这并不危言耸听，因为造就古代知识分子奴性思维的根源是专制制度，他一生“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要揭露封建主义制度的弊端，以此才“我以我血荐轩辕”！

安分守己，自我修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个人对社会秩序的无私奉献，要说奴性，那是对大众利益的奴性。所谓读书明理，读书明礼。

自私神圣，人人自以为是，自我膨胀的西方真的好吗？

动不动mmp拍桌子造反的思维真的先进吗？

个性固然要解放，但你得服从真理，服从人性。

社会黑暗则应该造反，但你不能因为私利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因为你要改变地位就打破规则，破坏秩序。

事实上，为鲁迅所嘲笑的“宁为治世犬，不为乱世民”，是血的教训。乱世暗无天日，生命最不值钱，连真话也没有一句。鲁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至于鲁迅说什么“放下佛经，立地杀人”，那是极端思维，恐怖思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帮助统治者把社会治理得天理、人伦、道德化，秩序化、人性化有什么不好？

诗歌一直伴随着中国，要改变地位而且有本事你就考试去，街道一片清明上河图。

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封建王权专制程度是相关的。

夏商周三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贵族民主制。周人建筑的城市里居住着国人，这是比起城外的野人的政治地位要高很多的群体，因为他们有资格当兵。即使贵如周王，也要实行民主论政，而不能够专制独裁，不然就会激起民愤。“国人暴动”发生的原因即是周厉王违反了民主制原则，实行了专卖制度，并且禁止评论国政，使得国人道路以目，最终忍无可忍，放逐了这位试行独裁的君主。

有了周厉王的前车之鉴，之后的诸夏各国君主很少再有独裁专政。晋文公时有介之推抱木而死，魏文侯时有礼贤下士，秦孝公时有求贤六国。孟子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即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精神，何来奴性的说法？

坐而论道，是国君与士大夫的相处之法，士大夫还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所谓的君子之德，要求士大夫不仅要能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更要能在江湖之远教化众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大夫的精神可不仅仅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更多的是成为社会浩然正气的脊梁。

有了这样的士大夫风骨，所以先秦时期，以及两汉魏晋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域异常丰富多彩，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创作和思想。很多士大夫出于对曹氏、司马氏篡权的不满，认为不合天道，效仿起“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做起了隐士，以致于曹丕做《大墙上蒿行》，以人生匆匆百年，隐居为何？劝说这些隐士要出山辅弼王室，并且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们。到了司马氏时期，比曹氏更进一步，对那些聚众非议司马氏的，比如嵇康等人，都给捉来——杀了。虽然士大夫精神里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视死如归，然而为政者光明正大的地杀士大夫，却是开了思想专政、文化控制的滥觞。

此后的君权越来越走向了专制，尤其是汉代以来的“君权神授”，给了世俗王权披上了神权的外衣，增强了王权的合法性，此后纷纷为历代所效仿。所有的开国帝王的传记里，无一例外都是出生时祥瑞满天，自然是带着天命来世间当真龙天子的。既然王权是“奉天承运”的，那么胆敢反抗王权的必然是与天作对，自然人人可诛之。为了增强王权的超然地位，君权不断被加强，士大夫的权利空间越来越被压缩。体现在形式上，是宋朝时的官员，已经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跟皇帝汇报工作；到了清朝，站着也不能够了，要跪着。

君主封建专制制度，从秦朝一路走来，到了清朝，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朝文武已完全异化成了帝王家的奴仆。鲁迅所说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奴性思维”，说的即是这样的情况。在明代还有很多士大夫敢于当朝斥责皇帝的过失，大礼仪之争满朝文武为之一空。到了清朝，连做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被问罪。《四库全书》里所有关于“胡”、“虏”字样全都被更改——所以有说法称《四库全书》是在毁书，一个王朝的不自信到了这种地步，何来文化自信，何来士大夫精神？

然而，毕竟还是有乡绅，在民间勉力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依靠着宗祠、乡约等传承着中国人朴素的价值观，这才有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其实不叫复苏，而是在300年压抑之后的发展。

鲁迅活跃的时期，正当民国对满清300年奴化思想反攻倒算，鲁迅做的政论杂文，讽刺时政，针砭时弊——不可避免要借古喻今，他所说的“奴性思维”，正是讽刺那些有形的辫子虽然剪了，无形的辫子深入骨髓的那些人。

鲁迅对三国两晋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认为那时的人们虽然清谈，但是文人独立的风骨尚在，扪虱而谈，摇扇退军，穷途而哭，刑场广陵等典故，都成为那个时代士大夫精神的缩影，何来奴性思维？不然，曹丕又何必苦口婆心写文章讽喻隐士们出山呢？

只是隋唐以降，专制已成常态，王权势力大张，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中国的社会土壤已经不能再有体制外的资源来供养这些独立的灵魂了。直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文人风骨渐去渐远，奴性思维大行其道。

在古代确实如此，鲁迅所以成了文学界的名人，他看得很准，也看得很透。

首先，真的很赞同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很有奴性。其实不只是知识分子，普通人也是一样。之所以会说的这么犀利，就是因为历史上有数不清的例子。虽然有东晋时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但是当我们看魏晋风流人物的时候。他们中依旧是很功利的人在。

太康诗风中的潘岳，其母亲劝他不要将功名看得太重，然而他已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大乱，劝陆机还吴。陆机始终不听，这样的处事态度，使诗人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有着悲剧命运。但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在于他们自己，是因为他们热衷于功名利禄，因此而丧命。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奴性思想。不单单是忠君爱国，也对权力的追逐，有着深深的执念，对于功名的渴望，驱使着他们成为功名的奴隶。

远有，柳如是的丈夫，钱谦益，他虽然才识渊博但是他的人品确是众所周知的差，甘做奴隶。中国的小说中，也是有这样的人。《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只是因为中举，便疯了，可以看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伤害了多少文人墨客？

今有，鲁迅先生在近代所写的《祝福》，她称祥林嫂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女人，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就是因为想做奴隶而不得，所以他们才站起来反抗。如果可以做奴隶的话，他们是不会进行反抗的。就像之前的清人一样，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次次割地赔款，若不是被压迫到极点，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文/红雨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