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支持维新变法，但不支持维新派。

甲午战争之后，变法图强在清政府高层并不是忌讳，毕竟连日本都能输，旧法的确不合时宜了。当时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变法，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变法。比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汉臣，荣禄等满臣就倾向改革。甚至于，就连慈禧也没有明确反对过变法。

所以甲午之后，戊戌之前的两年多时间，维新派在全国混得风生水起，很多官员都把宝押在他们身上。李鸿章也在这一时期向康有为的强学会捐过活动经费，以此鼓励康梁晚辈变法图强。只不过，康有为嫌李鸿章名声太臭，没有收他的银子罢了。

后来光绪下决心变法，询问慈禧态度，慈禧表示可以先试试。在慈禧看来，试试嘛，失败了也没什么。反正是光绪在台前搞，就算搞不成功，她也可以出来收拾残局。为此她还在变法前给光绪铺路，专门排除了一些顽固派大臣的阻扰。

只不过，她没有想到，李鸿章这班老臣也没有想到，光绪会玩的那么过火。以至于最后大家都不想支持维新派变法了。

众所周知，清朝戊戌变法的参考对象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可决定变法前，光绪对日本的情况不了解，明治维新是怎么推行的，他一点也不清楚。他所知道的明治维新，全是康有为转述的。而康有这个人，又不是善茬。

他为了达到强推变法的目的，经常故意给光绪传播虚假信息。

比如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本人实际上只是一个提线木偶，真正的改革操盘手是日本当时的倒幕派。

但康有为却故意不跟光绪说，他给光绪传递的信息是明治英明神武，一宣布改革，日本就改革成功了。这导致光绪对变法的困难程度没有清醒认识，错误政策后来接连出现。

还比如说，明治维新能推行有一个基础，那就是立宪。天皇先立誓“万机决于公议”，然后藩阀政府的臣子才起誓效忠天皇的。在这种关系下，天皇也要受宪法约束，天皇也不能比宪法大。国家大事，天皇要跟大家一起商量着来。

明面上看，天皇受宪法约束，他吃亏了。但天皇是光杆司令，他手上又没兵。如果各地藩阀不支持他，他凭什么改革？所以，无论当时日本的藩阀是真心认为立宪好，还是借立宪来绑架天皇。立宪都有极现实的意义。

那就是——围绕在天皇身边的人很多，天皇并不是孤家寡人。谁反对维新变法，只要明治天皇一声令下，藩阀就出兵剿灭反对派。

但康有为为了强推变法，他却故意不跟光绪讲这个事。因为怕讲了，光绪可能就不想维新变法了。毕竟“万机决于公议”，这对于一个清朝皇帝来讲，有点不能接受。（戊戌变法的内容里面没有一条跟立宪有关）

或者说，如果光绪不想改革了，康有为想借机爬上去的美梦，就碎了。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顺风的。改革，也从来都是要经历重重困难的。光绪对此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他的身边本来也没有多少人帮助他落实改革，他本来就是光杆司令。

他被康有为一通忽悠，以为明治维新是明治一个人的英明神武，上下一心，轻轻松松就把改革搞定了。他这么想，戊戌变法能成功就是见鬼了。大家肯定都不会服从他。甚至于说，万一逼急了，有些人还会造反。

所以，从此时开始，早先还对改革有支持意向的老臣就都与维新派保持了距离。他们本身并不反对改革，只不过，他们凭嗅觉感知到，这场改革不可能成功。还是要与维新派保持一定距离才好。

后来光绪的改革果然碰了钉子。慈禧为了给光绪“刹车”，便逼迫光绪连下三谕，把京津地区的军政大员稳住。不至于搞到后面不可收拾。但就这一下，便让顽固派看到了希望。这些人纷纷跑到颐和园求慈禧回宫主持大局。局势瞬间就就微妙了。

看到这个情况，康有为急了。于是，他就开始把矛头指向慈禧。在他看来，似乎只要把慈禧搞掉，改革就能成功。

为此，他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袁用武力逼宫。

其实对袁世凯这个人，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他信任袁。结果袁世凯最后告密，把他们都卖了。

而袁世凯告密的结果，就是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彻底破裂。

尽管说，康有为劝袁世凯武力逼宫的事，光绪并不知道。但光绪不知道这件事，慈禧也不知道。在慈禧看来，不是康有为想搞死自己，而是光绪想搞死自己。

光绪被自作主张的康有为害惨了。

另外慈禧与光绪决裂，还不仅仅是因为康有为想武力逼宫。当时康有为还干了件让她不能忍的事。那就是，他向光绪大力推荐伊藤博文担任宰相，并倡议清朝与日本“合邦”。

所谓“合邦”，不过就是借口。这个建议实际上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

慈禧不是个爱国者，但国家是她的，谁出卖国家利益，那就是出卖她的利益。所以她不能容康有为，也不能容光绪。事态发展到这里，戊戌变法可以说，百分百不会成功了。

慈禧的态度一向很重要。如果她不支持变法改革，别人自然也不敢有意见。所以，尽管李鸿章、荣禄等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此时他也只能站在慈禧一边，坚决的反对维新派。

他们的这种反对，并不是反对变法，只是纯粹的站队而已。在光绪和慈禧之间，他们决定还是站慈禧。

光绪这个人，怎么说呢？有志气，但性子太急了，没有城府，水平也不太行。注定成不了大事。老臣们站慈禧，很显然，是个明智之举。

戊戌变法失败后，下野的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临行之前，他按例去给慈禧谢恩。

慈禧见到他，拿出一个折子，说有人弹劾你是康党，然后把折子给他看。

在这之前，慈禧杀了一批人，所以此时大家都是人心惶惶，怕被贴上康党标签。面对慈禧的质问，这要是换作别人，早就磕头谢罪了，但李鸿章拿过折子看完后，毫不畏惧的说道：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何待今日？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慈禧听完有点意外，但也没他的治罪。毕竟这个时候，大清江山摇摇欲坠。李鸿章究竟是不是康党，并不重要。在慈禧看来，戊戌政变的核心是逼迫大臣在她与光绪之间选边站。而不是在该不该变法的问题上选边站。

1901年，慈禧决定实行新政。新政的内容与戊戌变法近似，且比戊戌变法更广更深，还涉及废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但李鸿章此时已经去世了。

李鸿章非常支持维新派，只不过维新派和李鸿章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但是李鸿章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却挺身而出支持维新派。

李鸿章支持维新派，这是从政治主张上来说的。维新派的变法观点和李鸿章办洋务在某些程度上不谋而合。维新派的很多主张是李鸿章想提而不敢提，想说而不敢说的。

因为甲午战争以前，朝廷里面保守派势力过大，李鸿章想办银行，结果被翁同龢给搅黄了。李鸿章想修铁路，结果反对声音太大，铁路修建了，只能用马来拉车。

而维新派直接主张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上迈的步子比李鸿章大多了，而且维新派面临的环境也比洋务派李鸿章要好多了，因为甲午战败，改革变法成为了朝野上下的共同语言。维新派成了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比如翁同龢结交康有为，张之洞结交谭嗣同，袁世凯和维新派称兄道弟。

而李鸿章也不甘寂寞，当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李鸿章也派人过去捐赠了一千两银子，表示支持维新派。可是康有为拒绝了，而且是不留情面的拒绝：“卖国贼的银子还是算了吧！”李鸿章当时因为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如此拒绝也有失风度。

李鸿章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在宦海沉浮几十年，对朝廷形势十分透彻，他通过这件事就明白了，维新派这伙人做事不讲情面，太过极端，维新运动恐怕是不长久。当维新派搞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贤良寺避风头，对朝廷的事不闻不问。

结果维新派的政策太激进，得罪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改革变法寸步难行，结果康有为剑走偏锋，出了一条愚蠢的计策——围园杀后，而且还让袁世凯执行。结果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皇帝被囚禁，朝廷下令追杀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出逃外国，躲过一劫。

当然维新派不给李鸿章面子，但是李鸿章还是很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中国访问，李鸿章接见伊藤博文的时候表达了对维新派的同情：“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而且李鸿章对康有为改革大清腐朽的体制很是佩服，曾经多次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

后来抓捕维新派的运动扩大了，连李鸿章也被弹劾是康党。慈禧太后就问李鸿章，到底是不是康党。李鸿章没有回避耍滑头，而是直接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后来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慈禧太后下令李鸿章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李鸿章并没有执行慈禧太后的命令，当人问起对维新派康有为的事情，李鸿章几乎没有考虑，就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

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很关心的，当得知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过得很不如意。李鸿章又写信勉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可以说李鸿章还是很支持维新派的变法，这是因为李鸿章当年办事被处处掣肘，施展不开手脚，好多事情不敢提，不敢说，而维新派却说了出来，这恐怕是李鸿章同情甚至保护维新派的原因吧。

李鸿章支不支持维新派根本不重要。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的罪人，维新派根本不屑于李鸿章。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有个片段，维新派募集资金，朝廷很多大员都出了一笔钱，可偏偏李鸿章派人送的钱，康有为不接受，甚至把李鸿章派的人羞辱一番。这个片段可以说明李鸿章当时的处境，基层百姓基本可以忽略，维新派视李鸿章为罪人，朝廷里面还有把李鸿章视为仇敌的翁同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检举翁同龢兄长）李鸿章的淮系在朝廷内也难免狐假虎威，仗着李鸿章作威作福，所以，当时朝廷之内对李鸿章可以说是骂声一片。如果不是慈禧力保李鸿章，李鸿章只能被杀以平众怒。

李鸿章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的，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后党。所以光绪皇帝对李鸿章是厌恶的，最起码不倚重，觉得有他没他是一样的。维新派当时是想邀请伊藤博文为清廷改革顾问即外相，而伊藤博文是甲午战争的罪人，又是李鸿章的死对头，而光绪维新派真的把伊藤博文邀请到北京，慈禧太后对此是很不爽的，因为清朝立国开始，就有满汉相防的祖训，慈禧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这样的汉人都是掂量着用的，忠诚与否是慈禧考量的很大一部分。而光绪竟然想用伊藤博文。其实在慈禧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何况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李鸿章见到德国首相俾斯麦，问了其两个问题，道尽了李鸿章的无奈。

李鸿章；“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

李鸿章；“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一个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

李鸿章心里是希望维新派能成功的，没有人愿意去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也希望国家强大起来，然而他无法去改变什么，李鸿章真的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敢于任事，勇于任事。但维新派在清廷这艘破船上一番折腾，只能加速这艘船的灭亡，随便一番折腾多少贵族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慈禧怕丧失权利、贵族怕没了铁饭碗、而且很多人只是看着维新派要掌权，才依附过来。等到慈禧要废维新派时，马上和维新派划清界限。

自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被举国谩骂，此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自然不敢再用李鸿章，政治上的失势已经让李鸿章无法参与之后的改革。

这时的大清国内部对于改革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保守派，他们提倡“中体西用”，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希望进行一场剧烈的制度性变革。

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一直闲赋在家，原本总理衙门的虚职也被光绪皇帝给罢免了，李鸿章对于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能力都持观望的态度，老谋深算的他一直躲在北京贤良寺中。

李鸿章的内心其实希望大清国可以迈出变法这一步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如他所料，维新只坚持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彻底推翻，此时的李鸿章一方面不参加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另一方面也不发表自己的维新失败的看法，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

此时的慈禧太后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拉拢洋人，决心再次启用李鸿章，她把弹劾李鸿章为康党的奏折扔给了这位老臣，但是她却没有想到李鸿章会如此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首先李鸿章明确表示自己是康党，已经算顶撞了慈禧，但是之后他给足了慈禧面子，表示自己不会插手光绪的废立问题，这也体现了李鸿章的政治智慧，慈禧太后被李鸿章这么一说，有点不知所措，默然不语。

这时的李鸿章对于清廷的腐败不堪其实已经感到深深的失望，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他也是伤透了心，其实李鸿章对于康、梁二人除了改革有所分歧外，还是十分欣赏的，他希望为中国改革留下火种，对于流亡国外的康、梁二人，李鸿章也曾写下书信勉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虽然你可以说李鸿章这是在两头下注，但是此时这么做确实需要勇气和魄力。就像《走向共和》中李鸿章这一角色说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鸿章希望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摸索，力挽狂澜，最终富国强兵。

有一句话叫“年少不知李鸿章,年长方知真中堂”，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领袖，深知各国政体之利弊，对于维新派的政见应有相当之同情。同时混迹官场多年也深知虚君制此时在中国断难实行，对于维新派不知审时度势，甚至牵连进光绪和太后的矛盾深深不以为然。

要了解李鸿章对于维新派的态度，首先要弄清楚维新派的后台光绪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光绪皇帝支持维新的目的到底为何。

同治十年，北京的醇王府内迎来了一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这是王府里近几年来诞下的第二个男丁。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先帝咸丰的七弟，当今同治皇帝的亲七叔醇王奕譞，母亲则是当朝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从身份上而言，这孩子可以说是既亲且贵，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子。

由于醇亲王长子早夭，这个孩子原本应该是醇亲王府的继承人，做一个太平王爷。没想到四年之后，年轻的同治帝突然驾崩，膝下无子，这个孩子就被慈禧选中成为了帝国的继承人。当时还是郡王爵的醇亲王听说这一消息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荣光，反而由于惊吓而昏厥。

“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老实的醇亲王知道皇帝的爹不好当，自己年轻的幼子进宫，虽说是位登九五，实际上是凶险至极，这样一个孩子，面对权利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注定以后的日子不会平坦，整个醇亲王府被慈禧太后拉进了大清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光绪十三年，虚岁十七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但是慈禧太后不愿意放权，通过“训政”的方式，牢牢把握国家大权。

“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

“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

随着光绪皇帝年龄的增长，慈禧太后被迫部分放权，以塞悠悠之口。围绕着光绪和慈禧太后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后党。虽然掌握了国家部分权利，光绪皇帝并不满足，要知道皇权不容分享，随着光绪帝年龄渐长，施政能力日益成熟，帝党和后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光绪皇帝想夺权，但是自幼为慈禧太后养大，感情深厚，且自身为慈禧太后所立，强行夺权，恐怕有被废的风险。于是，光绪皇帝就利用维新派进行一场改革，利用全国上下的强国热情，改革夺权，名正言顺，万一失败，也有回旋余地。因此，维新派不过是光绪帝意图夺权的工具，这点在“走向共和”里恩铭说的最为透彻“改革就是为了抓权”。

维新派所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在专制中国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皇帝若不专权，就会变成汉献帝和曹操，维新派就算是帮助光绪皇帝夺权成功，日后也会遭到清算。

在君主立宪制的标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时至今日，英国女王出席议会，议会的议长还要到白金汉宫做人质。英国有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歌剧院，甚至有皇家裁缝唯独没有皇家陆军，陆军至今不让冠以皇家称号。皆因英国陆军在内战中支持资产阶级处死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以英国封建制下的虚弱君权，让国王低头接受虚君尚且如此艰难，在中国强势君主制下，君主立宪制要实现何等艰难。可知每一次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伴随着枪炮声和漫天横飞的血肉，像维新派这种寄希望于一个无实权而希望夺权的帝王，无异于“半夜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注定要失败。深知其中厉害的李中堂又怎么会上维新党这条船。

因此，对于维新派的态度，李中堂怕是且叹且怜之，表现上保持距离，暗中保护。最后真正埋葬大清的反而是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强臣，从东南的刺马案，到庚子国变后的东南互保，再到各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清朝的专制统治，被李鸿章等人挖塌了墙角。到了辛亥革命，清政府想谋求“君主立宪”而革命党不许，真正做到了“当日你对我爱答不理，今日我让你高攀不起”。

叹的是这一群年轻书生，能以天下为己任，救国图强，上下奔走。怜的是，维新派一片赤子之心却被当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却不论成功与否，最后都是死路一条。真心没有领会中国官场“趋利避害”的要诀。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

“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

“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

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

不仅如此，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

“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因此，对于维新派，李鸿章虽知其必败，但还是寄予了厚望，并且在暗中对维新派多方支持，维新失败后，又不避艰险保护康梁等人，可谓是厚道了。

个人认为，李鸿章支持维新，但与维新派保持一定距离。

李鸿章一生办洋务，绝非守旧派，在接触洋务、交接洋人的过程中，眼界逐渐开阔，深知变法自强的必要性，他曾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可见，他对变法是赞同的。

但他对维新派却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因为：

一、派系鸿沟。慈禧主政期间，李鸿章深受慈禧赏识，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0年至1895年），可谓大权在握，朝廷柱石。他身上早已打上了“后党”的烙印。因此，他不可能投靠身为“帝党”的维新派。一方面，政治上首鼠两端一向是取祸之道；另一方面，以他的地位和资历，也不愿厚颜投靠维新派这些骤登高位的年轻新贵，仅提供一些赞助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有限支持。

二、不看好维新派团队。就像天使投资者筛选投资项目一样，不仅要看项目本身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考察创业团队，因为团队不佳，再好的项目也会失败。而维新派这个团队完全不能给人信任感。

改革是在现有框架下进行的重大调整，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者不仅需要激情，更重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手腕，需要稳重的心态和高明的谋略，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对立面，避免社会的动荡，确保改革成功。

然而，维新派的团队极不成熟。其领袖康有为善于鼓动而无政治经验，亦无耐心和包容团结他人的人格魅力。同为“帝党”的翁同龢曾评价他“狂甚”、“志大言夸”，康有为甚至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的意愿，可谓无端树敌。

其余维新派骨干谭嗣同、林旭、王照、杨深秀、杨锐、康广仁等也多是年轻急切之辈。

最重要的是，维新派效忠的对象光绪也是急躁操切，急于求治：1、冒然打破既有权力格局，大量提拔毫无资历的维新派官员，架空其他资深军机大臣，无谓壮大了反对势力。2、变法毫无规划和步骤，一百天内发出一百多份变法诏书，杂乱无章，毫无系统，让人无法相信有成熟的路线图和成功的可能性。3、在变法引发慈禧不满后，未能努力消除误会，徐徐图之，而是冒然召见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导致帝、后矛盾空前激化，再也无法挽回。

三、变法根基不足。变法是帝党主导，后党初期观望，后期反对。慈禧掌权近三十年，根基深厚，亲信遍布朝野。因此，变法想要成功，不取得多数后党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是不可能的。

但维新派一开始就没有努力取得后党势力支持，而是试图架空后党，抢夺权力，这必然遭到后党的警觉和反对。

因此，变法的根基薄弱，成功可能性很小。以李鸿章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出。因此他必然保持一定距离。

李鸿章是支持维新派的。

李鸿章本来就是洋务派，是整个晚清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他对维新运动的参与者是同情的。

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慈禧太后下令捉拿维新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被迫逃到了日本。在这种时刻，李鸿章却写信勉励他们不要灰心，要好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能力，为国所用，报效祖国。

李鸿章后来还曾和日本大使伊藤博文说过康和梁的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急了，和用人不当。

李鸿章在有一次被慈禧问到是不是康有为一伙的？李鸿章很气愤的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在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个人威信在慈禧哪里已经微不足道了，慈禧怎么会听他的呢。

维新运动的目的和李鸿章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一样，都是为了中国能富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图一李鸿章。图二康有为。图三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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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

一、戊戌变法中李鸿章的官职和对维新的态度

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

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人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

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

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

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

1898年1月24日,翁同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

二、百日维新中李鸿章的作用

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

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

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

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

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

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遂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三、戊戌政变中的李鸿章的作用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

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

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

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与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

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

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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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见风使舵，谁赢听谁的，当初清廷势大就听清廷的，后来外国势大就搞所谓的“东南互保”，卖了清廷。最后死了留下数千万两白银，宰相合肥天下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