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万历经过张居正调教，是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我不说话并不代表我啥都不知道！，啥人能用啥人不能用我心里清楚的很！崇祯就不同了，既是个愤青嫉恶如仇又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流氓小人无赖的存在，可他自己又没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没有了小人去对付东林党那帮假公济私的戏精，后面悲惨结局也就注定好的！

万历皇帝的怠政时间创造了明朝记录，甚至是历史记录，有近三十年时间万历没有上过朝，如此帝王可谓绝无仅有，但万历朝还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当然，万历还是做了部分成绩，比如万历三大战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万历朝鲜战争，这三大战役不仅给万历挽回了面子，还巩固了明朝在东亚的地位。

反观崇祯皇帝，每日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吃喝用度能省就省，虽说崇祯也做错了很多事，但他的做事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为何崇祯勤奋节俭反而把明朝搞亡了，万历不上朝却可以保证政权稳定？

一、万历初期有张居正扶持

万历即位的时候年仅十岁，十岁的孩子来主政，明显是不可能的，于是朝政由李太后和张居正掌控。张居正内有李太后撑腰，还有冯保这个死党，外有李成梁、戚继光坐镇，全国上下政令通畅，执行效力极高。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焕然一新，国库存银六百万两，粮食堆积如山，可惜万历十年张居正就过劳去世了，否则万历年间的政绩会更加突出。正是张居正改革成效，给了万历怠政的资本。

国库有钱有粮，万历就算啥也不管，这些钱粮也能支撑很长时间，而且政府运行顺畅，也不用万历过多插手。

反观崇祯上位之初，阉党权倾朝野，朝廷内部纷争不断，天启皇帝交给崇祯的就是个烂摊子。崇祯即位后首先要铲除的便是阉党，而不是什么恢复经济，因为权力还没有回到他手中，怎么开展工作呢。

二、万历中后期有名臣主政

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干了一年内阁首辅就回家丁忧了，把舞台让给了申时行。申时行没有张居正的本事，也没有那么大野心，但他的作用至关重要。

史料记载“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万历年间言官也很不消停，针对万历的很多弊政严词批评，万历很恼怒，随即下令革除那些上疏的官员。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他的作用就是稳定朝政，有些时候他需要保住下面的官员，有些时候他需要保住皇帝的脸面。

申时行就是皇帝与众臣之间的润滑剂，他既防止了冲突的加剧，也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无聊的万历皇帝还搞出了个国本之争，这其实很令人无语，换言之万历不仅没起到啥积极作用，还总在搞事情。

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而万历则偏偏为了郑贵妃长时间不立太子，申时行则再度出马，防止皇帝和官员们的过激举动。这就是万历胡来的资本，内阁有人负责，奏折有人批示，就算万历搞出再大的麻烦，也有人兜着，这在崇祯年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来看看崇祯年间的“国之栋梁”，初期，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倒阉党，阉党是倒了也引发大量公报私仇的出现，朝政一片混乱。内阁首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什么周延儒、温体仁、大多毫无建树，要不就是互相争夺权位，蓟辽督师袁崇焕就是个党争的牺牲品，崇祯除了焦头烂额也毫无办法。

三、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严重

万历年间明朝并非风调雨顺，但灾害相对较少，而从万历四十年开始，直到崇祯十三年，灾害连年决断，这些灾害包括旱灾、洪灾、蝗灾、地震、雪灾等等，持续时间很长，破坏力巨大。

为何李自成从陕西起兵，那是因为当地灾害十分严重，百姓没有饭吃，拿起武器反抗朝廷就变得顺理成章。

这是崇祯初年陕西的情况，等一切都吃完之后，人们甚至要刨开山中石块来吃，很快就能吃饱，但几天后便腹胀而死。河南地区同样苦不堪言，米价飞涨，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这自然灾害并非崇祯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崇祯只得承受却无法改变。

直至如今，自然的力量也是人类无法抗衡的，海啸、地震、火灾时刻都在威胁着人们生命。崇祯可以勤政，可以日夜不休息，但他无法阻止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亡并非人力可以改变。

四、崇祯是接盘侠

万历有张居正打底，可以让万历随意挥霍，不上朝也没关系，搞出国本之争有人管。直到万历末期，后金崛起，而明朝的那点本钱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于是萨尔浒一战输了个彻彻底底，之后的事情便交给子孙后代了。

内有灾害，起义四起，外有后金铁骑，原本的量变到崇祯这里成了质变，哪怕崇祯有三头六臂，或许也无法挽救危局。

参考资料：《明史·列传第一百六》、《明史·列传第一百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鱼亭

清山雅舍，畅谈历史。

前言

说起明朝的皇帝，都很有个性，也都很有故事可说。题述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而崇祯则是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其实会不会亡国和上不上朝、勤不勤政没有必然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万历朝和崇祯朝的区别和不同结局的原因。

万历不上朝，国家并不稳定，只是没亡国

万历皇帝是典型的的虎头蛇尾型皇帝，说白了就是“前期操作猛如虎，后期天塌没法补。”也就是说，对于万历朝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

那么所谓的“前期”，是指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大致有十年的光景。张首辅的确是国之干臣，对内能够约束住万历这个学生，对外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个时期的万历朝是向上的，大有中兴气象。

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张居正病逝，万历亲政后，很有个性的万历皇帝便开始怠政。具体表现是不上朝，理由是厌恶朝争和沉湎酒色。而且这个时期长达30多年，实在是太任性了，对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具体分析如下：

·1、曹署多空，政府运转停顿

因为明朝是皇帝决策制，很多政令万历不批复，事情就拖着办不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朝廷出现了大量的官员空缺，却因为皇帝不管事而得不到及时补充，常出现一个官吏要身兼多职的现象，但即使这样也是忙不过来的。这样一个办事效率低下甚至停滞的朝廷，国家哪有安稳可言。

·2、制衡失度，党政不断加剧

明朝为何党政不断？这是明朝的权利体制决定的，皇帝是决策者，厂卫是特产，也是皇帝的爪牙。而大臣们拉帮结派历代都不能免俗，这就需要强力的决策者不时地去调控党争的势力和规模。否则，皇帝一旦怠政，又不放权给大太监或是辅臣，那国家就没有能拍板的人了，大臣们自然是纷争不休，却难以仲裁决断。这样恶性的党争大大加剧了明朝的内耗。

·3、战役失利，女真强势崛起

这一点是最致命的，有句老话叫“女真之祸起于万历”，说得是有道理的。万历四十六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建州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分四路进军后金，结果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京师震动。虽然，万历临死前任用熊廷弼守辽东，暂时遏制住了后金。但是后金的气候已成，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蓄力，势必会成为悬在明朝头上的定时炸弹，待时机一到，就会终结明朝。所以说崇祯亡国的锅可以扔给万历，因为这是万历死前留下的烂摊子。

崇祯勤政救不了明朝，积重难返，能力不够

我是很同情他的。因为崇祯皇帝接的摊子实在是太烂了，天灾、人祸、党争、外侵，所有亡国的“大毒”他都沾上了。可以说，把秦皇汉武等厉害的帝王交换过来，也不一定能搞得定。而崇祯皇帝是典型的志大才疏型的，意愿很强烈但是能力跟不上，只能是一种“无效努力”。下面我们具体梳理一下，崇祯灭国的主要因素：

一、客观因素

·1、天灾

从崇祯元年的旱灾开始，明朝就像被天谴了一样，各种灾难接踵而至。据史书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简直就是天灾无限连击，这就彻底摧毁了明朝北方地区的经济，使得明朝变得脆弱不堪。

·2、人祸

连年大灾，加上沉重的赋税，老百姓没有活路，就只有造反一途。有名的比如李自成的义军，张献忠的义军等，这些起义军不断地辗转各地破坏。无法镇压的内乱使得明朝不得不两线作战，加剧了元气的损耗。

·3、党争

从万历时期延续下来的东林党争，在国家危亡之际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毫无团结抗敌之心。大有“亡国也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意味。作为明朝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们，大部分都没有在国家危难之际，放下私怨，挺身而出，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从整体上已沦为国家蛀虫，自私自利至极。

·4、外侵

我们说一个朝代的灭亡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内部起义成功，谋朝篡位；二是外部入侵，江山易主。那么崇祯皇帝就十分不幸地都遇上了。内有起义军这还是小患，虎视眈眈的后金才是最致命的大祸，它像一只饿狼一样不断地啃咬着明朝的血肉，直到明朝这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地。

二、主观因素

·1、志大才疏

遇上明朝这样的境遇，非旷世之才不可力挽狂澜。如果朱元璋或是朱棣复活，还是有机会翻盘的。但是崇祯嘛，虽然勤政，但是碍于能力，既无有效方略，又无用人之明，总是在不断地犯错误，然后便罪己。通俗点来说，就是毫无头绪，胡搞八搞，看着挺忙乎，很认真，其实都不解决问题。

·2、用人疑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用人不疑的道理，但是崇祯偏偏是一个用人疑人的主。镇压起义军的督师一换再换，顶不住压力，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就要换人。岂不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外行领导总是遥控瞎指挥，一度让卢象升、杨嗣昌等几个强力督师心态崩溃，也让李自成因此多次逃出生天。而冤杀袁承焕，吓反祖大寿就更是自毁长城，让敌人拍手称快。用人疑人的崇祯帝，实在是非常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其实也不咋地，国家已经被祸害得出现了衰败之相。只是当时亡国时机未到，但是巨大的隐患已经种下了。而崇祯帝面对地狱级的烂摊子，不是用勤政就能扛过去的，需要的是大智慧高手腕的帝王，而崇祯恰恰都没有，所以他阻止不了明朝的灭亡。

也许崇祯不该学项羽，还没全输就先自杀了。若是他能学学刘邦的机变灵活，迁都南京，重新振作，或许还会有一丝生机。

以上个人浅见，如有兴趣欢迎关注评论。

有个历史现象，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但是整个国家却很稳定，没有出过大乱子。而崇祯皇帝十七年勤政做事，最终国家却灭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万历皇帝）

有人可能会说，不能这么做比较。万历皇帝时期，本来国家就比较稳定，国内矛盾也不突出，也没有遇到什么天灾人祸，老百姓不会造反。同时边关也还很平稳，后金还没有那样的雄心，虎视眈眈想吞并明朝。但崇祯皇帝的时候，国内的、边关的、自然灾害的，各种矛盾都堆积起来了，而且尖锐到谁也解决不了的地步。所以，这个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两个时期的情况不一样，确实不能严格地进行这样的比较。不过，要说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也未必。因为古代是皇权社会，皇帝是天下之主，皇帝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好的皇帝可以兴邦，差的皇帝可以毁国。就算是同一个皇帝，他表现好的时候国家强盛太平，他表现差的时候，国家因此动乱没落。比如唐玄宗，前期是开元盛世，后期就是安史之乱。比如司马炎，前期统一国家，励精图治。后来想玩乐了，羊车望幸，也就给国家的覆灭埋下磨灭的种子。

所以说，皇帝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意义重大的。

既然是意义重大的，因此，万历皇帝的做法，和崇祯皇帝的做法，显然对国家所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照一般的理解，皇帝励精图治，国家就会变好，皇帝不理朝政，国家就会变衰。这几乎是铁律，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唐玄宗还是晋武帝，情况都是这样的。可是为何，这条铁律，在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身上，却不起作用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崇祯皇帝）

其实，严格地说起来，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崇祯皇帝，其实都没有逃过这一条铁律。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其实并不算怠政，崇祯皇帝其实并不算勤政，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错，万历皇帝确实是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也就是三十年不到朝堂上来办公，并不是他不办公，而是他办公的地点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朝廷，变成了他的寝宫。大臣们有什么事情，都是把折子递进去，万历皇帝批阅以后又传出来。

当然了，对于这些上奏的折子，万历皇帝并不是都会批阅，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但是，对于封建时代来说，有时候置之不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古代是农耕社会，如果老百姓能够一直固定在土地上劳作耕耘，只要没有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基本上能够确保过上比较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折腾。万历皇帝的做法，其实就是一种不折腾。这种不折腾，恰好能够满足老百姓，让老百姓安于土地，认真耕作。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然有安宁的日子，他们也就不会造反，天下也就不动荡了。

同时，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并不表示他对朝廷的控制力不强。

因为没有宰相，实际上，朝中没有形成一个中心，这样，朝中的大臣对皇权的威胁也不大。同时，明朝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对大臣们看管得都比较紧，因此大臣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也就保证了朝中平稳。

（袁崇焕）

天下百姓平稳，朝中平稳，还会出什么事呢？

那么，崇祯皇帝勤政干事，为什么反而国家灭亡了呢？崇祯皇帝的存在，有没有加速国家的灭亡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崇祯皇帝的做法，确实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古代皇帝应该怎么勤政才好？并不是他事无巨细地管事情，而是他要充分发挥大臣们的潜能。比如李世民，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他能把大臣看得准，看准以后，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同时，他还善于纳谏，采纳大臣们的意见。这样使得李世民的行政效率非常高。

但是崇祯皇帝不是这样的。他是完全对大臣们不信任。他刚把尚方宝剑给了袁崇焕，让他权宜行事，结果刚过了一年，就把他杀掉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搞得那些打仗的大将们缩手缩脚，都不干轻举妄动。

此外，崇祯皇帝还由于多疑，性情不定。这使得大臣们更加害怕犯错误。一些本来不想投降的人，比如祖大寿等，最终也吓得不得不投降了。

总之，崇祯皇帝表面勤政，但是都没把劲用在恰当的地方，自然不能挽救国家，反而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等）

万历皇帝朱翊钧从11岁登基到20岁期间，张居正主政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统治的危机。万历亲政后，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的懒惰怠政，不但后世史家多有批评，当时的官员也常有弹劾。其实明朝中期处理政务的机制逐渐改变，廷议-拟票-批红-封驳-执行的形式，上不上朝都没太大关系。虽然万历偷懒三十年之久，并非是真的不管事，而是采取召集大臣私下议事，还有小事不管，大事严抓，诸如万历三大征这种事情就是万历拍板决定的。万历即使不上朝，国家大事他也不糊涂，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群臣曾建议从朝廷大臣里选派封疆大吏，接着被他一顿批，说没上过战场的京官怎么能戍边？甚至还曾下令，只要是人才，可以破格越级提拔。后来在青海立下边功的郑洛，便来自他的慧眼识英。而且一旦决定用谁，万历的态度便十分坚定，哪怕周围各种构陷弹劾，也从不为之所动。他也开了赏赐统帅尚方宝剑的先例。他任命李如松提督辽东，任命徐贞明开垦京郊农田，都招来反对声一片，弹劾奏章满天飞。朱翊钧却从不动摇，相关弹劾一律压住：天塌下来朕顶着，你就给我放心做事。事实证明，他都对了。

如果要万历对明朝灭亡负责的话，首先就是他对张居正逝去的清算。朝廷清议为一己之私谤伤张居正太过，恰恰迎合了万历帝清算张居正的心理成为求官之捷径。当清议不争是非争意气，士风就败坏了。然后就是万历偏爱福王朱常洵，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最终引发了“争国本事件”。这件事进一步败坏了士风，导致了万历与群臣彻底闹翻，退休和死去的官员不补缺，断绝了官员升迁机会，让官僚集团彻底失望。士风败坏，官员党争，导致了杨镐这个无能之辈多次战败没有受罚反而成了明朝镇压努尔哈赤的统帅，萨尔浒之战因他而败，后金崛起，“辽响”因此而开，国民负担加重。

很多人把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推给万历皇帝、天启皇帝。但在我看来其实最大的责任还是要在于崇祯。财政方面，的确在崇祯之前问题已经存在。但是崇祯登基后却没有大魄力进行改革图存，一直单纯致力于加税，使本因天灾人祸生活艰难的底层人民更加困苦。“剿饷”“练饷”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征的田赋越多，放弃田地的农民越多，农民起义就越壮大，需要的镇压军饷就越多。此时北方满清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

崇祯朝军事实力并不弱，军事人才更是数不胜数。崇祯朝与满清的战争中虽处于弱势，却一直将满清的统治势力限制在山海关外。在剿灭流寇上，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又用孙传庭。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督中被诛者七人。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锦会战中崇祯不顾实情一味催促将领上前，导致战场形势恶化最终走向失败。此役之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最终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因兵部尚书陈新甲不慎泄漏议和，满朝哗然，最终崇祯极没担当的將一切责任推给陈新甲。陈新甲被处斩，与清朝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特殊的宫廷生活环境、坎坷多事的命运，造就朱由检的畸形性格。在皇权纷争之中，在朝野党争之际．在抵御后金、对付农民起义之时，表现出聪颖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又刚愎自恃、勤心图治而又急躁专断等复杂情性．最终导致悲剧结局

如果将崇祯帝的性格特点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个性其实本来并不算怎么恶劣，在一般人身上顶多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罢了。可怕的是，这些本来并不算十分恶劣的性格特征，一旦同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威结合起来，却变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力量。崇祯帝作为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积极有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崇祯帝的这种积极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如果在明末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比较昏聩的皇帝，例如万历或是天启那样的皇帝，明朝的国祚也许还能再苟延一段时间。

崇祯因积极振作而误国而亡国，这本身就是个令人震惊的话题，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难免就会牵扯到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在含着血泪总结了亡国痛史之后，才写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一点没有提到崇祯帝和他的历史教训，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克服的遗民情结。但从其内容来看，却不难找到崇祯朝事的影子。黄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权限制君权，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师友”，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崇祯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颜婢膝的实况。而在《学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关于“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大胆政治设想，显然也是深深有憾于崇祯时期天子刚愎自用，以致杀身亡国的惨痛记忆。

这事说起来比较痛苦，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败亡，很大程度上是为万历、天启两朝背锅，中间还有一个泰昌，可皇帝在位不过一个月，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谈。

后人说起崇祯帝，最惋惜的是他空有兴国之志而无兴国之能，加上前朝累积下来的种种弊端，最后国破家亡，自己自缢于万岁山。

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虽然在万历时期，大明同样也是内忧外患，其严重性不比崇祯朝低，可是万历朝与崇祯朝最大的区别就是：万历朝有钱，而崇祯朝没钱。

所谓有钱好办事，万历朝开始十年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已足以够万历皇帝挥霍的了

基本上每个王朝到达一个节点后，其建国初期的问题弊端就会一一展现出来，尤其是经济问题，一文钱都能难倒英雄汉，何况是整个大帝国。而一旦深陷帝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场“违背祖宗之法”的大改革，像战国时期的各种变法，汉朝桑弘羊变法、南朝宋刘裕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等。而在这变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

万历是个幸运的皇帝，在面临国家经济奔溃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擎天之柱，顶着压力为了积重的大明朝实行了一次变法，史称“张居正变法”。

1. 朱元璋亲手制定了大明朝的税收体系，主要是农业税和商业税两者皆收，其中农业税占了九成以上，朱元璋虽然讨厌东南沿海的商人，可是也不得不依赖他们的税收来充实国库；
2. 到了明朝孝宗时期，由于豪强土地兼并，日益减少的农业税收已经无法负担帝国的运转，于是朝廷就扩大税源，向湖广、四川等地方迁居移民，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如此一来大明朝税收又有所增加，史称“孝宗中兴”；
3. 而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更是把收税的矛头指向了东南沿海的海商以及前来贸易的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这些人的免税资格是由朱棣皇帝亲自赐予的，朱厚照敢于违背祖制向其征税，虽是无奈之举，可也给国库运来了不少白银；
4. 由于不堪重负，东南沿海的海商联合葡萄牙人和倭寇作乱东南，加上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扰，嘉靖朝既无法从东南沿海拿到钱，又得应付四面八方的内忧外患，只是勉力支持，到嘉靖皇帝死后，大明国库存粮竟不满一个月，此时大明王朝已经接近奔溃的边缘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时不过十岁，由母亲李太后垂帘听政，政事则全部交给内阁首辅兼帝师张居正处理，有感于压力日大的经济危机，张居正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并得到了李太后的全力支持。

从万历元年开始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结合了前朝的征税方法，加上隆庆朝（万历父亲）首辅高拱的改革路线，在全国执行“一条鞭法”：

1. 首先把所有农业税统一名目，比如里甲、均徭及各项杂役总编为一条税收名目，化繁为简，既避免中间收税官员的层层剥削，又使得饱受剥削的穷苦小民们认清交税内容，不至于发生抗税事件；
2. 清丈全国土地，按田亩数量征税，将宣德朝以来的土地兼并危害彻底清理一番，让多地的士绅土豪交税，也让那些“诡寄”的平常百姓无所遁形，由于朱元璋规定：士绅和宗室可以免税，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地主、小农就把自己的土地“诡寄”在免税的人群之中，同样也享受免税服务；
3. 把前朝执行的白银兼实物交税统一改为白银交税，使得民众少受剥削之余，开始建立了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将前朝的两税法转变为货币税，减轻朝廷厘清部门的工作。

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国家可以用来征税的土地从孝宗中兴时的四百多万顷达到了七百多万顷，年税收最高峰时期达到了八百万两，全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拥入万历的腰包。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就是在这样腰包充盈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张居正死后，其变法也戛然而止，国家财政又开始陷入危机，而崇祯皇帝用来征税的手法也可谓是简单之极：加派

虽然张居正为万历朝攒下了一笔财富，可是在面对辽东、宁夏、日本等外部压力，万历一朝已经把家底打空了，到了天启朝，由于有魏忠贤当政，他的阉党势力足以压制占据了东南大量赋税的东林党，在从他们手下抠出银两之后，天启一朝七年始终没有过大的外部忧患，就算内部有过白莲教起义等事，可朝廷始终有点银子可以拿来镇压，不至于酿成大祸。

结果七年后崇祯继位，辽东努尔哈赤势力越来越大，不但统一了辽东女真，连接连叩关南下，而此时的崇祯虽然扳倒了魏忠贤一党，但他所重用的东林党人却都是一批空口说白话的清流官员：

1. 万历二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回家，在家乡修建了宋朝杨时讲学时的东林书院，听者日盛，逐渐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文官力量；
2. 在万历朝魏忠贤的压制下，东林党的势力始终抬不起头，结果因为一场梃击闹剧，东林党因为有拥立太子朱常洛的功劳，势力开始强大起来；
3. 在魏忠贤被杀和击败原有的齐、楚、浙三党之后，东林党一支独大，执掌了大明文官集团大权，史称“众正盈朝”。

东林党人的私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好人，可是在处理国家政务上要的却不是好人，而是能人，像张居正用人就是如此，哪怕有一些道德问题，但只要能做事就可以了。可是东林党掌权之时，完完全全就是以道德为标准的一刀切，用人不看能力而看品德，结果就是一大批有能力但也有污点的官员被裁，没能力但有品德的人被升，蓟辽总督袁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沈阳、辽阳相继失去。

而且前面也说过了，这时候朝廷是没钱了，能收的土地税越来越少，可是东林党中人大部分都有商人背景，他们深知如果国家要用钱，依照前例就是对商人下手，所以东林党人达成了共识，只要崇祯皇帝一说开拓税源就集体反对。比如兵部尚书申用懋建议崇祯扩大商业税时，东林党人就群起而攻之，把他硬生生地挤出朝廷了。

崇祯没钱了，只能加重农民的负担，一是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到崇祯三年，每亩田加派高达一钱二厘，共增赋九百万两，以应付辽东步步紧逼；二是剿饷，主要是用来应对国内高迎祥、李自成的起义军，自崇祯十年开始加派，前后加派达三百万两；三是练饷，崇祯十二年再加练饷，共计七百万两；此外还有崇祯八年的助饷，再加上官员的剥削，农民的赋税从之前的一半交税，一半糊口的勉强，到后面一半交税，一半充饷，全家人连口吃的都没有了。

而且崇祯也算是倒霉催的，内忧外患之下还遇到了荒灾流行，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最后就是民变四起，把大明朝给灭了。

总结：崇祯是个生不逢时的皇帝，他的失败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自己

或许是从小养成了猜忌多疑性格，崇祯为人刚愎自用又死要面子，面对空谈误国的东林党不敢出手，又忌惮拥兵在外的武将，到最后还是只能再起用太监，重蹈天启朝的覆辙，可天启朝至少还有一个魏忠贤，崇祯朝的太监却没一个有能力能协助崇祯，崇祯之败，除了他自己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他还得面对几百年来的国家弊端，大厦将倾之时又只愿独力支撑，焉有不倒之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万历和崇祯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来进行一下比较。

第一个，万历朝官僚体系还能正常运转，但是崇祯朝官僚体系内部相当混乱。崇祯朝这边，魏忠贤虽死，但是阉党还在，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夹杂着其他的一些斗争。

第二个，东林党归根结底是代表着江浙新兴工商业者利益的，而这部分税收实际上到崇祯朝就很难收上来，这样一来，农业税收就相当可观，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发生。

第三个，外患看一下，万历朝其实还好，但是到崇祯朝，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点无需多言，很多人都清楚这段历史。

第四个比较为人忽视，就是崇祯后期发生了可怕的鼠疫，这个在历史史料中记载都相当欠缺，但真心是要了崇祯的老命。

这样一来，就比较好理解为啥万历不上朝一切稳定，而崇祯勤勉却没用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应该是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注解。常言道“有福之人不用忙”，万历就是一个这样的皇帝。

万历在位时期，长达数十年不上朝，国家的稳定全赖于文官体系仍然得以正常运行。他还能够有实力进行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基于将士用命，战略得当的缘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敌人大多都不成气候。西南的杨应龙只是弹丸之地，东北的女真还在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日寇入侵也在国家的多次打击之下退回了本岛，这就是万历的幸运所在。明朝的终结者流寇集团的代表高迎祥、李自成等还是年轻人，更是不成气候。所以，万历皇帝即使不上朝，也没有人对于他的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如果让万历对阵羽翼丰满的皇太极、多尔衮，那么他恐怕还不如崇祯皇帝。

崇祯的勤政的确是事实，但并非所有的努力都会获得回报。只要几个点出现了大问题，即使你努力得再多，反而会加速自身的的灭亡。崇祯在诛杀袁崇焕之后，实际上就是昏招叠出，不仅错过了和满清和谈的最佳时机，还被清流所裹挟，在最终只能是黯然退场。究其根本，是因为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官场的贪污未除，几乎人人都贪污的朝廷不可能发展。第二，国家缺少可靠的重臣，有名臣辅佐是运气也是天时。第三，军队缺乏有效的调度，战略上没有重视流寇的力量。这三点共同使得局势失控，最后明朝败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被表象所蒙蔽，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明朝灭亡，不是一朝一夕的造成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万历皇帝十岁继位，早年有首辅大臣张居正辅佐，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明朝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亲政后，他延续了张居正的治国方略，勤勉朝政，开创了“万历中兴”新气象。万历皇帝主持了有名的“万历三大征”，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疆土完整。但是他执政后期荒于政事，甚至不理朝政。皇帝懒政，朝庭官员跟着懒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等到明朝最后的崇祯皇帝继位时，明朝已经病入膏肓，岌岌可危。崇祯皇帝力图振兴明朝，他重振朝纲，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是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万历年间留下的后患已积重难返，最终在内忧外患下，自杀身亡。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并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他只是一个背黑锅的罢了。

万历和崇祯这爷孙俩可谓是明朝末期两个极端的皇帝，爷爷万历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伟绩”，而孙子崇祯一改前朝皇帝不务正业的习惯，为政兢兢业业事必躬亲。

爷爷在位期间创造了“万历三大征”、“万历中兴”等加固了朱明的政权，孙子在位期间内忧外患最终不得在煤山自缢殉国。

爷爷在位时重用张居正为大明续命六十年，孙子在位期间首辅更换频繁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

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的人生轨迹，用“造化弄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万历时期虽然也创造了中兴鼎盛的局面，但是在繁荣的躯壳下面掩盖的却是千疮百孔的基石，而崇祯虽然想要努力改变这个局面，却也只能是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大明已经烂到底了。

从夏商周开始，一个朝代的衰亡绝对不只是亡国之君的责任，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直接导致大明灭亡的是背锅的崇祯皇帝，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大明灭亡万历皇帝更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一、明朝的总理机关：内阁

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和现阶段的内阁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行政制度了。内阁是什么东西？举个例子，皇帝与内阁的关系，有点像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董事长负责决策，而总经理负责执行。

皇帝虽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决策人，但是皇帝在面对大明铁骨铮铮的文官时也会三思而行，所以皇帝大多数时候不愿意直接对接六部的官员，这时作为中间部门的内阁就出现了，百官们的意见和皇帝的决策都汇集在内阁，内阁里首席大学士就自然的成为了首辅，首辅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意义上的政府总理。

所以从明仁宗开始明朝的内阁就逐渐地成为了国家的中枢，即便皇帝长时间不理朝政，只要内阁还在大明的行政机器就能正常的运作。

从这点来看，万历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张居正，相比之下，崇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责任全落到了一个人头上，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

二、救世宰相张居正的力挽狂澜

可以说，万历皇帝成也张居正毁也张居正。

万历皇帝他爹隆庆皇帝在位仅六年就挂了，帝国的重担便落在了10岁的小翊钧和他母亲李太后身上，这时候孤儿寡母把宝压在了张居正身上，因为有老张和李太后的日夜看护，使得小翊钧像个提线木偶般做着乖宝宝，还好张居正是个忠臣也是个能臣。

可惜好景不长，在第十年的时候，张先生挂掉了。

十年间小翊钧可以说是在张先生的说教（否定）下长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使得叛逆期的小翊钧越发的压抑，所以在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万历便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

万历对张居正的厌恨也进一步的扩散到了朝堂之上，在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便开始放飞自我，不愿意上朝，而“国本之争”事件更是让他厌倦朝堂，大明帝国也由此开始越走越低。

三、勤奋的崇祯给大明画了一个凄惨的句号

崇祯为人即勤奋又节俭，如果把他和万历调换一下，可能崇祯皇帝会被写在历史明君的丰碑上，可惜的是他只能出现在亡国之君的列表中，这一切都怪他有一帮可以称之为“混账”的祖宗身上。当然明朝的灭亡也不能全怪祖宗的不争气，天时、地利、人和皆失才是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

• 天时

从崇祯元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可以说老天都要收大明，首先是连年不断的干旱，导致北方寸草不生、饥荒不断；其次从崇祯十三年开始，中原大地开始大面积的爆发鼠疫，而这场鼠疫则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入关才结束。

• 地利

内忧外患不断，由于连年的干旱和大面积的鼠疫，使得明朝十三省内流民不断、盗匪四溢，而由于崇祯错误的裁员决策，导致各地起义不断，这其中就包括把大明送上断头台的“闯王李自成”。外患则是东北地区后金的崛起，由于皇太极对山海关不断地骚扰，使得明朝不得不分兵抗之，如此便让大明入不敷出的财政更加吃紧。

• 人和

前面说到，皇帝与内阁的关系就像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崇祯这个董事长因为太勤奋，把总经理的工作都抢去做了。

崇祯这样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这就让底下的大臣们不太好做了，最终导致君臣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到最后崇祯不得不喊出：“诸臣误朕也......皆为奸臣所误。”而他自缢之时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其实，万历和崇祯在管理明朝这件事上，就像是王校长创业，前期资金雄厚随意挥霍，看似风光无限，但是内地里已经是日落西山、大厦将倾，所以到了后期王校长怎么兢兢业业也无力回天了。一个是有资源给你创造你没有好好经营，一个是你想好好经营却苦于没有资源，这其中的功过得失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