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有匈奴 西晋有五胡 隋唐有突厥，两宋有元金 明有后金。

中原农耕文明比较容易积累财富粮食衣服什么的 游牧就收益低些，看着眼红就抢

由于它们不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会积攒粮食，而且粮食这种东西，比肉类要更加容易储藏。且农耕这种获得食物的方法，比游牧更加安全和可控。在遇到不可抗力的天灾时，农耕民族受到的伤害最小。而游牧民族只能靠掠夺农耕民族的粮食来度过难关。不是它愿不愿意入侵的问题，而是不入侵就得灭亡的问题。每次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都是在气候巨变之后。气候巨变使得饥荒大规模爆发，为了活命，于是都向条件好的中原进攻

就拿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吧

游牧民族的生产特性特别单一，能自我满足的也就是一些牲畜、肉、奶、木材、皮毛之类。但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布帛、手工制品、金属制品、盐之类的玩意他们没有。在中原还是诸侯林立的时候能自然形成一种商业逻辑关系，毕竟草原上的马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各路诸侯都是要抢的，所以大家做做生意各取所需。比如说春秋战国或者是三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就很少，就是因为能做生意维系生计，就不用打仗这种不划算的手段。

当然，这不绝对。因为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以小部落形式存在，有时候觉得抢东西比买东西来的方便时，南下掠夺的事儿也稀松平常。但这种小部落性质的抢劫规模很小，闹腾不出啥。

但是，一旦中原统一，这事儿就微妙了。因为一旦中原有个统一政权以后，对草原的马匹需求量就减少，而且统一商业贸易这块也由一个统一的中原帝国说了算，商业逻辑关系就这么破了。那缺乏必需品的游牧民族就只能靠抢，而想打劫一个统一的中原政权，那就得让小部落先联合起来。这也是为啥从汉代起，北边游牧每次闹事儿都是以一个游牧帝国的形式入侵，而且影响很大的原因。

游牧民族喜欢发动战争，其实也是不得已的行为。

不是因为他们民风剽悍，喜欢打打杀杀，而是不通过战争的形式，无法解决自身遇到的很多困难。

首先是资源问题，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其不能自给自足

游牧民族一般都生活在中原的西北方，西面的一般叫做“戎”，北方的一般称为“狄”。

但一般情况下，游牧文明是比较简单的文明，相比于农耕文明来说，起源也比较早，这些保持着游牧文化的民族之前也是华夏民族的一支，只不过后来二者分化，形成了文化上的隔阂。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匈奴，有很多部落，是夏后氏的苗裔，源出姒姓。但它与中原有很多相似的习性，比如崇拜的图腾都是龙，所以匈奴有“龙城”。

这一些民族在资源匮乏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条件比较艰苦，经常迁徙不说，内部也经常因为资源而互相攻伐，所以都比较贫穷。

尤其是当这些部落被统一之后，资源的匮乏就称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还是说匈奴，这个部族有很多常见的分支，比如山戎、猃狁、荤（xūn）粥（yù）、义渠等等，都是匈奴族。他们在很早之前就从华夏分离出去了，商周时期就与中原诸侯国有摩擦。

比如秦国之所以立国，就是因为秦襄公曾经对犬戎的征伐。

这些小部族在春秋战国阶段对中原的影响并不大，凡是中原诸国出兵基本都能轻松取胜，说明实力不在一个量级上，但因为忙着内战，对他们关注度不高。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也完成了对匈奴部族的统一。

这就出现了一个对比，中原王朝统一之后建立的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而处于北地的匈奴才刚刚进入奴隶制社会。

这就是社会资源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进程的不同。

这时候的匈奴没有农耕技术，也没有种植业生产的条件，环境恶劣，人口——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其国家的发展。

可以说这个新建立的匈奴国家一穷二白，通过正常贸易的手段来取得资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么为了生存，只能选择发动战争来掠夺了。掠夺金钱、物资、人口等等有利于其发展的东西。

所以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不顾国力空虚也要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同时征调民夫于北方筑城、修长城，就是因为双方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于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匈奴统一国家被赶出秦国边境七百多里，还被一堵高墙阻拦在外。

因为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不想秦朝那么强硬，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因为有长城等设施的阻拦，并没有那么大，汉朝愿意用一些物资来换取修生养息的时间。

匈奴得到了可用于发展的物资，就转而以威慑为主，偶尔进行一次抢掠，很少发动大规模战争，匈奴也迅速强大起来。

所以说，如果物资有保障，能很好的生存，谁都不想进行战争。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和平年代的发展速度是要远远超过战争掠夺的。

其次是人口问题，稀缺的资源不能供养过多的人口

我们知道，和平年代里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明一个安定的环境，非常适合人类生存，中原王朝的人口数量在战乱时期锐减，而新朝建立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激增的现象。

但是，人口问题的背后是资源问题。

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到底能不能支撑得起其人口的消耗，这是限定人口最关键的要素。就像为什么今天我们总说地球上的人口有一个极限，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超过极限的人口。

放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里同样适用。

它们可以通过畜牧业等行业积累生活物资，也可以通过威胁中原王朝向其提供丰富的物质支持，比如上文说的匈奴，两宋时期的辽、金。

但是，这些物资的生产并不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迅速增加，还是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模式和科技水平，外部输送的物资多半也会流入游牧民族中贵族社会之中，并不能直接用于底层百姓生活。

这就导致了人口问题在和平年代里会逐渐成为社会的负担。

听起来很残酷，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很多游牧民族需要在人口过多的时候发动几次战争来消耗自身的人口数量，使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

最后是商贸问题，不通过战争很难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

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典籍上看到中原地区的民族对于那些落后的游牧民族的态度。

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是有一种先天优越感的，它看不起不如自己的文明，这在历朝历代都如此。

不说汉族政权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蔑视态度，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宋明两朝对于北方政权的批判等等，就是清朝成为正统王朝，接受农耕文明之后同样对于其他文化产生了俯视心理。

所以说，在这样的心理影响下，双方平等交往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看双方的贸易就能知道，其实是不平等的。中原文化给这些游牧民族的物资很多都属于日常生活的用品，但是换回来的物资却往往是战略储备，比如战马、钢铁、兵器等等。

这两者的价值孰高孰低一目了然，就相当于中原文明在用价值较低的轻工业产品来换取重工业物资一样，一个口香糖换一把钢刀，这样的交易能是公平的吗？

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游牧民族虽然生产力比较低下，但并不代表智力水平就低下，他们同样看得到中原文明对他们国力的压榨，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扬长避短，以自身高强的战斗力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战争的理由。

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里，没有武力威慑的贸易是不可能存在公平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在这种交换里并不适用，因为整个市场是畸形的，所依靠的就是游牧民族对物资的需求。

游牧民族很少与中原文明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中原文明耗得起，但游牧文化耗不起。所以南北朝、两宋、元、清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游牧民族吞并北方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恢复生产，然后才会去蚕食南方的政权。

这也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经常发动战争的原因。

说白了，不是因为喜欢发动战争，而是生存所迫，不得不进行战争。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拿我们古代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事，说说这个问题。

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最强兵种！而等到马克沁重机枪普及以后，游牧民族就开始热情好客了。

一个民族敢对另一个民族发动战争，肯定是因为他拥有更强的暴力武器。就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不就是仗着自己武器先进吗！？给国军同样的武器装备，能把鬼子按在地上摩擦！

这个道理，放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关系上也一样。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因为有马，无论是机动性和战斗力都要远强于步兵。而且，游牧民族就算没有和农耕政权硬钢的实力，但是，也可以依靠机动性抢掠我边疆百姓。他们抢了就跑，我们还追不上。

在游牧民族看来，农耕民族就是ATM机。没钱了，抢一把。没吃的了，来抢一把。没穿的了，再来抢一把。闲的没事干了，也可以来抢着玩一玩，大家乐呵乐呵。

有朋友说了，游牧民族是因为没法跟农耕政权正常贸易，才抢掠的。

那我要反问下，为什么马克沁机枪普及以后，他们不抢了？

农耕政权也想跟他们好好贸易，可是，人家想占据主导地位，不高公平买卖。甚至，一言不合就开打。在农耕政权没有强大军队支撑下，根本就不能和他们贸易。

所以，这还是“拳头大小”问题。

（文|勇战王聊历史）

游牧民族好战，也可以理解为游牧民族的军事性，而其成因是复杂的。其最底层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生产形势、以骑射为基本生产技术的游牧经济生活，这种独特的游牧经济生活孕育、培植了游牧民族迥异于农耕文化内容的特质和传统。

一、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征战，形成军政合一、兵牧结合的体制

家畜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财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几乎都仰来家畜。但事实上，一切生活用品都依赖家畜的纯粹意义上的游牧业并不存在，因为牧民毕竟不能一年四季都“食畜肉，衣皮革”，他们无论如何也需要一部分粮食、丝帛等农产品和受工业品。

虽然游牧民族自己也经营一些粗放农业和简单的家庭手工业，但游牧经济本身的流动性不可能给予这些行业以大规模发展的机会，其结果必然导致游牧民族农业生产和工艺文明的落后。历史上游牧民族原因更农耕民族展开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在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农牧民族间的贸易并不是经常顺利得以保持下去的，在贸易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而当矛盾激化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时，在经济生活上严重对外依赖性的游牧民族必然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机动性大肆掠夺了。

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频频发动战争，其原因能够归纳为：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是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即游牧经济类型的单一性造成的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物质资料的觊觎是促使他们频繁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动力之一。对农耕文明的抄掠，是游牧民族改变他们因游牧经济单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质境遇的一种措施和最便捷的经济补救手段。因此，游牧民族频繁外征，呈现出一种军事性，是与他们的这种经济生活有关的。

我们还可以从游牧民族对掠夺物的分配形式来看其军事性的全民性认可。游牧民族首领对掠获物并不是全部吞没，而是每一个参加掠夺的游牧成员均可从其战利品中分得一份。

匈奴人的法律规定：“其攻战，斩首虏赐一酒，而所得获因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柔然则规定：“先登者赐以获。”突厥人：“抄掠资财，皆入将士”。蒙古人：“虏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

所得虏获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有参战人员，最好是“没有人没有分到”。对战利品的这种分配制度，激励游牧民们具备“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牧合一的双重本领。

同时，这种分配形式所决定的共同经济利益，使草原上的不同游牧部落或部族很容易冲破种族和地域界限迅速形成部落联合制国家，继续掠夺。甚至有时暴风骤雨般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创建囊括众多部族的草原帝国。而掠夺一旦停止时，他们也就做鸟兽散，强大游牧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游牧民族以兵牧合一和向外扩张为特点的军事性在此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为游牧民族实行军事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文已述，家畜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家畜繁殖得多而快，游牧民族就生活殷富，游牧部族和国家就强盛；反之就会衰微，甚至走向衰亡。正如史书上所说的：“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

但是，牲畜的饲养和反之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它对自然条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需要丰富的水草和适宜的气候，限制特别大。在古代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小，一旦遭遇风灾雨雪，严寒旱疫，牲畜大量死亡，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经济即趋萎缩，人民饥饿困毙，不足也濒于灭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丰美水草的牧场，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发现了延续生命的源泉，失去则要陷入“六畜疲赢，人皆菜色”，乃至整个部族走向消亡的厄运。牧场——家畜——生命，这是摆在古代游牧民族面前永恒的主题。

但草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恩赐。随着游牧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家畜的大量繁殖，各部族恐怕就不能像原先那样随意迁徙到他们所看中的任何一片优良牧场上放牧了。所谓游牧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在广阔草原上随家畜逐水草过着流浪生活，而是不同游牧部族在各自的“分地”内依季节的变化过着有组织有规律的迁徙生活。

游牧地的划分，给游牧民族的活动以一种限定。但是游牧民族不会因此而永远安分守己在各自的狭小游牧地内活动。首先是由于游牧经济对大自然的强烈依赖性，当连续几年风调雨顺而牲畜大量繁殖，原游牧地牲畜容纳量超载时，游牧民族必然要把目光转向临近的游牧地；另一方面，一旦遇到风雪严寒的凶年，牲畜大量死亡时，游牧民族也会向外寻求水草；加之草原水草分布的不均衡以及各部组原占有游牧地广狭程度地不同，所以这些因素不可能使游牧民族在自己那一块游牧地老实呆着，于是向外扩张，争夺更辽阔更丰美的牧场构成了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种情况在游牧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更为突出。因此，游牧地划分的同时也为各部之间争夺游牧地的战争埋下了火种。

三、游牧民族最基本生产工具弓马，为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提供了绝好辅助条件

具有真正意义的游牧生活，应该是从骑马术的反开始的，因为骑马术的反才使游牧民在广阔草原上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成为可能。

同时，骑马术的发明所带来的又一重大结果是，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与马的快速性和灵活性有效结合起来，产生出强大的军事机动力，为游牧民族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提供了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军事攻击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出现才得以告终。

骑马术的发明，使游牧民族转化为“对定居民族的军队来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的战士，并彻底改变了此前游牧民族无法与拥有众多人口、强大经济实力和高度发达农耕定居文明的农业民族相抗衡的历史。

与骑马术并重的是射箭术。谈及弓箭，就不能不提游牧民族使用弓箭进行围猎的问题。这与游牧民族军事性特点的形成有重要关系。

游牧经济其实脱胎于狩猎经济，但由于游牧生产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不大，各种野兽仍以草原为栖息地，因此游牧业即使发展到相当发展的阶段，狩猎业仍然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生产辅助手段和生活来源。同时也是最隆重的娱乐活动和最重要的军事训练活动。

狩猎经济如此重要，决定了弓箭在游牧民族中的重要价值，匈奴人发明了“号箭”（响箭）鸣敌，突厥人制造出“射程、弓力和命中率比古时更完善的”木质、骨质镶拼而成的M形弯弓，这些都反映了游牧民族很高的制作技术。

弓箭在游牧民主的频繁使用和改进，使他们被农耕民族誉为“控弦之士”或“马上弓手”，游牧帝国被称之为“引弓之国”。

同时，弓箭为游牧民族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是，它为游牧民族弯弓跃马，博取烈烈武功提供了在古代社会中使用起来最为灵便的远射程武器。弓箭武装了游牧民族，成为他们的常用武器之一。游牧民族的生产工具弓箭，也和战马一样，使游牧民容易转化问战士，为游牧国家军事性的形成提供了显著的辅助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游牧民族好战，即使只从经济角度阐述也有很所层原因，况且除了以上谈及的一些经济形态原因外，还有其他许多非经济因素参与，使得整个问题复杂化。如军政合一制度的建立，也是游牧民族奴隶制形成时期游牧统治者组织游牧民为其掠夺更多财富的一个重要决策；北方草原的寒冷气候对游牧民的血气充盈、彪悍尚武性格的塑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终日使用刀剑屠宰家畜和捕杀野生动物为生的日常生活内容，对游牧民族残忍性和嗜杀性的形成也不无影响；游牧经济的流动性导致游牧民族文化积淀的困难所带来的游牧民，不存在农耕民族那样“仁义礼智信”等精神和道义上的束缚，以及艰苦的游牧流动性生活磨练出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因素也都助长了他们的尚武精神。

生存，若不是为了生存，谁想天天打打杀杀。

农耕民族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会建立大的国家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和平状态，就算最后灭亡了，那也是因为土地兼并和中层的严重内卷。

也就是说比起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是朝不保夕的，而农耕文明对天灾的抵抗能力远超游牧民族百倍千倍。

记得苏武牧羊嘛？匈奴王把不投降的苏武拍到北海牧羊，那个地方在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早知道在匈奴再之前的时候，即使是贝加尔湖再以北很远的地方也是可以游牧跑马的，当无数年前亚洲和美洲还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的原始牧民为了追逐猎物进入美洲，成为了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但到了人类文明记录于纸张的时候，北方就越来越冷了，冰雪覆盖的地方越来越多，最北方的部落就要南迁，南迁挤压了南方部落的生存空间，他们就要再往南，抢劫中原的农耕王朝。

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应该更能体会吧，农业发达就会增加人口，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有更多的人进入本就需要人力和集体劳作的农业生产，形成反哺。而养殖业在今天仍然风险很高，一场疫情就能血本无归，更别说几千年前北方游牧民族除了疫病还有恶劣的天气，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他们的长处：武力来夺取他们缺少的东西。

而在中原王朝视角，抵御北方的牧人需要招募军队，修筑长城和烽火台，建立防线，储备军械，编练乡勇等等等等，草原人南下抢劫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原王朝的防御成本，加之中原王朝即使如唐明初期攻略草原也维持不了长时间统治，所以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最后能在中原王朝虚弱时称雄一时。

但是近代就好了，大家都能歌善舞会烤肉。

战争，谁都不想看到，谁也不想参与。谁都不希望有战争，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战后的家园重建，心理建设等大大的影响着人们更加珍爱和平。所以，大家都呼吁和平，希望世界永远和平！

那么历史上不光是游牧民族爱发动战争，好战的个人主义也爱发动战争，为了本国的利益不得已发动战争。

游牧民族之所以发动战争这要和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性说起。

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大，经常随着季节变化或者大自然的变化而迁移，这样难免与周边国家产生联系。

就以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来说吧，它们的活动范围紧挨着中原地区。所以他们也能看早中原地区的发展，大家知道，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都是偏远的草原，那里物资匮乏，生活环境恶劣。这也就导致了游牧民族也会觊觎中原的丰富物产和生活环境。

所以，当他们骚扰边境能得到一些丰富的物产后便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久而久之。中原就好像仓库一样，需要的时候就来取点。

一方面，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体素质普遍要比中原地区的人要好，这也就造成北方游牧民族的战士作战能力比中原地区的战士作战能力要强很多。它们有能力打赢战争。

另一方面，因为游牧民族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所以游牧民族的青壮年每一个都是天生的骑兵，而中原地区不仅骑兵质量和数量都比不上北方游牧民族，就连战马也要差很多。它们有发动战争的装备能力。

第三个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太过于恶劣，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天气更加寒冷。待在原地一定会被冻死，所以南下寻找生活机会，他们有发动战争的愿望。

第四方面，中原地区的王朝通常都不会太强大，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著名将领能给与有力反击，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挨打，这就给了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信心。

不是每一个民族或者国家都喜欢发动战争，战争要的是结果，但谁也不会享受其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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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这个问题，先提一句《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群岛家族箴言:强取胜于苦耕，世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都是信奉这一箴言，发动战争以掠夺为生，这是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性格决定的。

不像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大都生活在草原、戈壁上“逐水草而居”，住的是容易拆迁的帐篷，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因为没有土地耕种，不会被土地约束，因此国境也是随着迁移而定，这种流动必然意味着侵略。

游牧民族的迁移主要靠马匹，在工业时代之前堪称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骑马牧牛羊是人人必会的技能，再加上经常打猎精于骑射，这样一支庞大的骑兵就形成了，虽然人口不多，但人人皆兵，这样数量上就很可观了。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游牧民族并不是天天都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田园生活，而是极易遭受天灾，一场雪灾就可让牲畜大量冻死，因此要有饭吃，就得去抢别家的牲畜，所以征战不断，而且都是生存之战，这样最后能活下来的都是真正的强者，如匈奴的冒顿，蒙古的铁木真，个性坚忍凶悍，渴望征战掠夺，这是游牧民族的天命。

有骑兵有强者，又有对外扩展以改善生存环境的天然渴望，不发动战争干啥子去？旁边的农耕民族，就相当于虎狼之侧的肥羊，味美多汁又个性孱弱，正好下手。于是乎战争就开始了。

总体来看，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大多意味着文明的倒退，所到之处城池被毁，良田荒废，人口大量死亡，对很多发达的农耕文明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如蒙古大军在欧亚大陆横行造成了千万级乃至上亿人的损失。

但历史也有两面性，没有游牧民族的千万里征战，东西方文明就不可能融合交汇，而文明的流动是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如阿拉伯文明也是从游牧开始的，最后玩升级，成为影响世界的高级文明，当然也有把自己玩废掉的，如蒙古，各汗国遍布欧亚但最后都土崩瓦解，除了将基因洒遍欧亚非，其他并无贡献。

最后提一句，游牧民族的升级版其实是海洋民族，就像开头说的铁群岛，现实如维京人，英吉利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把马换成了船，大陆平原换成了辽阔大洋，最终用枪炮和贸易改变了世界，这才是终极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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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一直是古代中原王朝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难题直到清王朝的建立，才逐渐解决。

相比中原农耕文明，游牧民族发动战争有着先天优势。

1. 这些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2. 游牧民族完全没有中原王朝的道义羞耻观，只有利益为上。“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3. 人人都能骑马，骑兵机动性强，劫掠完了，还能赶回家做农活。即便途中碰到阻碍，大不了骑马跑回家。（《史记.匈奴列传》）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除了武力值，不输中原王朝。经济却不如农耕文明。

据学者计统计：通常20亩才能养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而一个游牧民族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游牧者的抉择》）

不难看出，游牧民族的生产力远远低于中原农耕文明。若是碰上灾荒年，本来就没有道义所讲的游牧族，只能“南下牧马”，以抢劫为能事。

作为游牧民族的目标——中原农耕文明，因为需要大量的人手用于土地的精耕细作，不可能做到人人皆兵，即便招到兵，用于反击。这些劫掠者早已逃之夭夭。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战争就是它们的文化，或者说是信仰。一个不会打仗的牧民在他的部落里会被歧视的，由于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崇尚的是强健的体格，精湛的武力。它们没有城市作为庇护，随时随地都有面对自然号其他部落的危险，唯一能够靠的就是自己的强健体魄，甚至就是格斗的能力，由于自己常常被抢，加上自己没法时也抢别人，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道德上的负疚。相反，觉得自己凭本事抢的理所当然。而农耕民族因为体格更为弱小，而且平日喜欢积聚财物，常常成为他们的首选。君不见，每当一个城市被他们攻破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