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在演义中是正义的化身，是力挽狂澜拯救东汉朝庭的英雄。在正史中，王允却是十足的书生误国。

杀掉董卓后，王允有点忘乎所以了。

王允用计杀掉董卓后，在宴席上谈起董卓之死时，侍中蔡邕长叹了一口气。王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为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哀伤，何也？随把蔡邕下入大牢。

蔡邕在狱中认罪，并说: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

太傳马日磾对王允说:伯喈旷世逸才，使续成汉史，诚为盛事。

王允说:昔孝武不杀司马，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哀微，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

后来，王允下令杀了蔡邕。一代大儒因一声叹息送了性命。

王允杀蔡邕，话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含了无法说明的私心。董卓把持朝纲时，王允和蔡邕却深得重用，这其间，王允干了不少违心事，说了不少违心话。他怕蔡邕这个书呆子，如实记录于史书中才杀了蔡邕。

王允没有为政经验，对西凉军处置不当，终至大乱。

董卓死后，王允以司徒身份主持朝庭日常工作。这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处置凉州军的问题。

几经考虑，王允决定以天子名义赦免他们，诏书己经拟好了。本来，这样做是对的，董卓被杀后，凉州军残余的牛辅，李傕，郭汜等人己经如惊弓之鸟，如好好按拂，以后在慢慢分化未始不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王允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派李肃去把牛辅等人缉拿长安进行审判，并解散凉州军。终于酿成了兵变。

牛辅意外死亡后，李傕，郭汜等人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派人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他们的罪过。不少大臣都看到时局中所蕴藏的巨大危险，劝说王允接受。

但王允却拒绝了，理由是，天子一年内不可两次大赦，要赦免等到明年再说。王允的教条的书生气，又一次错失了按顿天下的良机。

贾诩这个搅局者的出现，结合着王允的书生气，终于，把刚看到一丝微弱和平曙光的东汉朝廷又拖进了万丈深渊。

小说《三国演义》中，司徒王允巧施连环计，利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最后使吕布反正杀死董卓的情节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上不存在王司徒献貂蝉的事情。真实的王允是一个有报国之心却不懂政治的儒生，他的人生也是波澜壮阔很是精彩。

一， 少年成名。

王允是东汉末年太原郡祁县人，他的家族以精通儒学而在当地很是知名。而王允聪明好学，是一个很讲究儒家气节的人，他对于学习经典很是勤奋。被当时的人称作：“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而王允的正直和不畏权贵也让他之后平步青云，他十九岁的时候再太原郡做小吏，当时晋阳县有个小黄门赵津仗着自己巴结京城宦官的势力，贪横放肆，为祸乡里，王允马上就派人逮捕他下狱被处死。这引来了百姓们拍手称赞。后来，太原郡的太守王球任用毫无操守的无赖路佛为官吏。王允犯颜力争，批评太守这种任人唯亲的行为。王球大怒，把王允关入死牢。刺史邓盛知道此事后很佩服王允的正直，便设法把他救出来，任命为别驾从事。从此以后，各州郡都知道有一个敢和上司顶嘴的正直的官员王允，王球迫于压力也只得把路佛罢免。

王允为官清正廉洁，是当时难得的好官，而且本人又是儒学大家，很快就得到朝廷赏识，升迁为侍御史，从此由地方进入了东汉王朝的中央政府。

二，得罪宦官。

之后爆发了黄巾起义，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行动。王允在孔融和荀爽的辅助下，在对黄巾军作战中取得大捷，并且搜到了宦官张让和黄巾军勾结的书信，于是王允便向汉灵帝告发了张让的罪行，但灵帝只是责备了张让一顿。从此，宦官集团就个王允成为死敌，并借故陷害他，要将他置于死地。

王允面对宦官的多次陷害毫不畏惧，最终被罢官判处死罪，他从容的走进囚车。这样的铮铮铁骨让朝中大臣们敬佩不已，纷纷上书皇帝请求赦免王允。汉灵帝最后免除了王允的死罪。但是宦官们仍然对他恨之入骨，王允于是变更名姓，辗转于河内和陈留而郡。

三， 诛杀十常侍。

汉灵帝驾崩，当时外戚大将军何进谋划诛杀十常侍，便把王允招在自己府内。在何进的帮助下，王允再次获得官职。宦官势力最终被何进的外戚势力打压，而大将军何进也由于自己的自大而被十常侍设计杀死，随后是袁绍和王允等大臣诛杀十常侍。

但何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接受袁绍的建议招镇守西凉的军阀董卓进京。董卓进京后，何进已死，继位的少帝年幼，朝中群龙无首。于是董卓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废少帝改立陈留王，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个君主汉献帝。之后董卓专权，害死少帝与何皇后，消除了外戚的势力。并胁迫献帝迁都长安，将朝政把持在自己手中。东汉王朝再次陷入混乱中。

四，策反吕布。

董卓很看好王允，献帝继位后，王允被升迁为尚书令，后又升为司徒，掌管朝廷祭祀和教化天下百姓的大权。面对强悍的董卓，王司徒只得假意顺从，等待时机。

董卓千方百计的笼络王允，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而王允则在暗中联络诸侯入京讨伐董卓。当时董卓从反对他的丁原手上把猛将吕布挖过来，认为义子。吕布也将丁原杀死，以换取董卓的信任和赏赐。然而董卓生性残暴，曾为了一点小事就用手戟扔向吕布；吕布又和他的侍婢私通，这让他惴惴不安，担心哪天事发就被这位太师杀了。

王允早就和吕布结交，关系很好。知道了吕布的担忧后便劝他诛杀董卓，做一个中兴汉室的功臣，并把自己的刺杀计划都告诉了他。吕布在王司徒的劝说下背叛了董卓，答应做内应诛杀董卓。

公元192年，汉献帝命群臣到未央殿聚集，王允派勇士十余名伪装成侍卫在北掖门等待董卓。董卓的车架来到北掖们时，侍卫将董卓刺伤掉下车架，董卓正要叫吕布护驾，结果被吕布一戟刺死。董卓一死，大臣们很是慌张，王允怒斥他们，称这是诛杀贼臣，并亲自坐镇稳定人心。残暴的董卓就这样死在了王允的计划下，百姓们欢呼雀跃，百官也以王允马首是瞻。

五，不懂政治，书生之见。

王允设计诛杀董卓后，曾受董卓提拔的大才子蔡邕想起了董卓的知遇之恩而为他流泪，王允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忠的行为，于是不顾朝臣反对将蔡邕下狱处死。此时王允在政治上的幼稚性已经显现出来，他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能臣，但他却做缺乏领导朝政的能力，而是迂腐的按照儒家经书的道德和原则来运转东汉的朝政。

而刺杀董卓后，吕布与王允的矛盾也开始出现。吕布认为自己是大汉的功臣，而王允则把他当成刺客一类的人看待，并不听取他的意见。

吕布请诛杀董卓苏率领的西凉军以除后患，王允则认为董卓残暴与部下无关。既然不杀，那就赦免吧，但王允又顾虑西凉军是叛逆，不能轻易赦免罪行。又有人建议他把袁术兄弟的关东人马派去西凉震慑董卓的军队，但王允又担心调走袁家兄弟的军队后关东会出乱子。

六，身残余孽。

就是这样犹豫不决中，董卓的部下惶恐不安，不知道王允到底要怎么处置他们。而蔡邕之死则更刺激了西凉军，随后牛辅和李榷，郭汜等董卓的旧部纷纷在西凉自守。这时候吕布又派李肃到西凉诛杀牛辅，牛辅率西凉军打败了李肃，但自己却在乱军中被杀。西凉军群龙无首，李榷派使者到长安请求王允赦免西凉军，但遭到王允的拒绝。在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下，李榷郭汜结盟，连夜奔袭长安，一路上收集残部扩充军队，到达长安城下时已有十万之众。长安城坚守了八天，最后城破。

王允拒绝了吕布逃亡的建议，说了一句很牛逼也很感人的话：

“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少幼，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后汉书·王允列传》

李榷郭汜攻入长安，对汉献帝说自己是为了替董卓报仇，并不是要对皇帝不敬。汉献帝在威逼下只好对攻入长安的西凉将领封官拜爵。而参与诛杀董卓的人则被打下大牢或被杀。

王允曾举荐同乡人宋翼和王宏为左冯羽和右扶风拱卫京城，这让李榷等人不敢杀王允，于是让献帝下旨招宋翼和王宏进京。王宏打算联合关东的诸侯攻打京城，但宋翼不同意。于是二人一起奉命进京，京城的威胁解决后，王允和宋翼，王宏三人一起被斩首于长安。

总结：

历史上的王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在儒家经典下熏陶出来的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按照儒家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他是一个无私的忠臣，但执掌最高权利时仍然按着儒家的教条来行事，却丝毫不懂政治的复杂性和平衡性。终于王司徒由于自己对董卓余孽的暧昧不明的态度，导致了西凉军的反攻，自己身死的时候也让朝政再次落入军阀手中，掀起了汉末群雄争霸的的序幕。

正如《后汉书》中评价的那样：“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有工拙”。王允真的只适合做一个正直的大臣，却不适合做一个帝国的领导。本着“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原则，我觉得不必刻意去批评王允，因为他只是能力不行罢了。

《三国演义》中，虚拟了貂蝉这一人物，使王允的计策通过一个美女来实现，这自然是为了增加戏剧性和吸引力。但相比正史中的王允来说，反而弱化了几分胆识和能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之见，因为王允城破时说的话实在太牛逼了，让人不禁有一种尊敬之情。

东汉末年名臣王允的名气是跟董卓、吕布、貂蝉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三个人，大家才知道和熟悉王允，再经过说书人的传播，王允把一个娇滴滴的四大美女之一送出去，引出来一番爱恨情仇的故事，这正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素材，所以，王允想不出名都不行。

《三国演义》中并没有过于美化王允，也没有刻意贬低，因为王允在演义中，本就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并非主要角色，没必要特意增加笔墨。只不过按照历史上他在除董卓过程中的经历稍加虚构，让故事更精彩而已。而虚构的故事反而让王允的功劳减色不少，因为把一部分功劳按在了虚构出来的貂蝉身上。

正史中的王允出身名门，也确实在除董卓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他的出发点也没有为国为民那么高大上，依旧是权力派系间的斗争而已，只不过，董卓干的事比较不符合正常规则，成了恶贼，除掉他的王允自然就成了忠臣。

王允除董卓的历史背景是，汉灵帝死后，本来是皇帝的左右手，帮助皇权抗衡世家集团的宦官集团（十常侍为首）和外戚集团（大将军何进为首）没有了一个老谋深算的皇帝的控制，他们之间开始了争夺朝政主导权的斗争。

因为宦官集团势大（汉灵帝曾设立一支皇帝直辖的军队，掌军的就是宦官蹇硕），何进觉得自己搞不定，于是找来了世家集团当帮手，王允就在其中，史载：“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而以王允和袁绍为代表的世家集团愿意帮助何进，也是为了在这场争斗中谋利。

此前，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在汉灵帝的指挥下，是联手对抗世家的，世家们落于下风。现在，外戚和宦官斗起来了，不管是哪一方获胜，世家们都能渔翁得利，并且，他们更希望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都完蛋，这样，掌权的就只剩下世家集团了，为此，袁绍一直在鼓动何进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此后发生的“十常侍之乱”的初期，基本上完成了世家集团的谋算，先是宦官们干掉了何进，然后袁绍又用为何进复仇的名义，带兵杀进皇宫中把宦官干掉了大部分，虽然整个过程比较血腥，但到这个时候，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都元气大伤，世家集团出头的日子似乎要到了。

但唯一让王允和袁绍等世家子弟们没料到的是，皇宫中的皇帝被部分宦官带出宫跑了，还偏巧落到了带兵进京的董卓手中，其实，董卓能合法的带兵进京还是袁绍给何进出的主意，这下好了，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鹬蚌相争，得利的渔翁却不是世家集团，而是董卓这个西凉军阀。

“十常侍之乱”后的政治格局让世家子弟们颜面无光，辛辛苦苦谋算良久，结果却不如人意，只能继续斗争，这次的斗争对象就是董卓了。在斗董卓的过程中，王允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董卓这个外来户也想让世家集团帮助他掌权，为此，特别重用王允（另一个董卓想重用的世家子弟袁绍跑了，跑回老家举兵讨伐董卓，王允在内，袁绍在外，内外夹击董卓）。

史载：“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董卓这已经算是相当的信任王允了，只不过他的媚眼抛给了瞎子看。在王允们眼中，“十常侍之乱”中窃取了胜利果实的董卓，绝对是生死大敌，必须要干掉。

和“十常侍之乱”中谋算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一样，世家子弟书读得多，办法也多，在王允的主导下，董卓最终也被干掉了，王允干掉董卓的经历还被各种演义虚构出来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但不管怎么说，世家集团这次是真的赢了，王允代表他们成了朝政的主导者，其“录尚书事，总朝政”，登上了人生巅峰。

但王允的人生巅峰也到此为止了，导致王允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招安董卓的那些拥有兵权的部下们，由此引发了李傕、郭汜等人的叛乱，叛军攻陷长安，王允不愿意跟随吕布去逃命，最后被叛军活捉并杀害。

根据史书的记载，王允在叛军攻进长安以及死前的一系列行为还是很大义凛然的，他跟劝他逃命的吕布说：“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被抓后敢当众指责李傕、郭汜作乱，可见，王允不怕死，至少是有着世家子弟的风骨。

不过，王允的缺点也很明显，正如史书上评价的，其“不循权宜之计”，在“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中，仅仅是躲在背后出出主意，搞些阴谋之事，王允还能游刃有余。当他正儿八经走上台前主导朝政时，自大的一面就被权势放大了。

王允在主政后，冤杀犯言直谏的蔡邕（蔡文姬之父），因一念之恶放弃招抚董卓余部，完全没有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应具备的素质。董卓被除掉后，他最应该做的是，维护新生的朝廷的稳定，为此，需要放下一切个人恩怨和好恶，王允没能做到，之后的乱局和他脱离不了关系。

如果把王允造成的后果放在三国时期的几位主要角色身上，我想，最应该感谢王允的非曹操莫属，没有王允引发的李傕、郭汜叛乱，汉献帝也不至于要从关中往中原逃亡，而曹操正是借此机会迎汉献帝到许昌，并“奉天子以令不臣”，完成了从地方诸侯到汉相的转变，王允对曹丞相未来的崛起而言，还是有功的。

演义中的王允为国为民，巧施美人计以貂蝉离间董卓与吕布，终于除却国贼董卓，堪称良臣。后董卓余党破城，王允怒斥逆贼被杀。

正史中的王允出身太原望族，少有“一日千里，王佐才也！”19岁为郡吏，捕杀“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的恶霸，怒怼太守，被刺史辟为从事，“允由是知名。”后被三公同召至朝廷担任侍御史。

王允因得罪权宦张让，两度入狱。在群臣营救下出狱后，他“乃变易名姓”，闻灵帝崩“乃奔丧京师”。董卓进京，废少帝改立汉献帝刘协，王允任司徒兼尚书令。他尽力“扶持王朝于危乱之中”，当他发现董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时，便密谋除之。他“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吕布趁董卓入朝时“因刺杀之。”

翦除国贼后，王允居功自傲，渐失众同僚之心，又冤杀蔡邕，错误处置董卓旧部与吕布。董卓旧部凉州军将领李傕和郭汜率部反，攻陷长安。王允拒绝吕布同逃的建议，扶汉献帝逃至宣平城楼，被李傕抓获，与“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

可见，演义中除了写他冤杀蔡邕和逼反凉州军外，隐弃了居功自傲的缺点，又在他死后，虚构出“史官有诗赞曰：‘王允运机筹，…………犹绕凤凰楼”情况，所以，《三国演义》美化了王允。

一、

王允19岁当官，年少即有大志，不仅习文诵经，也学习骑马射箭。

太原太守王球想任命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王允坚决反对，因此得名。

二、

王允为人中正耿直，当时王允得罪了宦官，杨赐不忍心其受苦暗示其自杀，王允以为臣者只可服王命而拒绝。

董卓当政时，要封他温侯，王允坚决不接受，后听从劝说而领二千户食邑，坚守长安而为汉室守死节。

三、

王允脾气顽固，除了早年与宦官死磕，在董卓既除之后，处事非常死板，时局不稳却不安抚人心，也导致群下都不愿意与之为伍。

客观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几个基本点来判定。

一是，不带主观色彩，看他的立场、阶级类别、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二是，既看历史大环境和又看当时的政局小环境来综合评判。三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有没有泯灭。

那么结合上面的三个主要节点，我们来一一剖析真实的王允。

王允出身名门世族，董卓出身庶族军阀，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

提王允就绕不开董卓，董卓是王允留名于世的主要原因。假设没有董卓的出现，那么现在史书上有关王允的记载会一笔掠过，今天的这个题目应该也不会出现。

王允的军功章--董卓：

字仲颖，陇西临洮人。董卓出身于庶族家庭（其父只是一个县尉），这在东汉士族占据统治核心的时代，董卓可谓是一出生就微不足道，如果他不努力打拼，估计一辈子也就在州县混个一官半职，董卓的进阶之路和王允比起来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但是时势造莽雄，董卓成长地是凉州---那里是汉羌战争的主战场，军功是进阶的快捷键，在生存环境恶劣、民风彪悍、朝不保夕的环境中，董卓形成阴损毒辣的性格时必然的。他在这里更懂得暴力、枪杆子的莫大作用。

王允的进阶之路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出身太原王氏，世代官宦。这句就厉害了，世代为官，他进入朝廷为官是水到渠成之事，几乎无外界恶略环境来影响他，而他的世界观形成亦是士族阶层的观念，这个观念的主要功效之一就是鄙视那些草芥的庶族。所以王允天然的对董卓有鄙视心理，就算董卓日后入朝尽心辅助、忠心不二这种鄙视也不会消失。

小波折会有的，王允在跟中常侍斗争失败后隐居于世，又被何进唤醒从新进入权力中心，在董卓把持朝政之后，他更是做到司徒兼尚书令，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你没看错，王允的司徒是董卓执政时获得的，这样看来董卓对王允有提携之恩，但王允随后却又暗算了董卓。

王允除掉董卓是为了公义还是私心更多？

董卓上台以后，不断的向士族示好，高升王允、包容蔡邕、继续用袁隗（后来因袁绍才被杀）等等举措，就是因为他在朝中无根基，又不是士族的代表，所以才形成对望族献媚、对外残暴无度的双重性格。

王允当上司徒以后，权力欲大增，再加上董卓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可以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既夺取权力又获得美名。并且王允在除掉董卓获得权力后，做着与董卓一样的事：杀蔡邕、拒绝李傕、郭汜投降（导致自己的灭亡）、睚眦必报、心眼小到极致，他只顾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忘记了乱成一锅粥的朝堂，间接导致汉朝的灭亡（清朝学者钱大昭的观点）。

王允为汉朝的灭亡按下了加速键

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三国志·董卓传》

这句话你得细品，再品。这不是与清代的文字狱没有分别嘛，阿谀奉承皆下狱处死，一个“皆”字，就透漏出王允的无脑与狂妄。

什么是阿谀？如何界定这类人群？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登记造册，王允就臆断出谁该死谁能活，这不是把自己凌驾于朝廷法度之上吗？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允通过洗牌，洗掉了他认为不该留在世上的人群，留下了顺从他的。面对蔡邕的苦苦哀求，王允毫不手软。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后汉书·蔡邕传》

说什么冠冕堂皇的怀私遇、忘大节，都是夹藏私货的无耻之言。

“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后汉书·王允传》

王允传中这句话，就问王允你脸红不红？对别人和对自己就这么双标啊？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

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你对他的人品有何看法？

他创造了汉王朝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遭受更长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这是柏杨对王允的结论，言尽于此，我就不过多论述了。

王允是东汉癌症晚期的一次化疗，但是毒副作用巨大

评价任何人都要看到功也不能漏掉过，王允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虎视眈眈朝廷时，还能对汉室保持忠心，这是他的高光时刻，无论多少错误行为都难以磨灭。

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后汉书·王允传》

王允在完成绞杀董卓的历史重任后，却又一再犯浑，与董卓斗智斗勇的智商，随着董卓的西去也被埋黄土之下。一次正确的化疗本可以把东汉重新拉上马，却因王允的无知而带来了无限的毒副作用。

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后汉书·王允传》

王允没有政治的敏锐嗅觉，对董卓旧部态度又是摇摆不定，该信任时不信任，不该信任时又任性信任，哎！天道轮回，看来东汉的劫数是你王允改变不了的。

综上所述，对王允盖棺论定：聪明反被聪明误，反送了卿卿性命。

• 王允（137年－192年），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东汉末年时期大臣。出身太原王氏，世代官宦。举孝廉出身，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出任豫州刺史，勤政爱民。斗争中常侍张让失败后，去官隐居。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掌权之后，辟为从事中郎，迁河南尹。董卓拥立汉献帝即位后，代替杨彪，拜太仆、尚书令、司徒，密谋刺死董卓，联合吕布共同执政，日益骄傲自满。初平三年（192年），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攻破长安。王允兵败处死，时年五十六岁。
  
• 正史中的王允不趋炎附势，以不畏豪强闻名于世，在当时，请王允出仕的人不胜枚举，王允可谓是文武双全，出身名门，当时的大名士郭林宗称他为“王佐才”。
  
• 但是，评价人物都要有两面性，王允虽有才华，却很是自负孤傲，在当时他密谋刺杀董卓时，将此事交给了吕布，可他打心眼里瞧不上吕布，骄傲自大，杀了大儒蔡易，最后因刚愎自用丧了命
• 演义对王允的评价有文学美化的成分，但是王允仍不失为一个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人物。

王允（137年－192年），字子师，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据《后汉书》）。东汉末年大臣。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岁就开始任公职，壮年时任豫州刺史。因为在和中常侍张让的斗争中失败，王允被迫去官隐居，在中平六年，何进掌权之后重新出仕，历任从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进被宦官诛杀，董卓掌权时，他已经代替杨彪成为了司徒兼尚书令。身为地方官勤政爱民，由于朝廷腐败而被迫在此为官，从而密谋刺杀董卓。董卓死后，王允与吕布共执朝政，但是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率军攻破长安，吕布出逃，王允被处死，时年56岁。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

　　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允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勿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腐败，导致中央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忿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从事也对王允的再次入狱深感忧虑，他们想方设法营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气的下属去狱中探望王允时，痛哭流涕，劝王允向张让认错赔罪，求他网开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绝。下属找来一杯酒，气愤地对王允说：“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还在狱中受别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属的意料，王允一把夺过酒杯，厉声说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赐罪于我，我应当接受惩罚，按照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而且天下人都应以我为戒，不再违反法律，维护社会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药，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车，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由于王允一直又没有向张让赔罪认错，张让又进一步渲染他的所谓的罪行情节。

　　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审，王允的手下官员和朋友以及朝中许多官员都十分着急，想制止张让对王允的陷害。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替王允求情，希望汉灵帝能够赦免王允。他们在奏章中写道：“王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官尽忠尽诚，宽宏贤能，具有君子的风范和气节。过去晋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吗？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诛讨逆贼，安抚良民，本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难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吗？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给予他处罚，恐怕有负众望，百官有所不服吧。”灵帝刘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狱重新定罪。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张让始终从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继续上书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刚刚出狱的王允虽对张让等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不久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王允很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从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张让伏杀何进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宫。

　　公元189年（永汉元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公元190年（初平元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杨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杨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他曾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密谋诛杀董卓，后因皇甫嵩升迁，杨勋势力弱小，只得作罢。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只有杨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杨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杨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董卓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在大事没成功之前，不能有丝毫破绽，您与董卓加官进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节，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因意气而误了大事啁！”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命听封。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与董卓爱妾私通，怕董卓发现报复，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年四月，正当王允等人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事前，吕布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并且株连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吕布也多次相劝，可继而王允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吕布又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公卿、将校，王允又不准。王允平日却看不起吕布，以剑客对待他。吕布也认为自己有功劳，自吹自擂，既不得意，渐渐与王允不和了。

　　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嵩（字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汉献帝逃到宣平城楼。

　　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李傕、郭汜命令手下当场将王允处决，时年五十六岁。

　　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来，王允又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允有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