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的迅速崩塌中，东林党的危害远远比阉党的危害大，原因如下。

一.以阉党为首的魏忠贤，虽十恶不赦却从没有阻碍过明王朝的重大决策，反而极力维护，而东林党则不然，说是祸国殃民也不为过。

了解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忠贤虽然十恶不赦且贪权，但他从未伸手贪污过国家拨给地方赈灾的银两。举个很明显的真实事例，在明朝末期，北方天灾频繁，地方百姓苦不堪言，崇祯皇帝为了安抚百姓，曾经从国库拨给地方巨额赈灾银两。

当时的魏忠贤尚已经被崇祯迅速除掉，没有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压，东林党迅速恢复元气。崇祯拨给地方的赈灾款项还没到达百姓手里，在经由东林党人手里下达地方后，款项已经所剩无几，要知道当时的崇祯皇帝为了这些赈灾银两可以说是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反而被他所认为忠诚的东林党文人贪污一空。

而他所认为奸臣的魏忠贤呢？在魏忠贤还在时，崇祯拿不出赈灾银两，交由魏忠贤办理，在魏忠贤的胁迫威逼下，东林党人被迫纷纷拿出自己的银两赈灾，往下拨款时也没有任何人敢从赈灾款里拿一分钱。因为一旦拿了，就会被魏忠贤抄家灭族，可以说当时的东林党人怕极了魏忠贤。正是因为由于魏忠贤的存在，东林党的文人才敢有所收敛，也只有魏忠贤的雷霆手段能震得住东林党。

在有关于明王朝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中，如平叛、赈灾等都是魏忠贤等人极力维护和出谋划策，从来没有妨碍过。也正是因为魏忠贤的一力震压和调和下，辽东袁崇焕还能跟当时的努尔哈赤的叛军分庭抗礼。反而魏忠贤死后，边关大军纷纷兵败如山倒，袁崇焕也被灭杀，大明王朝自断臂膀，而内又起义不断，这一切跟东林党人都脱不开关系。

二.魏忠贤虽然罪大恶极，但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背叛明朝统治者，反而是那些虚伪的东林党人，在明朝灭亡时投降叛国。

不否认魏忠贤实在可恶，但他作为臣子只是贪权而已，就跟后面的鳌拜一样，虽然争权夺利功高震主，但本质上并没有想过要反。反而是朝堂之上的东林党人，在后期明朝准备灭亡时，连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前线军队筹军粮，哪怕崇祯拉下脸面哀求，他们十万两也拿不出。

然而讽刺的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在当时随便的一家大臣家里都搜出了上百万两白银。当搜刮一遍京城的所有大臣府邸之后，搜到了高达七千万两白银，这可是当初在朝堂之上崇祯皇帝苦苦哀求连十万两白银都都拿不出来的东林党人啊。连最后崇祯皇帝都不得不承认东林党的祸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总结:事实无论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还是东林党，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魏忠贤是贪权不叛国，而东林党则是贪权贪钱叛国，东林党人作为臣子的自私程度和危害比魏忠贤远远大的多，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经典名言:“书生误国”。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阉党都是坏人，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可是放到现在，我觉得事实未必如此，东林党未必就代表着正义的一方，阉党就未必一无是处。甚至我觉得，东林党对于大明朝的灭亡，所承担的责任，比阉党更大。

阉党是投靠太监头子魏忠贤的政治势力，可不都是由太监组成的。在魏忠贤当权的时期，魏忠贤可谓是想着方子帮皇帝捞钱，当然这其中他自己也能捞到不少好处。但是利用这些矿监，税使，通过向有钱人征收商税，海外贸易税，使得明朝的财政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好转。

我们不管魏忠贤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有钱之后，大明朝的军队也就有了战斗力。在对付满清的战争中，由于军饷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大明军队开始变的能打仗了。在和满清的战斗中，明军的胜率开始提高。

而当东林党上台之后，他们一句与民争利，就把这些政策全部抛弃。缺少了这么一大块收入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变成了入不敷出的状态。大地主大商人身上的压力骤轻，成为了东林党人执政的最大赢家。

其实这很好理解，就像特朗普总统上台军工类股票暴涨一样，特朗普的背后就是这些军工企业。而东林党人的背后，就是这些江南富绅，东林党上台之后，自然投桃报李。

只可惜他们这样做，苦了老百姓，因为国家没有钱，但是国家还得打仗，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加派税收。这样一来，原本还能活下去的升斗小民，再也没办法糊弄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成为起义军中的一员。

可以说，东林党人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起义军大佬的铁杆盟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些起义军，早就被明朝政府军消灭了25次了。

之所以每一次大败之后，他们都能够迅速的崛起，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好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得不加入起义军的队伍。所以，李自成应该颁发给东林党人一枚大大的奖章，所谓功勋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应该这么说，东林党是很好的在野党，有他们的存在，执政的阉党不敢过于放肆，能够使得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不至于出现逆行等情况。

有人说魏忠贤如果不死，明朝不至于灭亡，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你品，你细品，发现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阉党这些人就是货真价实的真小人，东林党这些君子们一脸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做过什么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嘛？

他们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地图开疆，舆论救国，对于当时的明朝，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在民族气节上，阉党分子似乎也比东林党做得更好。阉党马士英一直被作为奸臣骂了几百年，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当福王覆灭之后，这位马大奸臣碾转各地，组织抗清，最后壮烈殉国。

而东林领袖钱谦益，竟然因为水太凉而不敢以身殉国，竟然不如一个江南名妓柳如是，这位刘大美女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大英雄竟然是这么一个怂货。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东林党人的成色，一个个都是嘴强王者，除了一张嘴，什么都没有。

之所以东林党人能有这么好的口碑主要在于他们都是一些名士，控制了当时的舆论，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他们没有少干。其实说起实在的，他们对于大明帝国的贡献，远远不如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阉党。

用事实说话，东林党祸国殃民，危害甚于阉党。

来看看东林党当政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丢失抚顺、清河两城。

天启元年（1621年）沈阳之战，明军再败，损失两万余人，最重要的是浑河一战明军精锐白杆军、浙军全军覆没，丢失沈阳、辽阳两城。

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之战，明军十四万兵力溃败，丢失广宁，辽东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放弃山海关以外所有领土，后金军攻陷包括义州、锦州在内的40余座城堡，明朝在辽东二百年基业尽失。

天启二年（1622年），同样是东林党人的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把金兵放弃的锦州以西四百里疆土重新筑起堡垒防线，奉行以“辽人守辽土”的方略，这算是东林党人的一次自救，也是他们向皇帝证明自己能力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们做的好的话，那估计就没魏忠贤什么事了。

可是，只是如果。

天启五年（1625年）柳河之战，山海关总兵马世龙率8000关宁军进攻所谓后金防御空虚的的耀州城（大辽河入海口东侧），结果遭到后金突袭，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战死，明军损兵千人以上。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事后兵部派人核查关宁军人数，发现原本号称十万八千的关宁军，竟然只有五万七千人，一半的空饷，再加上柳河之战一触即溃，熹宗对东林党人彻底失去了信任。

再来看看魏忠贤的阉党是如何一步步上位的。

起初，魏忠贤也就干干修建神宗和光宗陵墓这种活，由于东林党人的无能，选将用人导致辽东局面不可收拾，熹宗被迫让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东厂太监，派出太监赴辽抓情报工作，顺便恢复了嘉靖夏言时期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这项工作其实是比较成功的。

天启六年（1621年）魏忠贤的亲信高第接任蓟辽经略，他准确预估了努尔哈赤将对辽西走廊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便把尚未建好城墙的锦州兵力撤回关内，还紧急撤走右屯的三十万石粮食。结果亲东林党的袁崇焕自以为是，坚守宁远，后金攻城几日不破，损兵七八百人，转头进攻了附近的觉华岛，当时冬天岛与陆地连成一片，岛上七千多明军连同七千多商人全部被后金兵屠戮，两千多只船只被毁，八万多石粮食被抢，孰胜孰败，自己权衡。

此外，魏忠贤还在熹宗的授意下重启了万历时期的太监征税制度，这为缓解辽东战事带来的财政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看到的就是，崇祯即位以后，魏忠贤及其党羽被打倒，一时间众正盈朝，可是国势好转了吗？魏忠贤死后第二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情报工作，做到哪里去了？

不论是所谓的“阉党”也好，是东林党也罢，放到晚明之时，他们无一不是明朝的破坏者和掘墓者。

可是倘若一定要让他们分出一个高下的话，那么显然，东林党比阉党要更可恶，或者说东林党对明朝具有更强的破坏力，他们掘墓也更绝、更彻底。

既然说到了阉党，那便不得不说魏忠贤。

被称为“木匠皇帝”的朱由校虽说能力一般，但是用人之术倒还勉勉强强过得去，所以特地扶植魏忠贤来制衡文官集团。

魏忠贤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也很清楚朱由校扶他上位是为了什么，所以也是尽心尽力地打压文官集团，东林党更是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这也是东林党为何那么恨魏忠贤的原因所在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魏忠贤不仅断了东林党的财路，更是挡住了他们的权路，岂不如同诛人九族？

魏忠贤贪则贪矣，但他自己心里也有分寸，不能只顾着给自己敛财，也得分皇帝朱由校一份，让朱由校能够拿得出钱来维系明朝政府的运行。

更何况，当时后金正在明朝北方肆虐，正是用兵之时，用兵须用钱，倘若朱由校因为没钱用兵，让后金打了进来，朱由校当不成皇帝了，他魏忠贤到时候别说继续掌权和敛财了，活路都没有。

魏忠贤贪则贪矣，但是他贪的更多的是地主、官绅这些既得利益阶级的钱，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农民的赋税。

虽说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但是至少魏忠贤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他能力终究有限，有些事让他防不胜防而已。

他薅了官绅地主的羊毛，官绅地主又去薅百姓的羊毛，他对此确实颇为无力，他也想过去招揽有才之士为自己出力，但是买他账的人却不多，譬如孙承宗，魏忠贤便一直想要拉拢孙承宗，但是孙督师不买账。

当然不论如何，以魏忠贤的能力，加上他的贪婪，绝不可能让明朝走出困境，只会加速明朝的灭亡。

魏忠贤掌权时期的明朝和崇祯时期的明朝相比，更像是天黑之前的最后一抹余晖，他薅官绅地主的羊毛越狠，官绅地主薅百姓的羊毛也会越恨，这是一个不可解的死循环，至少对于魏忠贤而言是这样。

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贪婪，他们是有能力，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放在如何争权夺利上。

也正因为东林党比阉党更有文化，更有能力，所以他们对明朝的破坏力才会更强。

魏忠贤想不到的办法，他们想得到。

魏忠贤不敢用的办法，他们敢用，因为他们掌握了笔杆子，他们能让黑的变成白的，也能让白的变成黑的。

他们多数时候有底线，但是没底线起来绝对让人胆战心惊。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本和柳如是约定好了一起投水殉国，谁料事到临头，他却用一句“水太凉”尽弃风骨。

后来，他又用一句“头皮痒”去剃了头发，在后脑勺拖上了一条“猪尾巴”。

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则恰恰将钱谦益这样的人视为股肱之臣，将挽救明朝的重任托付给钱谦益这样的人。

让钱谦益这样的人掌权，焉能不亡？

朱由检被东林党人忽悠得铲除了魏忠贤之后，因为不懂用人之术，更不通制衡之道，以至于让东林党一家独大。

东林党掌权之后，可没魏忠贤那么客气，他们以前被魏忠贤刮走了那么多钱，这时轮到他们掌权了，他们哪能不捞回来？

不仅要捞，还要比以前捞得更狠。

东林党将很多不利于他们的政策一一废除，然后开始了他们的疯狂敛财之路，这造成了明末的时候，国库没有钱，可是官绅地主们却个个富得流油。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朱由检没钱了，想让他眼中的股肱之臣拿一点钱出来救济国难，可是那群贪权好利的东林党诸公们却一个个使劲地摇头说没钱，说什么也不肯借钱给朱由检，朱由检却也只能摇头叹气。

如果说魏忠贤时期的明朝是一地鸡毛的话，那么崇祯时期的明朝那就是一地鸡毛加满天飞的鸭毛。

至少魏忠贤还知道维护朱由校和明朝，但是东林党诸公却只顾着维护自己的蝇头小利，浑然不顾明朝。

所以说呀，虽然魏忠贤和东林党都不少什么好货色，但是东林党却要更可恶得多。

我个人不喜欢东林党，从万历末期清议朝政开始到崇祯，明末四大案全部都有东林党的身影。

妖书案是东林党和郑贵妃党争，高层斗了十五年，国家这段期间不说退步，但肯定不会进步的，斗到最后赢家是东林党。

梃击案是东林党怼上神宗和郑贵妃，遍及整个朝野官员，最终东林党赢了，保住太子之位。为日后东林党成为帝师党铺路。

红丸案是东林党对浙党，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方丛哲被东林党孙慎行、邹元标等人弹劾去职，牵扯面也很最广影响最深的一个案件。东林党大获全胜。

移宫案是东林党对阉党，我很奇怪的是东林党口口声声说阉党借熹宗年幼挟持皇帝乘机把持朝政，但是熹宗从头到尾都是信任魏忠贤，临终也是魏忠贤随侍在侧，一点都看不出挟持的样子，甚至熹宗的老师东林党孙承宗都是魏忠贤举荐到辽东主事的。

以上总总不想多说什么，明朝党争让国家败亡也是占有相当大的责任的，明朝最后几十年时间里面，几乎所有党争都和东林党有关，明朝一步步衰退东林党如果不负责任肯定说不过去，魏忠贤阉党也才是天启三年开始执政，天启七年天启帝一死魏忠贤也跟着被崇祯收拾了，总共就四年时间，搞得魏忠贤好像把持朝政几十年害了无数人一样，反而东林党化身圣斗士口口声声为正义而战，干的全是让国家衰退的事，一干就是几十年。这样的党派就算全是好人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给个名单对比下才能明显

东林：孙承宗，卢象升，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黄道周，堵胤锡，瞿式耜，姜曰广，高弘图，吴钟峦，陈子壮，黄公辅，黄耀淳，侯峒曾，鹿继善，祁彪佳，袁继咸，张国维，吴应箕，吕维祺，贺逢圣，顾炎武，黄宗羲，杨涟，左光斗，张同敞，范景文，李邦华，汪应蛟，何士晋，钱谦益

阉党：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倪文焕，薛桢，陆万龄，徐大化，梁梦环，徐兆魁，王绍徽，魏广徽，张捷，王永光，阮大铖，孙之獬，冯铨，霍维华，杨维桓，周应秋，顾秉谦，郭允厚，冯三元，姚宗文，潘汝桢，闫鸣泰，王体乾，李实，纪用，吴淳夫，李朝钦

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下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哪个更可恶自然明明白白

谢谢您的邀请！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作为明粉，我认为明朝的阉党是真小人，东林党就是伪君子，而自古以来，伪君子要比真小人更可恶，就像崇祯皇帝临死前对大臣所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文官个个该杀！

明代的阉党集团给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颓势，甚至直接导致了覆国的厄运。

首先表现在败坏吏治，扰乱司法，打击清流，使大量正直衷心的士族受到打压，破坏了朝堂的稳定。

其次，对经济大肆掠夺，鱼肉百姓，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然而，东林党却是个十足的伪君子，披着羊皮的狼。

起初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

但是东林党人本质是代表中小地主、商人阶级的利益，在针砭时弊的时候，往往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误国误民。我认为，他们是伪君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东林党人标榜着“非此即彼”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思想，树立了诸多敌对势力，比如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楚党、齐党和浙党等等。

二、方法不切实际，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有害无益。明末社会积弊甚多，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妄想用严厉的道德审判去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族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孤僻自傲，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他们忙于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实行救国之策。所以，我认为明朝宦官阉党固然可恨，然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东林党才是披着羊皮的狼，十足一股伪君子的气息。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后悔早杀了魏忠贤，并发出了“文官个个该杀”的叹息。我是子曰读历史，欢迎以史交流，其乐不穷。

我是闲翻古书笑谈历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首先，阉党和东林党在主要的人员构成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士大夫，文官。阉党主要是政治斗争失败的一群士大夫，逐渐汇聚于内廷太监的身边而形成的势力。

明朝自朱瞻基天才的开始教太监读书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士大夫集团为主的外廷和以皇帝直接掌控的太监带队的内廷两股势力，达成了朝堂的平衡。

这种平衡维持的很好的时候，朝廷运转就很正常。

例如嘉靖，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一个修仙一个数钱，但国势并未危险。

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则国家就会危险。

例如明英宗时代，内廷大于外廷了，就有土木堡，崇祯时代，外廷彻底压制了内廷，就有歪脖树。

万历年间，东林党逐渐成为了朝廷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团体，开始党同伐异，挑起了党争，外廷势力逐渐强大了起来。

为恢复这种平衡，天启任用魏忠贤，团结了一批政治上被东林党所政治追杀的其他党派的失意政客，形成了阉党，对东林党进行反击，逐渐恢复了平衡。

天启就可以继续天天在皇宫里做木匠活儿了。

东林党和阉党说不上谁更可恶，都是一伙子人，只不过因为利益而分成了两派而已。

从历史危害性来说，由于阉党在崇祯时代随着朱由检这个中二少年被东林党忽悠得脑残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东林党在明朝灭亡的问题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可怕之处在于，东林党是满腔热诚的以救国的名义祸国，以忠诚的名义亡国。

个人利益永远高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永远高于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永远高于国家利益，这就是东林党人！

或者说适用于封建社会的所有士大夫所结的党。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东林党和阉党谁更可恶，那无疑是东林党了。

因为阉党依附于内廷，天然的失去了身份上的正义性，成了板上钉钉的奸佞和真小人，所作所为就会受到抵触和制约。

而东林党这群伪君子，道貌岸然之下藏着的是龌龊之心，却打着救国救民的正义之旗，口号震天响，不但忽悠了皇帝和天下军民，连自己也给忽悠了。

所以说真小人不可怕，伪君子才是最可怕而危害性最大的啊！

东林党和阉党都误国，但要说哪个更误国，非东林党莫属！这一点康熙皇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说：“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可见，明末的党争之害远甚于宦官专权。

东林党是指明末的江南士大夫集团，主要来自于江南地区，而阉党并不存粹是宦官集团，是由依附于魏忠贤的失意士大夫集团而组成的，他们大多来自于齐楚浙党。

东林党争源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京察之争，并延续至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南北党争，清初出现的南北党争其实是东林党争在清朝的反映，因为有部分来自于东林党和阉党的政治人物在清朝初年依然参与政局，可以说，东林党争贯穿于整个明末清初的历史。清朝皇帝可以控制住朝廷的朋党之争，但是明朝皇帝却控制不住，这与明清两朝内阁的中枢权力体制有关。

明太祖借胡惟庸一案，废除了丞相制度，并告诫群臣：“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有明一代，遂不再有丞相，丞相是文官集团之首，明朝后来虽然形成了内阁票拟制度，但内阁并无正式的衙署，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内阁首辅参预机务，地位等同于宰相，但名不正、言不顺，其地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皇帝可以随时更换首辅，另一方面其他的大学士也可以排挤掉首辅取而代之，文官集团因为没有一个首领，所以常常谁也不服谁，斗来斗去，形成党争，皇帝有时候又需要借助宦官集团来压制文官，而且由于皇帝不勤政，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握了奏章的批红权，内阁首辅的票拟权要与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披红权合二为一，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相权，这是明末党争的一个大背景。

清朝皇帝事必躬亲，严禁宦官参与机务，始终牢牢掌握了奏折的披红权，而且到了雍正年间，雍正皇帝改变了自明朝宣德年间以来形成的票拟制度，奏折必须先交由皇帝审阅，皇帝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再交给军机处拟旨，明朝的票拟制度，是奏折先交给内阁，由内阁作出初步处理意见，谓之票拟，再交由皇帝审阅，明朝皇帝处理政务要依赖于内阁的票拟，而清朝皇帝处理政务则不必依赖于军机处，所以，明朝皇帝控制不住党争，而清朝皇帝则可以，这同时也是清朝皇帝必须勤政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一旦不理政事，政务就没法处理。

（明熹宗朱由校画像）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提拔了很多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把持朝政，排斥齐楚浙党，这本来是东林党人独霸天下的时刻，但同时，明熹宗也重用了深得其信任的魏忠贤，魏忠贤得势，于是一批来自于齐楚浙党的失意士大夫又依附于魏忠贤，形成阉党。

大体说来，在天启年间，阉党得势，在崇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崇祯皇帝继位以后，锐意进取，刷新朝政，提拔东林党人，打击宦官，这对朝局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后来，崇祯皇帝又不得不开始重用宦官，为什么要重用宦官呢？

因为东林诸君子，非常注重名节，是清流，所以他们掌握了明朝的舆论导向，甚至皇帝也感到忌惮，正如黄宗羲所说的那样，“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然而，东林党人在为政方针上，常常知直不知曲，意气用事，把个人名节看得比朝廷的安危还要重，这种意气用事，知直不知曲的处事风格，在崇祯末年，是不可能做到“迁都”、“议和”的，因为“迁都”、“议和”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甚至要像秦桧那样背负千古骂名，因为文官集团没有人愿意替崇祯皇帝承担责任，所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明廷依然固守京师，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崇祯皇帝画像）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丞相，文官集团没有首领，又常常意气用事，相互攻讦，谁要是敢提出“迁都”、“议和”的事情，谁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引起公愤，甚至皇帝也不敢提这个事儿，崇祯皇帝其实很想和后金（清）议和，但不敢在公开场合提倡此事，只好暗地里指使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持议和，后来，事情败露，崇祯皇帝不得不杀掉了陈新甲以撇清自己的责任，李自成兵临京师之际，崇祯皇帝也想过要迁都，但是同样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在与农民军议和的问题上，内阁首辅魏藻德一语不发，崇祯皇帝非常生气，当着他的面推到了龙椅，在迁都的问题上，又指责光时亨说：“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光时亨后来被南明弘光政权以“阻迁”罪处死。

而南宋与金朝议和，则不存在这种现象，南宋有丞相，秦桧担当了议和的重担，还杀害了忠臣岳飞，秦桧能干出这样龌龊的事情，这在明朝是不可想象的，宋高宗的“迁都”、“议和”之举，有的人承担了千古骂名，但对于宋王朝来说，则是一次委曲求全，有利于保住半壁江山，同时，因为有大臣承担了杀害忠臣，与金兵议和的责任，宋高宗也轻而易举的把所有的骂名推到了秦桧身上，所以人们往往骂秦桧是奸臣，但是很少指责宋高宗为昏君。

（宋高宗画像）

在明末清初的年代里，崇祯皇帝很想当宋高宗，迁都、议和，希望在南京重建明王朝，偏安东南总比整体覆灭要强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出来当秦桧，这就是崇祯皇帝的悲剧之所在。

总的说来，如果崇祯皇帝没有彻底抛弃宦官集团，也许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可以扮演秦桧的角色，在委曲求全、丧失尊严的情况下，明朝也许可以偏安江南，而不至于彻底覆灭，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阉党不误国，毕竟宦官专权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朝局败坏的象征之一。

综上所述，阉党和东林党都误国，但是，在崇祯末年的非常时机，东林党的意气用事更误国，而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党争激烈的现象，实则源于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文官集团失去了一个首领的缘故。

以前吧，总感觉阉党最无耻，现在才知道，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绅文官阶层才是最无耻，谁都比不上这一群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士绅文官阶层。

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绅官僚阶层，个个家里面放着数以十万记的黄金白银，坐拥无球土地，享受明朝晚期的巨额海贸收入，然后在皇帝面前哭穷，这里面以崇祯老丈人周奎为代表，皇帝要收矿税，派出去的矿监（太监）被这群士绅官僚打死，皇帝还不敢说啥，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要被诛九族的重罪，即便是现在，阻扰政府收矿税我想也是要被判刑的吧，在明朝晚期居然屁事没有。你敢相信？就这还说别个太监祸国殃民？太监可能是在给皇帝办事的过程中有一些飞扬跋扈，中饱私囊，但是人家是办事干活两不误啊，但是这些士绅文官阶层那就是纯粹的我不干活，你也不准干活的婊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