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奸佞、兵败被俘、冤杀于谦,却为何没有留下恶名?:有史家曾做过这样的比较,明英宗朱祁镇很像宋神宗赵顼[xū]、清德宗光绪。明英宗崩于天顺八年
有史家曾做过这样的比较,明英宗朱祁镇很像宋神宗赵顼[xū]、清德宗光绪。明英宗崩于天顺八年,得年三十八岁,宋神宗和清德宗也是三十八岁盛年而崩。更主要的,他们的帝王生涯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三位都不甘平庸,都想有所作为,但因为太有棱角,或者说太急于求成,最后都遭受了挫折磨难,以至忧愤而死。
这种观点认为,宋神宗、明英宗、清德宗,都是有初心的好皇帝,其中尤值得一说的就是明英宗,如果没有土木之变和曹石之变,他应该会有一番大作为。
而另一种较主流的观点则认为,明英宗朱祁镇至多只能算一个好人,他始终是一个庸稚之君,绝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管哪种观点,明英宗朱祁镇似乎都占着一个“好”字,并没有留下什么恶名。
对此,《明史·英宗赞》中有较为客观的评述:“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官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在官史看来,明英宗在位二十四年,没搞过什么恶政,最难能可贵的是,土木之变后他干了三件盛德之事,有极大的胸怀与仁德。
有人可能会说,宠信王振导致土木之变难道不是恶政?冤杀于谦难道不是恶政?
明英宗杀于谦确实是他帝王生涯的一大污点,但于谦在土木之变后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懈可击。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等人以不受瓦剌也先威胁为由,拥立郕王朱祁钰在京城登基,改元景泰,此种实为抛弃英宗的做法,既不符合儒家礼法,其随意废立更是为大明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英宗遇变被废,说到底是因为他不好控制,不符合文官集团的要求,如果他是一个懦弱易控之主,大明的文官们恐怕不会这么决绝,一定会不惜余力地解救人质。
其实,当时还是有一些人始终坚持君臣大义的,例如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等人,他们不同意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希望朱祁钰能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辅佐英宗的儿子,共克时艰,与瓦剌也先谈判讲和,重金赎回英宗。
客观地讲,这是最好的办法,而于谦等人所谓的“同仇敌忾”则多多少少暗含着文官集团的私心。
这么讲,毫无抹黑于谦的意思,北京保卫战,为大明续命两百年,于谦的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夺门之变后,明英宗为了复位的正统性,彻底抹掉景泰一朝,也没有太多选择,只能杀了于谦。
于谦之冤,大概冤在他太纯,太刚,不懂政治,明英宗若在于谦一节上以德报怨,那就太了不起了,只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明英宗没能做到释怀,但后世并没有因此过于责备明英宗,因为政治是残酷的这一点,行走在庙堂上的各色人等都心知肚明,况且复位后的明英宗还有那三件盛德之事撑场面。
至于宠信王振,就是宠信奸佞,这更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大明的这些个皇帝,各有各的性情,但绝非昏庸懦弱之主,而那几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也并非一无是处,说到底他们只是皇帝对抗文官集团、维护皇权的一枚棋子,因为行事激烈,本身又是异端,最终只能身败名裂。
明英宗是个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决绝与优柔、勇敢与怯懦、随和与专制、张扬与内省,但在帝王生涯的后期,他则是尽可能地将勤勉、仁德、善良呈现给了大明王朝。
复位之后,明英宗很勤政,他每天五鼓起来拜天、朝庙,接着便是批阅奏章、举行朝会。此外,他对衣食从不挑剔,历经磨难,奢华在他眼中已是浮云,他更追求一种平淡祥和的生活。
有这样的心境,才会有后来的三件盛德之事。
第一件是为胡太后复号。
宣宗元后胡善祥,山东济宁人,永乐十五年被选为皇太孙妃。仁宗即位后,宣宗为太子,胡善祥亦进为太子妃,宣宗即位后,成为皇后。
但是,当胡善祥被封为皇太孙妃时,另一位山东姑娘被封为嫔,那就是英宗的生母,后来的孙太后。
孙太后年轻的时候极美,很得宣宗宠爱,以至于宣宗即位后,史无前例地给她封了个“皇妃”。
宣宗废胡皇后,据说就是孙皇妃吹枕边风的结果,孙皇妃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无子、多病。
就这样,胡皇后被迫上表辞位,宣宗封她为“静慈仙师”,由坤宁宫退居到长安宫。
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朝臣很不满,张太后因为一向喜欢胡皇后,更是同情她。宫中举行内宴,张太后仍命胡居孙之上,为此,孙皇后很郁闷,却也没有办法。
英宗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胡太后痛哭不已,隔了一年,也郁郁而终了。
那时,由于孙太后掌权,朝臣不敢说话,因此只用宫嫔的礼节,葬了这位宣宗的元后。
天顺六年,孙太后崩了,这时,钱皇后向英宗进言,说胡太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师;其殁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
英宗与钱皇后共度过患难,所以这一番话让英宗很伤感,更同情,于是在天顺七年七月,亲娘死去没多久,英宗就给胡太后复了号,重修了陵寝。
此中可见明英宗特别珍视患难真情,分得清是非。
第二件盛德之事,是释放建文帝的儿子。
建文帝有两个儿子,当年燕师破城,大儿子文奎不知所踪,大概是焚宫时随他母亲一同烧死了。二儿子文圭,当时只有一岁多,还在襁褓之中。
燕王朱棣登基后,尽管杀戮甚惨,但无论如何不好滥杀这婴儿侄孙,最后只好将他幽禁在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
这一幽禁就是五十多年。
明英宗复辟后,也许是想起了自己经历的幽禁岁月,推己及人,于是决定释放朱文圭。
做出这个决定时,左右许多人都说,万万不可,万一有人借名作乱夺位,再搞一次复辟,那就麻烦了。
面对这种担忧,明英宗说了这么一句话:有天命在,随他怎么做好了!
此举叫当时的内阁首辅李贤盛赞:“此尧舜之心也。”
明英宗释放朱文圭,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朱文圭被幽禁期间,从未接触过世事,更没接受过教育,没见过女人,不识猪狗,早已成了一个白痴。
如今,陡然将这样一个痴放归尘世,那种刺激,那种难以适应是致命的。
果然,朱文圭不久就死掉了。
第三件盛德之事,永远废除殉葬制度。
明朝的殉葬制度,是野蛮的倒退,毫无人性可言,将皇权恶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有一种说法,朱元璋驾崩前并没有要求嫔妃殉葬的遗诏,是朱允炆为表孝心,加了这一条;当然更流行的说法则认为是朱元璋要求这么做的。
不管怎么说,从此之后,大明每一朝,皆有大批宫人殉葬,成祖不用说,仁宗不例外,宣宗至少拉了十个嫔妃殉葬。
但到了正统八年正月,英宗大渐时,这位经历过磨难,也创造过奇迹的皇帝特召太子至御榻前,说:“以人殉葬,我所不忍。此事宜自我而止,后世不可再有这样的事。”
人之将死,唯念一善。
明英宗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大明,了不起。
首先要反问一下:谁说没有留下恶名?他的土木堡惨败,连他的内阁大学士李贤都悲愤高呼“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如此者”。他冤杀于谦一案,后果更是天下冤之。被俘也是奇耻大辱。如果真要说“没有留下恶名”,恐怕应该就是明代文人们关于明英宗在瓦剌一身帝王气,惹得瓦剌军将纷纷折服的记载,也就这点遮羞布而已。
以这三件事情说,明英宗朱祁镇,确实做了昏君标准的事,把大明朝的国运,也一度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
但实事求是的说,明英宗朱祁镇真正被忽略的,却是他复辟之后的第二段执政生涯:天顺年间。许多通俗史料说起他的人生,基本就是复辟后冤杀于谦就打住,或者笼统来一句“由盛转衰”,但公正一些说,虽然在这之前,他的错事做了一箩筐。但是之后的这八年执政生涯。他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复辟之后的明英宗,比起土木堡战役之前,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工作态度,不再是那个成天想着骑马踢球的小青年了,多年的草原囚禁生活,也练出了他刻苦耐劳的性格,之后的七年里,除了晚年病重的那一年,他几乎雷打不动,每天按时上朝批阅奏折,工作强度更直追朱棣朱元璋等勤政帝王。以勤奋程度说,他确实洗心革面了。
而更大的进步,是他的执政手腕。他在这八年里,对朝堂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却鲜为人知的整肃风暴,虽然杀害了于谦,却重用了于谦的生前好友王翱。由王翱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官场整肃考察,大批庸官懒官落马,后来成化年间“臣奋于下”的好局面,基本都是靠他这几年打底。
甚至就连他人生里的最大败笔——军事。他也尽力补救,不顾群臣反对,提拔了性格豪迈的王越镇守北方。此举曾引来许多朝臣激烈反对,而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年里,正是这位王越,多次出征塞外,为大明朝扫荡草原,打的鞑靼可汗嗷嗷北逃。如果在土木堡之前,他能够有这样的用人识人智慧,那场悲剧确实可以避免。
但无论怎样,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他确实以兢兢业业的工作,一面扫平了“曹石之变”,一面着力恢复经济民生,给儿子成化皇帝朱见深的“成化中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底子。废除殉葬制度,也成为他一生里又一个善举。
虽然这一切,不能抹平他杀害于谦以及制造土木堡的过错,但无论怎样,明英宗朱祁镇,总算是个知耻而后勇的人。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明英宗朱祁镇,对于他的评价,从大环境来看,整体而言是褒大于贬的,就是好话要远比坏话来得多。
说起明英宗,必定离不开两件事,即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土木堡之变,因明英宗的错误决策,致使明廷精锐尽失,最为精锐的三大营也在此战损失殆尽,更甚者明朝差点因此次败北,被瓦剌所灭,若不是代宗、于谦两人精诚合作,力挽狂澜,明朝恐怕提前百年亡国了!
夺门之变,因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怀有异心的臣子的从中作祟,代宗朱祁钰被推翻,英宗朱祁镇复位。之后,石亨因惧怕于谦会被英宗继续重用,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他是极力怂恿英宗杀掉于谦,而英宗又因刚刚复位,帝位尚不稳固,虽不忍杀于谦,但也只能是听从石亨等人的建议,下令杀掉国之柱石于谦。
可以说,如果就单从这两件事来看,明英宗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因他宠信王振这等奸邪小人,致使二十余万忠心耿耿的明军将士枉死在瓦剌之手,数十万的百姓惨遭瓦剌的屠戮,明朝更是差点亡在他的手上。此外,因他的原因,于谦这位拯救大明的忠臣被冤杀。由此,英宗这位差点让国家亡了国,又冤杀忠臣的皇帝,说他是昏君,这实在是不为过。
但是,明英宗这一生虽说做了几件昏庸的事情,可总体来说,他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
与唐玄宗这等前期圣明,后期昏庸的皇帝相比,明英宗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危害,要低的多的多,因为明英宗是一位前期昏庸,后期圣明的君主。
夺门之变后,再次登基的明英宗并没有辜负上天再次给他的重为帝的机会。他开始勤于政事,积极的去修复他此前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力图将明朝再次带入盛世。
英宗复位后,先是重用李贤、王翱等贤臣,后又平定石曹之乱,诛灭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奸臣,由此朝廷的风气开始由腐转清,一时间明廷国力蒸蒸日上。
此外,英宗还一改往日懒散的性格,开始变得勤政起来,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 ,由上可知,英宗较正统年间,他的确勤政了许多。
除此,英宗复位后,还做出了一系列让人感觉很是仁厚的事情,比如下令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幼子朱文圭);恢复宣德朝胡皇后(代宗生母)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等等。而在这些仁政中,尤以英宗下令废除殉葬制度,最让后人为之称道,《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正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所说:“英宗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好皇帝,真是连鬼都不信。但他是一个好人”,英宗算不上是一位好皇帝,但也绝非是一个坏皇帝,他是中国封建史上二百余位皇帝中少有的好人皇帝。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一直都很少去真正的放下身段去尝试理解他们治下百姓的生存环境。对于他们而言,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别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忽略的。但是,英宗却不一样,他具备着多数皇帝虽没有的能力,那就是理解别人的痛苦。
如英宗因曾饱受七年的囚禁之苦,所以就对此前被永乐皇帝囚禁一生的建庶人有了同情之心,他理解建庶人失去自由的痛苦,“亲亲之意,实所不忍”,因此之后,他选择放出被囚禁了五十余年的建庶人。
再如英宗理解被无辜殉葬的那些宫人的恐惧与痛苦,所以他临死前又特意对即将继承他皇位的宪宗皇帝说道:“自高皇帝以来,但逢帝崩,总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遗诏让宪宗废除殉葬制度,还宫人一次生存的机会。
由此,正是英宗在复位后,所推行的以上仁政,最终是为他挽回了一个较好的名声,未留下一个恶名。
汉武帝正面开疆拓土,负面穷兵黩武。历代帝王都没有十全十美,像宋仁宗那样的皇帝又有几人?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多年,虽然也有诸多弊端,更是罕见的在战争中被俘虏的皇帝。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听言纳谏,勤俭节约的皇帝,更是废除了明朝突然复活的野蛮殉葬制度。
他宠信阉人奸佞,杀过忠臣,英宗或许算不上是个好皇帝,但他却是个好人。他几乎相信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忠奸他都能够和颜悦色对待,即便土木堡之变后被瓦剌俘虏,瓦剌人竟然与他成了朋友。
即便临终,他仍旧留下遗诏,废除了明朝以来的残忍的妃嫔殉葬制度。
他与自己的皇后钱氏也是伉俪情深,两人相守多年,英宗被俘虏之后钱皇后深情不改,英宗夺门之变后,对于瞎了眼瘸了腿的钱皇后却更加宠爱。因为临终害怕自己死后,钱皇后被太子生母周氏欺负,特意留下诏书,百年之后钱皇后与他合葬。
你说他没有留下恶名,可你提问的这些哪个不算恶名?
如果朱元璋知道老朱家出了这么一个软骨头皇帝,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
关于他的“英雄”事迹,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土木堡之变、劝明军投降、夺门之变、诛杀忠臣。
这件事说起来就气,大明王朝的精锐在这一战中几乎损失殆尽。
在得知瓦剌来袭的消息后,朱祁镇直接下令征讨,前前后后共准备两天?
五十万大军啊,不说后勤,就是战略恐怕都还没弄清楚就出发了,这不是送死?
到达前线后,朱祁镇不听文官不信武官,独独愿意相信伺候自己的宦官王振。
果不其然,大军在土木堡大败,明军精锐折损一半,朱祁镇被瓦剌活捉。
如果是单纯的活捉还好,跟宋徽宗也差不多,但朱祁镇这个皇帝竟然投敌了。
朱祁镇肯定想活不想死,于是就向瓦剌提议,自己亲自去劝降明军。
当时瓦剌被困在大同和宣府城外,久攻不下,于是就让朱祁镇试试。
没想到朱祁镇还真没玩花样,一心一意的就去劝降宣府守将杨洪。
杨洪也没想到堂堂皇帝竟然这么无耻,最后下令,没他命令不能开门,至于他?出远门了。
朱祁镇看宣府的杨洪不理自己,于是就去下一站大同。
说起来大同的守将郭登还是朱祁镇的远房亲戚,不过郭登是见也没见。
直接就让朱祁镇离开,郭登也是想不到,号称“不纳贡、不和亲”的明朝怎么出了这么一个玩意?
明朝皇帝一直在瓦剌手中也不是个事啊,于是满朝决定迎回朱祁镇。
朱祁镇回来后就尴尬了,当时为了保卫京城,大臣们就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做皇帝。
现在朱祁镇回来了,那皇帝这个位置该交给谁呢?
虽然最后还是朱祁钰做皇帝,但朱祁镇明显不死心。
最终在一个朱祁钰病重的夜晚,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夺回王位。
可笑的是,在那天晚上,一众骨干大臣考虑到朱祁钰的身体问题,就在在私下商量让朱祁镇成为皇帝。
在朱祁镇被抓期间,瓦剌多次征讨北京,意在吞并天下。
为了安抚军心,大臣于谦冒大不韪拥立朱祁钰做皇帝,这才守住京城。
按理说这样的人是英雄,但对于朱祁镇来说是肉中刺。
原因无他,就是于谦害他回来之后不能当皇帝,这口怨气一定要撒在于谦身上。
夺门之变前一晚商量让朱祁镇即位的大臣中,就有于谦的身影,还是发起人。
但朱祁镇是一定要报仇,在夺门之变获得权力后立马下令诛杀于谦。
对于朱祁镇来说,于谦是他的恩人;
对于明朝来说,于谦也是明朝的恩人;
但朱祁镇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杀害了于谦,让一位忠臣一位英雄含冤而死,对于这样的皇帝,你竟然说没有恶名?
我觉得,就算是最后一位皇帝崇祯都要比这个朱祁镇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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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27-1464年),这个皇帝一生两大污点,即“土木堡之变”和“冤杀于谦”,但好像就这样一个差点把国家搭进去又屠杀功臣的人,后世似乎并没有抓住他的错误大书特书,这是为何呢?
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明史》
对于明英宗所做的大恶提之甚少,主要还是因为后世的洗白。
1、 明宪宗的极力维护。要知道《实录》这东西是继任皇帝为前任皇帝所编著,亲儿子能说老爸的坏话吗?毕竟传统文化中孝道是第一位的。于是明宪宗极力对老爸前期和后期的工作加以表扬。
说实话,英宗前期任用三杨是因为自己年龄太小,必须依靠重臣主政,但随着皇太后和仁宣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后宫宦官势力急剧上升,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大臣下狱者不绝,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激起了叶宗留、邓茂七等起义。
后期确实干的还可以,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其实也是英宗自己作的),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
2、 清朝对于明朝皇帝很客气。写《明史》的是清朝人,但这些人对于明朝皇帝大体还是维护的,这样很好理解。因为明朝理论上是被李自成所灭亡,清朝没有革了明朝的命,尊崇明朝的合法地位,就是尊崇自己的合法地位,这是出于政治考虑。
3、 皇帝总有替罪羊。对于“土木堡之变”,很多人觉得当时英宗非常年轻,容易被奸佞蛊惑。可是当时的英宗也23岁了,难道这也能开脱?而“冤杀于谦”,就把锅扣在徐友贞、石亨等人的身上。其实英宗杀于谦是有私愤在里面的,毕竟于谦对于这位被俘的皇帝有点“不管不顾”,加上“夺门之变”的加持,便动了屠刀。他生前对于谦毫无表示,就代表了他不认错。
直到宪宗朝,于谦才被平反,赐谥“肃愍”。神宗朝,明廷又改谥为“忠肃”。
我个人认为,明英宗的小善无法掩饰大恶。
所谓小善,就是他释放建庶人和废除明代殉葬制度,这当然值得提倡,但一个皇帝不应只关注小善,而是看他对国家、对百姓做了什么。
所谓大恶,第一就是他信任奸佞王振,造成自己被俘,北京被围,差点酿成大祸;第二就是他冤杀于谦等一系列在北京保卫战中捍卫国家的忠臣,这点他堪比宋高宗。
什么才算是留下恶名?提到明朝最耻辱的事情,十个人里九个会提到土堡之变,说道中国古代皇帝被俘虏,第一个是靖康之耻,第二个就是土木堡之变,这就是耻辱啊,不是非要皇帝非要留下纣王,隋炀帝的恶谥才叫留下恶名,政绩就摆在那里,任后人评说,这就是朱祁镇留下的最大恶名!
朱祁镇
朱祁镇才亲政时,国政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手上,又有三杨辅佐,虽然朱祁镇亲信太监王振,但是对朝政的影响并不大,不久后张氏驾崩,三杨相继去世,朱祁镇得以亲政,王振也得到了朱祁镇的重用。
朱祁镇本身是想要干出一番政绩的,文治是一个漫长过程,王振也很了解朱祁镇的心理,当时瓦剌时常派遣使团出使大明,按照惯例大明会按照人头发赏钱,结果瓦剌使团人数越来越多,王振此时已经总揽朝政,对此就十分不满,后来就有意减少了对瓦剌使团的赏赐。
王振
瓦剌部经过多年修养生息,逐渐强大,瓦剌太师也先就以此为借口率兵南下入侵大明,王振知道朱祁镇想要向祖辈一样建立功勋,就鼓动朱祁镇亲征,于是朱祁镇立朱见深为太子,让弟弟朱祁钰建国,自己带着二十万大军挥师北上。
本来以明军和瓦剌之间的实力,明军稳扎稳打要击溃瓦剌并不困难,但是王振好大喜功,鼓动朱祁镇随他回老家炫耀一番,大军随意更改行军路线,最后导致大军被瓦剌骑兵袭击,朱祁镇被困在了土木堡,二十万明军死伤过半,随行的文武大臣五十二人战死,朱祁镇也被俘虏了。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无疑是明英宗朱祁镇执政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他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蒙羞,这个耻辱是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这一个事件就是朱祁镇最大的恶名,当然这还没有完。
景泰八年夺门之变发生,朱祁镇复位,不久后朱祁镇诛杀了于谦等一批朱祁钰提拔起来的大臣,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组织北京保卫战,最终击溃了瓦剌,朱祁钰权力稳固后,于谦等人力主迎回朱祁镇,可以说于谦是朱祁镇,朱祁钰两朝最大的功臣,但是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于谦死后,明朝的党争开始了,吏治更加腐败了,朱祁镇毁了明朝清明的朝政风气。
于谦
所以这怎么能说朱祁镇没有留下恶名呢,提到一个君王的名字,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他干过什么事,进而想到这是个昏君,明君,或是暴君,朱祁镇引发的历史事件,就是他留下的最大恶名。
世人每当提到明英宗朱祁镇,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便是“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前者差点让明朝提前200年灭亡,后者则害死了千古忠烈于谦。正因如此,很多人诟病明英宗,把他视作昏君庸主。其实,就事实而论,明英宗在位时却并非没有善举,至少在废除人殉和释放朱文圭两件事上,很有仁君的风范。
所谓“人殉”,便是用活人殉葬,是古代一项极为残忍野蛮的制度,就中国来讲,它的“鼎盛期”无疑是商周时期。当时,人殉现象不仅很流行,而且按照地位的不同,陪葬者的数量也多寡不一。据墨子所言“天子、诸侯杀殉,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少者数人”(见《墨子·节葬》)。
由于用活人殉葬太过野蛮、残忍,所以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社会上开始流行以木俑、陶俑来代替用活人殉葬的现象。但即使如此,一生以“仁”为最高追求的孔子都对其大加挞伐,怒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对于殉葬这种现象,社会有识之士非常反感、痛恨。
秦汉以后,人殉现象式微,间或有人热衷此事,但大体上已被社会摒弃。但在辽金时期,人殉又开始“死灰复燃”,并在元朝、明初大行其道,而朱元璋便是这种陋习的热烈拥护者。据《明朝小史》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伺寝的46名妃嫔全部殉葬于孝陵,人数之多令人侧目。
朱元璋首开恶例,子孙们竟然沿袭不改,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都有大量的妃嫔被杀死后殉葬。其中,成祖的长陵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由10名宫人殉节从葬,这些都载于煌煌正史当中,每每令人不忍卒读。
由于人殉现象过于野蛮、残忍,跟文明社会背道而驰,所以等到明英宗驾崩前,便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原则,下诏禁绝人殉现象(“天顺八年春正月乙卯,帝不豫。己未,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己巳,大渐,遗诏罢宫妃殉葬。庚午,崩,年三十有八。”见《明史·卷十二》)。至此,在明朝的皇室中,这项残忍的制度才被真正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清朝初年又恢复)。
至于释放朱文圭,也极能体现明英宗的仁德宽厚。朱文圭是建文帝的次子,恭愍太子朱文奎的弟弟。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篡位上台后,一边派人搜索朱允炆、朱文奎的下落,一边将年仅2岁的朱文圭圈禁在凤阳,禁止他跟外界交往。仁宗、宣宗、景帝在位时,都没有下诏释放朱文圭,英宗在位前期亦是如此。
以朱文圭特殊的身份,他本应被圈禁至死方休,然而在他临死前,却又意外地品尝到自由的味道,而这一切全是拜明英宗朱祁镇所赐。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成功、结束长达7年的圈禁生活后,因为对同样被幽禁的朱文圭动了恻隐之心,经征询大学士李贤的建议后,下令将其释放。此时,距离朱文圭被囚已经过去55年时间。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朱文圭一直生活在四面全都是墙壁、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由于绝少有人跟他话,教授他知识,导致其心智极不成熟,跟幼儿无异。据说朱文圭获释时,这个年近花甲的老翁,甚至连六畜都分辨不清,活脱一个痴呆儿。但不管怎样,朱文圭能在有生之年重获自由,也算是一大奇迹。
惠帝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英宗复辟,怜庶人无罪久系,欲释之,左右或以为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赞曰:“此尧、舜之心也。”遂请于太后,命内臣牛玉往出之。见《明史·卷一百十五》。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享年37岁,死后葬于裕陵。回顾明英宗的一生,前后两次在位、共计22年时间,虽然因为“土木堡之变”差点导致明朝灭国,并因此留下“无能之君”的称号,但他在临终前却能做出解除对朱文圭囚禁、废除人殉两项重大决定,也算是极其难得的善举。正因如此,他完全有资格获得“仁君”的称号。
史料来源:《明史》
朱祁镇没有留下恶名,主要是因为朱祁镇生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任皇帝,在朱祁镇继位之前,明朝刚刚经过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盛世,国力正处于空前繁荣时期。虽然朱祁镇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由于明朝国力的强盛,朱祁镇并没有搞垮明朝,也就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恶名。
朱祁镇继位之前,明朝一直都在走上坡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明朝的国力便开始蒸蒸日上。朱允炆继位之后,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创造了永乐盛世的辉煌。
永乐盛世之后,明朝又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等到朱祁镇继位的时候,明朝已经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因为朱祁镇接手的是一个繁荣的明朝,不管朱祁镇多少能折腾,也很难能够把大明王朝折腾亡国。假如朱祁镇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朱祁镇肯定是一代昏君。
朱祁镇生于盛世长于盛世,缺乏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因此朱祁镇在继位之后,便十分的任性妄为,他宠信奸臣宦官,听信谗言御驾亲征,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明朝国力从此由盛而衰。瓦剌释放朱祁镇回国后,朱祁镇又通过夺门之变重新掌权,杀死了名臣于谦,授予了明代宗“戾”的恶谥。
当然朱祁镇在经历土木堡之变后,也有了很大的成长。朱祁镇第二次登基之后,废除了明朝初年实行的殉葬制度,将建文帝的后人释放出狱。同时朱祁镇第在二次登基后,还十分的勤劳朝政,勤政程度仅次于朱元璋和朱棣。
综合来看,朱祁镇没有被列为昏君,一方面是因为朱祁镇生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另一方面是因为朱祁镇二次登基后做了不少好事。如果让朱祁镇和崇祯皇帝换一换位置,朱祁镇肯定是一个亡国之君,而崇祯皇帝肯定能够继承明朝的盛世局面。
当然朱祁镇没有被列为昏君,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明朝的中兴之臣于谦。如果不是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拥戴明代宗继位,打退了瓦剌的进攻,那么朱祁镇不仅是一个昏君,更是一个亡国之君。
从朱祁镇一生的作为来看,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虽然朱祁镇在二次登基后,做了不少的好事,也十分的勤政爱民。但是这并不能弥补朱祁镇的过错,明朝的国力由盛而衰,就是从朱祁镇时期开始的。
宋高宗重用秦桧,被金军赶到海上,还向金国称臣,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可以说,明英宗做的错事,他都有过之无不及。但他同样没在历史上留下太大的恶名。
明英宗和宋高宗都一样,一生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事迹。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亡国君,所以他们的继任者,还是会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洗白。因此,史书上即便都记载了他们的这些过错,但描写都很委婉,尽量淡化。
再说,明英宗这个皇帝虽然不是明君,但也不是暴君。说他是绝对昏君,似乎也不合适。他幼年登基,前期在三杨的辅政下,朝政清明。只是后来过于宠信王振,才招致失败。但他御驾亲征被俘,总比徽钦两帝国破家亡被俘,要光彩些。
冤杀于谦,确实是他一生的污点。但他复辟后,还是做了不少好事。英宗晚年任用李贤等贤臣,广纳忠言,宽仁治国,最后还废除了殉葬制度。
明英宗虽算不上什么好皇帝,但绝对不是昏君、暴君,因此也不至于留下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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