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以结果倒逼过程，题主企图用日本在近代对中国造成惨痛的民族伤害为事实，以及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这一伟岸形象，通过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的塞防、海防之争事件，来证明李鸿章提出的对日本的野心进行提防，并优先发展海防的思想是多么正确，从而达到衬托李鸿章，污蔑左宗棠的目的，其心可诛！

在汪郎看来，题主或许根本不了解“塞海两防之争”的背景，又或者说他知道当时的背景，但有意识的带节奏，故意把晚清时期的\"塞防\"、\"海防\"之争，移花接木地用在李鸿章提防日本，左宗棠提防沙俄的具体国防策略上，从而得出左宗棠不如李鸿章的结论，其心可诛！

汪郎必须戳破这个谎言！

左宗棠是“塞防派”的代表？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以讹传讹！

左宗棠从来不是“塞防派”，他也不是“海防派”，他一直坚持的是“塞海并重”，但两防之间应该有缓急，分先后，这才是左宗棠在“塞海之争”时所处的立场！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这是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对塞海两防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对两防建设的策略。

同时在这份奏折里，左宗棠也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塞防派和以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做出了评价，他认为无论是海防派，还是塞防派，都是为国出谋，为君尽忠，两派之间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私心争斗，李鸿章也不是卖国。

看清楚，左宗棠认为主张“海防派”的李鸿章并不是卖国，他根本没有去黑李鸿章！这才是在塞海两防相争之际，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谁还敢说他没有远见，没有大局观？

事实上，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廷揭起“塞海之争”的时候，新疆，也就是“塞防”的危机远比台海（海防）严重的多！

当时，阿古柏的侵略军早就在新疆建立了伪政权，除了伊犁被沙皇俄国侵占，塔城、乌苏还被清政府控制外，全新疆都沦为阿古柏的殖民统治中。

如果清廷不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那么阿古柏就会成为全新疆的主人。

最为关键的是，俄英两国根本无视清朝对新疆的绝对主权，他们抛弃了清政府，拒绝和李鸿章的外交友好，先后和阿古柏伪政权签定了条约，取得了和阿古柏伪政权之间的关税贸易协定，并互派大使。

诸位，什么样的级别才会互派大使？只有国与国之间才会如此！而这也说明了俄英两国已经在国际上公然承认了阿古柏伪政权。

试问，左宗棠坚持“塞海两防并重”，但优先解决“塞防”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摸着良心说话！

左宗棠对列强和大清之间的优劣有着最深刻认识！

左宗棠虽然是封建士大夫出身，但他的眼界却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士大夫，比起大清的糊裱匠，李鸿章李中堂并不逊，甚至还高于李鸿章。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左宗棠认为英法等国家侵害大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商，作为商业利益输出最广的列强，在面对日本等新兴国家侵犯到它们的利益时，势必会出面干涉，这是什么思维？这就是“以夷制夷”的战略制衡！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自己的国防事业，争取国家、民族的强大，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同时，他认为李鸿章提出海防建设的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以日本为假想敌，但是，当时的日本和大清并不是同一个等级，无论人口、国力、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大清，所以海防是很重要，但还算不上对大清造成军事上的严重威胁！

恰恰相反的是，沙俄、英国阴险狡诈，又和新疆有直接的陆路相连（英国已经完全占有了印度，英属印军是英国对外侵略的重要兵力输出），如果不先解决塞防、不先解决新疆问题，那么一旦俄军或英军从新疆长驱直入，那么青海、甘肃、陕西怎么办？

玉门关、嘉峪关等长城沿线恐怕都会成为国防边境，那么，北京城怎么办？那将会是永远不得安宁！

“俄人之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其肇事伊梨，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迭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轻重？”---《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诸位，我们说历史，就必须代入当时的情景！

1874年的大清，面临着两难选择，即：新疆问题是眼前，日本则是未来，防患于未然是没有问题的，那解决燃眉之急就一定是错误的？

汪郎相信，只要稍微动点脑子，就很清楚当时的大清朝所处的国际窘境，那么，塞防、海防，优先解决哪个还不清楚吗？

这样的左宗棠，你敢说他没有国际意识？没有国防战略意识？

就汪郎所知，目前还没有哪位正经的史学家把左宗棠划归为塞防派，对他真正的定义是：海塞两防并重，优先解决紧急的战略派，这和李鸿章的“海防派”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重要的是，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虽然强调优先解决新疆问题，建设塞防，但同时，他也提出了在建设塞防时该如何去发展海防，这是极具战略眼光和国防建设意识的。

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教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只此。

故而，说左宗棠没有海防意识，没有大局观念，没有政治远见的，都是一些不懂历史，或者是人云亦云之人。

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做出的贡献！

很多人因为要推崇李鸿章，所以对左宗棠处于严重的偏见，甚至到了左宗棠是阻挠海军发展的第一人。

但事实上，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海军之父，或者说，他是清朝第一位提出创办近代造船厂，并建设近代海军的人。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公元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向朝廷上了一道折子，指出了开办近代造船厂，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建设近代海防的重要意义！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在这份奏折里，左宗棠不仅指出了海军对国防的意义，也指出了开办造船厂对大清国的社会稳定，民生建设做出了规划，可见，他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 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廛〕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左宗棠的前瞻性在当时无人能抵！

李鸿章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侵台）发生后，清政府被迫赔了五十万两“赎台费”才认识到海军和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比他早了8年！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但只建造了轮船，建设了海军，却没有懂得开轮船的人，没有大清自己的海军人才怎么办？这一点，左宗棠也想到了，为此，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建设。

“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洊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宁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实事求是的说，左宗棠为了创办造船厂，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军，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而且他提倡不拘一格，凡是对火轮船有了解，或者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加入海防建设，大清面临着生死破局，必须打破现状，加快前进的脚步。

左宗棠在提出建设海防事业的战略规划中，丝毫没有一丝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守旧气息。

他认为要想抵御外侮，就必须要加强海防建设；而要打造海防，就必须解放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科教兴国、强国的目的。

而他之所以把船厂和海军人才学校安排在福建，而没有安排在浙江，也是他对福建地区的民风、习俗经过了详细的掌握后，才做的决定。

因为福建一直都是中国传统的海洋省份，当地民众具有深刻的海洋意识和出海的胆量，这对大清建设近代化海军，急需一批胆识过人的水手、船员是至关重要的。

解放思想才是建设近代化海军的第一步！

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力坚持下，一心为国的他终于打动了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同意了他筹办造船厂和海军军事人才学校的建议。

只是可惜的是，这一年年底，已经在福州马尾勘查出优良海港，并打算动工建设船厂时，他被清廷由闽浙总督改为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乱去了。

没有亲自把船厂和海军学校建成，汪郎认为，这可能是左公最大的遗憾！

但即使如此，左宗棠在奔赴西北前，向朝廷推荐了在家守孝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并坚持非他不能完成这样的富国、强兵的国防事业！

就这样，中国近代第一家战舰制造厂，第一家近代海军人才学校，即：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学堂，在左宗棠的奏议下，在沈葆桢的主持下，从无到有，完成了国防事业质的飞跃！

1、福州船政局的功绩：

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所用管带（舰长），如：邓世昌、刘步蟾、黄建勋、萨镇冰、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林履中、杨用霖、方伯谦等，都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在中法战争的中，牺牲的福建水师“振威”艇管带许寿山，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除此外，很多近代著名人士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如严复、詹天佑等。

2、马尾船厂的功绩：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船厂，其成果也让人斐然，造出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自己的轮船，如：以尾部螺旋桨推进的“万年清”号，以蒸汽轮机为动力的“安澜”号，木质二等巡洋舰“扬武”号，铁木合构军舰“开济”号；钢壳钢甲舰“平远”号，由此也促使了福建海军诞生。

毫不夸张地说，清朝三大海军中的福建海军，使用的战舰基本上是马尾船厂自己生产的，这也意味着在当时清朝已经初步具备了战舰国产化的能力！

汪郎说：

时代有时代的命运，处在时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

汪郎写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不是要批评李鸿章，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谁都可以对过去指手画脚，但这不是我们胡言乱语的理由！

诚然，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的一生相对左宗棠，还是稍逊一筹！

当然，在晚清那个环境里，李鸿章要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上去做一些抉择，也的确很难，但这不是现在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他比左宗棠有远见，比左宗棠功劳大，从而去无底线的抹黑左宗棠，这是极其危险的思想！

别的不说，仅仅是收复新疆，为现在的我们赢得了一块战略纵横之地，就凭这一点，李鸿章的功绩就永远也比不上左宗棠，何况左宗棠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和支持者！

至于1874年的塞防、海防之争，谁的大局观和战略思维更胜一筹，诸位看官自己去判断吧！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其实没这回事。

同治十三年，由于海防体系薄弱，面对日本侵犯中国台湾时，清政府无能为力，被迫以赔款收场，使得清政府受到严重刺激，因而在当年九月，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便指示各地督抚和中央高级官员上折，展开一场关于海防政策的讨论，史称“海防大讨论”。

当时参加讨论的地方督抚有十五人，分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浙江巡抚杨昌濬、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湖广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署理山东巡抚文彬、盛京将军都兴阿、两江总督李宗羲、福建巡抚王凯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的钦差沈葆桢、江西巡抚刘坤一、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及陕甘总督左宗棠等。

PS：讨论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大佬都去北京开会，而是各自向朝廷上折子，陈述观点。

大讨论开始之前，由于东西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当时已经决定发展海防了，所以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没有任何异议，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直接压倒了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

这里插一句，海防大讨论之前，新疆已经沦陷了，所以在这之前，关于先建海军还是先收复新疆，海防派和塞防派还有过一次大争论。最后争论因为日本侵略台湾而打断。

不过，海防派虽然赢了，但毕竟新疆已经沦陷了，所以关于西北问题，“二后一王”便又征求了督抚们的意见。

也就是问问大家，新疆到底该怎么办？而也正是这第二次意见征询，李鸿章的折子把很多人都惹毛了。

他当时说：京畿为天下之本，长江为财富奥区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

这话说白了就是：财力有限，钱不够，保住重要地区要紧，新疆这种次要地区，干脆就不要了吧。

他的这个奏折递上去，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文祥看了，都不满意。毕竟那么大的地盘说不要就不要，她们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到时候肯定会被天下人骂死。于是慈禧便把李鸿章的折子抄送给了左宗棠，征询他的意见。

左宗棠看了抄送来的折子后，很生气，他从三个方面反驳了李鸿章。

首先，左宗棠认为，新疆是个非常有潜力的地方，发展空间很大，绝非是“千里旷地”。

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第二，左宗棠认为，海防塞防应该并重，不存在什么重要不重要。如果要说重要性，新疆现在已经弄丢了，这才是火上房的一等大事，而海防威胁现在还没有，要说有也是在未来。既然李鸿章说事分轻重缓急，那现在肯定是要先解决新疆这个火上房的事情了。

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第三，重要与否，是相对的。即便说塞防在现阶段不如海防重要，可新疆一旦没了，陕甘就变成了前线。届时陕西、甘肃、山西乃至华北都受威胁。那还守得住吗？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慈禧看了左宗棠振聋发聩的话，理智瞬间战胜了头脑发热（日本侵略台湾那事），作为最后的决策者，她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并且任命其为钦差大臣，最终收复了新疆。

这里再插一句，左宗棠能说服慈禧，最关键的是他的第三点理由。因为李鸿章的说辞确实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李鸿章认为，咱们的钱不多，所以要搞重点防御，不重点的就不要了。然而，重要性是相对的。新疆相比于京畿，重要性确实要差些，可如果这是放弃理由，那么甘陕川云贵藏青，岂不是都可以放弃了？毕竟那些地方也没有京畿重要。而这些地方都丢了，那大清还剩下啥？

实际上，李鸿章后来这么实践，惹出了很大麻烦。他觉得琉球不重要，让给了日本；他觉得朝鲜也不重要，就与日本共管，最后也让给了日本；他觉得台湾不重要，就割给了日本。最后弄得清朝的近海防御一点纵深都没有，所谓的海防也只是形同虚设。

相比于李鸿章，左宗棠主张的塞防，只养了四万军队，基本没怎么耗费朝庭开支，就收复百万平米公里的领土。并且牢牢控制，这是实实在在的塞防。

慈禧1900年逃亡西安时，肯定庆幸自己当年支持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如若不然，失去了新疆做屏障的陕甘，她哪里还敢去。而不去西安又能去哪里呢？整个东南都互保了。慈禧没地方逃了。

总的来说。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李鸿章认为日本是潜在敌人，左宗棠认为沙俄是潜在敌人这一命题。李鸿章和左宗棠争论核心，是朝廷的有限经费应该花在哪里。

当时，沙俄确实是清政府的劲敌，可日本并不是。当时的日本刚搞明治维新没几年，在清政府眼里其实就是个屁。

李鸿章之所以要拿日本作文章，主要原因是他要保北洋，也就是保他的基本盘。他在西北没有利益，他自然不会在乎新疆了。并且他的海防也只是嘴炮海防，看不到成果。搞海防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保住淮军基本盘。

而左宗棠之所以要收复新疆，是因为他要保中华。左公的塞防，那是实打实的塞防。他与李鸿章，一个是以做事的心态看问题，一个是以做官的心态在看问题。这差别可大了去了。

他俩都没错，都是敌人！都对中国造成威胁以及侵略过！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李鸿章认为日本是最大的潜在敌人，左宗棠认为俄罗斯是潜在的最大敌人，他们的看法都没错，只是关注点不同才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也好还是日本也好，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潜在敌人。

俄罗斯的威胁

先说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天生就是一个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对领土来说天生欲望就非常强烈的国家，与典型的工商业文明的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对领土的欲望并不是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对市场的欲望更为强烈。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以放弃殖民地的统治。如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西欧国家在世界上建立的殖民地体系就土崩瓦解，也与他们在当地得不到经济利益，也就是统治成本大于统治支出相关，所以他们逐渐放弃了殖民地。

这点与俄罗斯截然相反，俄罗斯不管统治成本有多大，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去占领土地，这一点在清末的时候在对我国的政策上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其实近代以来，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就是俄国，前后共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外外蒙古的独立也是俄罗斯（苏联）的杰作。所以我国近代失去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是拜俄罗斯所赐。

相对于俄罗斯来说，其他列强对领土的欲望明显就低了很多，如英国占领的香港，其实面积并不大，1100多平方公里左右，而且还是租借，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更小，为32平方公里左右，也是租借。另外，各国在上海建立的租借区仍是租借的形势，无论是香港、澳门还是上海的租借区，至少名义上都还是中国领土。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实质性占领我国领土的，只有俄罗斯。也正是俄罗斯对领土的这种欲望以及西欧国家一贯奉行的传统冲突很大，所以至今很多欧洲国家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

日本的威胁

日本也是近现代以来对我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抗战就不用说了，是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我们与日本打了14年最终在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在清末的时候，日本与我们中国几乎同时开展维新运动，不过日本的维新改革比当时的清朝更为彻底，发展的也比清朝更好。

甲午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结果是使我们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同时也割让了台湾给日本。之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在击败了俄国之后，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东北，由此因为东北的归属权问题，为后来的抗战埋下了隐患。

晚清的情况

对于晚清来说，一方面在陆地上，受到了俄国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在建设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获得制海权，需要发展海外贸易，同时要保卫首都北京，也必须要建设海防，由此也要发展海军。

左宗棠作为陆战的代表人物，他直接就看到了俄国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威胁，而当时的阿古柏在新疆的活动，也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领土安全，因为这种威胁是直接的，所以清廷当时就决定要先收复新疆，才有了后来左宗棠率军进攻新疆并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

而李鸿章则是开办洋务多年，对经济工作更为熟络，由此他的侧重点在于海军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在海上的直接对手就是日本，其他的国家基本没得打。如海上第一强国的英国，根本没法打，法国、美国这些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海上和俄国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只有与日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在地图上我们也能看出，日本要想发展，战略基本就是先朝鲜，再东北，再全中国，这个战略其实最早是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对于日本来说最为可行的一个“发展方案”，在近现代以来，日本的侵略步伐也基本是按照以前丰臣秀吉制定的战略走的。而要实现这个方案，日本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然怎么把军队送到中国、朝鲜战场作战呢？

所以在海上的直接威胁就是日本无疑。

综合以上来说，左宗棠认为最大的潜在敌人是俄国，李鸿章认为最大的潜在敌人是日本，其实就是“海防”与“塞防”之争，都有道理，其实也都是当时的清廷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俄国的直接威胁先出现，就先重点解决了俄国在新疆挑起的事端；日本的直接威胁后来发生，就有了后来的甲午战争了。

公元1871年，日本利用台湾人民杀死琉球国宫古岛上缴年贡 的人为借口，出兵进攻台湾，这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向国外发动的战争，也是清朝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重要外交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趁机占领琉球，并且要求清朝赔款50万两。公元1871年，沙俄借口塔札别克为伊犁当地的割据势力接纳， 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伊犁被攻占后，清廷与沙俄进行谈判，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

也就是在1871年羸弱的大清帝国，同时面临东西两方的压力，在东方是正在崛起的日本，在西方是虎视眈眈的俄国，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啥好鸟，都想在中国分一杯羹，而大清朝堂上关于东西威胁的争论也在激烈展开。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被称为“海防派”，他们坚持海防是当时清朝的第一要务，而日本将会是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因为李鸿章认为现在的大清和历来的朝代不同，现在主要的威胁却来自海上，李鸿章在1871年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就发现了日本人的骄横姿态，并预言“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李鸿章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六项具体措施，请求朝廷讨论并实施，后来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并且海防派主张“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李鸿章还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筹议海防折》。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被称为“塞防派”，他们认为俄国有虎狼之师，而且对中华早有侵吞之意。当时湖南巡抚王文韶上书朝廷说：“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丁宝桢、吴元炳亦提出沙俄是清廷的心腹大患。左宗棠作为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实际上是想朝廷支持西征， 他对塞防论述中说：西北塞防军费已经十分紧张，并无余裕可以划拨给海防；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是“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可见左宗棠所说的“二者并用”，实际上是支持塞防的观点。

李鸿章“海防”防日本和左宗棠的“塞防”防沙俄之争，本质上是争钱，因为当时的清朝经济能力有限，已经不能做到两者兼顾，只能是东西先顾一头。最后胜利的是左宗棠，他不仅说服了朝廷进行西征，而且使朝廷按照他说的“二者并用”，先塞防后海防。

1876年清廷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进行西征，而后在战争中筹钱成了左宗棠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了支持左宗棠打赢这一仗，朝廷也是下了血本，不断催促各省交纳协饷，从全国各地运往新疆。据统计从1875年的战前筹备到1878年初阿古柏势力被基本清除出新疆，三年时间里，左宗棠为收复新疆共花掉了二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

但是这个前花费的有价值，他保证西北的基本稳定，避免了新疆被割裂出去，在历史上意义非凡，只不过对当时的清朝来说，太过沉重。

塞防的问题解决了，海防接着来。从1875年清政府就同意组建三支海军，并且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李鸿章当即想英国订购四艘军舰，1876年11月，320吨的蚊船“龙骧” 、“虎威”，第二年440吨的蚊船“飞霆” 、“策电”都相继进入北洋海军。

1879年琉球事变爆发，此时新疆在战事也基本告一段落，清政府在日本并琉球的刺激和朝臣防日本亟自强的呼吁下，终于痛下决心，切实筹备海防 。在李鸿章的大力推动下 ，清廷于1880年、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厂定造“定远” 、“镇远”两艘铁甲舰。到1881年底，北洋海军除国内自造船只外，已陆续从国外购进战舰10余艘。

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从结果来看北洋海军的建设并没有被落下很多，清廷在两边吃紧的情况下，基本兼顾到了塞防与海防，以先塞防后海防的模式进行。而后来北洋海军的失败，就更加不能和塞防扯上关系啦，因为北洋海军的强势期的时候，塞防已经不占多少话费，而北洋的失败，不仅仅是军舰实力的差距，战斗意志的差距以及陆军的差距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已经作古，从民族大义上和战略上看左宗棠更高一筹，从时代性和超前性将，李鸿章胜一筹。而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他们都是狼子野心，都有亡我中华之心，但是羸弱的满清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进攻。

晚清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我们强大了，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实名反对“历史哨声”等几位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

这些回答错在这么几处：1、这些回答把导向认为左宗棠不重视海防；2、这些问题把导向指向李鸿章有先见之明；3、这些问题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归结于经费不足。以下本人将负责任把这三个问题说清楚。

第一，所谓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是李鸿章放弃对新疆权益的维护，与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分歧。事实上，作为创建福建船政学堂的左宗棠，对海防的重要性认识相当深入，只是新疆一旦落入沙俄或英国手中，中国腹地将受到极大威胁，所以必须坚持塞防，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

第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相反，他在外交层面相当一般。日本占据琉球，是日本进一步侵略的信号，在此基础上，何如璋等人建议清廷采取措施，但被李鸿章等人阻挠。事实上，1870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南搞事情，完全是最初的试探，而清廷主动放弃，实际上也是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当时日本实力并不能对清廷占据优势。1880年代日本逐步蚕食朝鲜半岛权益，其实李鸿章还是没认识这层危险……

第三，甲午战争失败根源是自上而下的腐败。虽然海军的军费遭到了一些克扣，但是实际上，整体而言海军实力尚在，但是士兵们荒于训练，自上而下不重视，让海军最终单兵能力上远逊于日本，这是甲午失败关键。

说俄是最大敌人的不如说日是最大潜在威胁的人有智慧。俄的重点在西段--即使经济中心又是工业和军事要害，压力不小，东段人烟稀少，资源匮乏经济平平，以稳为主，清朝签订的那些如《瑷珲条约》等不过是用领土换得一个守门人防共同的日而已。日一直以来只所以有扩疆野心，是因为面积小，没有资源，面临种种生存难题。

1874年的海防、塞防之争的本质就是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优先分配的问题

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让新疆成为附属国，全力发展海防，建设海军；左宗棠认为海防和塞防同样重要，但眼下必须先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然后再发展海防。

李鸿章主张对现实进行妥协，更注重未来；左宗棠主张先解决现实再讨论未来。单纯从学术角度而言，二人的主张并无对错之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清朝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没有办法同时兼顾海防和塞防。

从财务角度去看海防和塞防之争

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了1000万两白银，清朝财政拨开500万两，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向西方借款500万两。

1875年设立南北洋水师，名义每年财政拨款是400万两（南北洋各200万两），实际到账是15%，即60万两——每年南北洋真正有大清财政拨款的水师经费只有60万两，其余都是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

北洋水师主要战舰是购置费用：

定元、镇远、济远三艘船价格相同，即150万两每艘，即450万两；致远、靖远合计169万两；经远、来远合计173万，北洋主要战舰购置费用合计790万两。

北洋水师主要战舰的购置费用基本上就是收复新疆之战的费用。

另外从1875年筹建海军，到1888年海军成立，筹建时间13年，海军也就失去了13年的发展时间。

因此，收复新疆的机会成本是北洋水师当年建成、失去13年的训练时间。同样的1000万两白银，是拿去收复新疆，还是拿去建立北洋水师，这才海防和塞防之争的财务本质——即有限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北洋水师建成后，需要不断更新配置和设备；收复新疆后也要军队驻防房费。二者的开销不会相差太多。

收复新疆，北洋水师被拖13年；放弃新疆，北洋水师或许在甲午之战不会战败，但西北问题到今天可能都不会拒绝。

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收复新疆的结果——北洋水师甲午战败，大清从中兴走向衰落。

但若放弃新疆，大清多13年的海军训练时间，击败日本海军可能性更高，只要甲午战争胜利，大清继续保持东亚第一的地位和国力，新疆想要脱离大清独立也做不到。

大清没有甲午战争之败，英国就不会和日本结成联盟，日俄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会改变很多历史。

是一次性拿1000万两白银马上建设现代海军，还是拿1000万两白银收复新疆然后慢慢建设海军，这就是1874年李鸿章和左宗棠海防塞防之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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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日本都是最大敌人

左宗棠和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的国家栋梁，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没有错，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预防列强来自海上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左宗棠则是主张塞防，预防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两个人眼光独具，日本和俄罗斯的确成为了清朝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在随后的一系列战争中两个人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两个国家制定战略国策也都是针对清朝，比如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俄罗斯的“黄俄罗斯计划”，都是以侵占清朝领土为主要目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原因是和他们所处的职位有关吧。

李鸿章面对的是从海路而来的洋人，而左宗棠则主要应对的是北方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