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在历史上改名为西安，是让当下的西安人非常不爽快的一件事。如果现在城市的名字依然叫长安的话，别的不说，只需要这个名字，就不知道能吸引国内外多少游客。因为长安作为古都是世界级的，位列世界四大古都（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中国西安）之一。

（西安鸟瞰图）

当然了，现代西安人虽然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古人并不明白“旅游经济”是什么东西。古人在给一座城市取名字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立足于政治考量。

“长安”这个名字最早是刘邦改的。刘邦建国后，把都城建在那里，其实也是很费脑筋的。项羽为了衣锦还乡，把他的王都建在彭城，因而成为一个短命的政权。刘邦当然不会跟着项羽学，不会把都城建到沛县或者偏僻的汉中去。

当时最好的选择，肯定是在秦朝的都城咸阳。毕竟咸阳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有“百二秦川”提供丰富的出产，还有函谷关这样险峻的关隘拱卫。当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始终打不进关来，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险要的地势。

但是，定都咸阳刘邦也不踏实。一来，秦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似乎并不是很吉利。二来，项羽到咸阳的时候，放了一把火，把咸阳烧得差不多了。最终，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把都城定在离咸阳不是很远的长安。那里原先就有一个长安乡，刘邦就把这个名字作为都城的名字，“长治久安”，不重蹈秦朝的覆辙。

刘邦没想到，虽然他建立的汉朝并没有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但是，这个长安都城却一直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王朝在选择都城的时候的第一选择。虽然历史上先后在长安建立的那些皇城，都不存在了，但是后世又不断地复建。到了隋唐时期，长安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

（刘邦）

长安在唐末及五代的时候，多次遭到焚毁。后来宋朝建立，本来赵匡胤也有想法要在长安建都的，当然他也提出过要在洛阳建都。但是，由于当时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再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粮食出产地，主要来自于江南和四川。因此，以赵光义为首的皇亲权贵，贪图享乐，最终并没有迁都到长安，而是把都城建在了开封。

元朝建立后，由于元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因此，他们定都的地点，肯定就不会是中原王朝最习惯的长安，而是既有北方特色，又有南方特色的燕京（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既然已经确定燕京（大都）作为他们的都城，就要弱化长安作为汉人王都的意义。因此，当时忽必烈把他的第三子封为安西王，镇守在长安一代，并在原先长安城焚毁的地方，修建安西王府，改称安西国。这个“安西”，显然就是把长安作为元朝西边来加以安定的意思，而不再具有政治上的中心地位。

不过，后来又发生了安西王造反的事情。显然，元朝想让通过藩王来安定西边，并没有起到作用。于是，元朝统治者在在平定了安西王之乱后，就把安西国给撤了，改为奉元路。这个“奉元”，就包含了维护元朝中央集权的意思。

（朱元璋）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元璋在平定南方以后，派徐达等将领北伐。徐达攻下奉元路后，朱元璋把奉元路改为西安府，“西安”的名字就这样出现了。

“西安”和“安西”看起来是同一个意思。不过，侧重点不同。“安西”是一个动作，“西安”是一个结果。朱元璋改这个名字，似乎要高明一些，他需要的是大明帝国西边安定这个结果，不需要那个过程。虽然他把他的次子朱樉安排在这里就藩，但有这个结果，也就不会重蹈前人覆辙了。

也就在明朝，西安还有机会改回“长安”的。当时朱元璋想迁都西安，专门安排太子朱标前往考察，并对西安城进行修缮。如果这个动议最终能够成行，那么，“西安”这个名字，肯定是会重新恢复成长安的。京城的地方自然是中央，而不是西边，叫“西安”显然是不恰当的。

可惜的是，朱标从西安城回到南京后，很快就生病去世了，这让朱元璋非常伤心，因此，迁都的想法，也就打消了。

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朱允炆，并迁都到燕京，并把燕京改为北京后，北京自然就成了全国的中心。此后，西安只在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短暂地作为首都，后来就没有再成为国都，当然也就没有再改回原来的名字“长安”了。

（参考资料：《西安故事》）

这是个误解。狭义的“长安”仅指汉代到北周时的长安城，按朝代不同也叫雍州、京兆郡。隋朝在汉长安城南边修建新城，开皇三年迁都，城的名字叫大兴城，先后设置雍州、京兆郡，城中的两个附廓县叫长安县、万年县（大兴县）。

唐朝时，称大兴城为“京城”，先后设置雍州、京兆府，称为“西京”、“上都”。和隋朝一样，唐朝时长安只是京城的一个附廓县，另一个县是万年县（唐玄宗时改名咸宁县）。换句话说，唐朝时的国都只是俗称“长安”，但正式名称是雍州或者京兆府，长安只是其中的一个县。

唐朝灭亡后，除了后梁时一度称为“大安府”之外，“京兆府”的名字一直到北宋和金朝末年都一直沿用未变，长安、咸宁作为附廓县名一直沿用到民国。

元朝灭金后，把“京兆府”名字改为奉元路。明朝设西安府。在元明时期，包括清朝，长安、咸宁仍然是奉元路/西安府城中的两个附廓县。

民国初年一度取消府级建制，“废府存县”，各府一律改以附廓县名相称，比如山西省会由太原府改称阳曲县（太原附廓县），福建首府由福州府改称闽侯县（福州城附廓为闽县、侯官县），广东省会由广州府改称番禺县（广州城附廓为南海、番禺二县）。西安府也改称长安县。这是北周灭亡以后一千多年里，历史上唯一一次正式称这座城市为“长安”。到1928年复设立西安市。

顺便说一句，洛阳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只是河南府的一个附廓县。洛阳在隋唐时虽然号称“东都”，但正式建制是洛州、河南郡或河南府，洛阳为其附廓县。也是在民国初年这次改制以后，洛阳才由县名变为市名。类似的情况还有：

云南府→昆明县→昆明市（清代府名→清代附廓县及民初改名→今名，下同）

平阳府→临汾县→临汾市

潞安府→长治县→长治市

顺德府→邢台县→邢台市

东昌府→聊城县→聊城市

曹州府→菏泽县→菏泽市

彰德府→安阳县→安阳市

归德府→商丘县→商丘市

延平府→南平县→南平市

安陆府→钟祥县→钟祥市

德安府→安陆县→安陆市

衡州府→衡阳县→衡阳市

宝庆府→邵阳县→邵阳市

顺庆府→南充县→南充市

嘉定府→乐山县→乐山市

叙州府→宜宾县→宜宾市

保宁府→阆中县→阆中市

绥定府→达县→达县市（后来改名达州市、达州区）

宁远府→西昌县→西昌市

凉州府→武威县→武威市

甘州府→张掖县→张掖市

……

但是也有些改回原名的情况，比如

济南府→历城县→济南市

兖州府→滋阳县→兖州市

扬州府→江都县→扬州市

苏州府→吴县→苏州市

泉州府→晋江县→泉州市

兰州府→皋兰县→兰州市

……

答案是，不存在“改回长安”的问题，因为“西安”之名并不是“长安”改来的，作为地名的长安一直存在，并未中断。

西安得名，始于明代。洪武二年，徐达进兵奉元路，改奉元路为西安府。

也就是说，“西安”这个地名，不是由“长安”改的，而是由“奉元”改的。

奉元路是元朝的名称，再向前追溯，则是京兆府、京兆郡、京兆尹、内史。

从秦朝设置内史开始，到汉朝的京兆尹，魏晋北朝的京兆郡，唐宋的京兆府，元朝的奉元路，明清的西安府……这才是西安名称的历史沿革。

这里面可曾出现“长安”么?

不论郡、府还是路，都不是基层行政区划级别，下面还要管辖若干个县，而长安，正是其中一个县的名称。

长安之名，始于秦的长安乡，汉高帝五年，在此地设长安县，在长安县内建起的都城，也顺理成章被称作“长安城”。

但是，长安城很特殊，它不仅是长安县的县城，同时也是京兆尹-京兆郡-京兆府-奉元路-西安府的治所，还是州府、省会，甚至是一国的都城。也就是说，长安县是一个典型的附郭县，同一个城里有好几级上级压着，颇有一种“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有多小”的感觉。

所以，问题就很明白了，西安和长安是从明朝开始就并存的两个地名，它俩的关系不是谁取代了谁，而是上下级的关系，西安府是上级，长安县是下级，府衙与县衙同城，府尹县令同城办公。若是类比现在的话：西安府是地级市，长安县是西安府的市区。

到了民国时期，废府道，留省县。本来西安府被裁撤，西安这个名称就该没有了。偏偏民国又实行切块设市，市县分离，也就是把县城从母县切出来，单独设市，这个单独设置的市，地位还比县高。于是就把长安县的县城(当然也是原西安府的府城、陕西省的省会)，从长安县分出来，沿用了原西安府的名称，设西安市。长安县的辖区就变小，县政府也迁到了别处，不再管辖原来的县城(同时也是明清的府城和省会)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安市又开始管辖了周围几个县，长安(县)重新成为西安(市)的下级行政区。2002年，长安县改为长安区。

综上所述，西安的前身是内史、京兆、奉元，长安是西安(及其前身)下辖的一个县。

如今，长安仍然存在，就是长安区，仍然是西安下面的一个区。西安和长安在历史上，是并存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至今西安市与长安区仍然是共存的上下级。

借着这个问题解释一下长安与西安的关系，第一，长安从来就没有改名，从古至今都叫长安，现在西安市任然有长安区，就是古代的长安。第二，长安与西安不是一个级别的两个地名。

长安自汉朝开始，作为大汉的都城存在，此后经历数朝一直是大都市，到唐朝达到顶峰，唐之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长安逐渐衰落，但是它始终作为一个城市存在。

西安这个地名最早出现是在明朝，西安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片区域，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长安与西安的关系，就像是地级市和地级市期中的一片城区的关系，长安隶属于西安。西安的由来是这样：京兆尹（汉）—京兆郡（魏晋隋唐）—京兆府（唐宋金）—奉元路（元）—西安府（明清民国）—西安市（民国至今）。

所以要说改名，那也是奉元路改名为西安，不存在长安改名为西安的说法。因为二者不是一个级别的概念。

至于它有没有可能改名长安的问题，见仁见智，个人以为，以长安城辉煌的历史和在华人世界巨大的知名度，西安市改名长安市是有一定好处的（请记住，不能叫“改回”），这个相信西安市人民应该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西安改了，一旦这个口子开了，那么很多其他的地方是不是都会效仿？比如黄山改名徽州，南京改叫金陵等等，政府要考虑各方面成本。所以短期内，不会开这个口子。

个人浅见。

先说说长安，长安，即长治久安，古代帝王都希望王朝永固，统治万载。长安名字源于汉代，汉承秦制，汉长安即在秦咸阳建立起来，所以，古长安严格来说就是今天的咸阳，这个长安和西安长安县不是一回事。

后来的王朝都在长安以东建立王朝，原长安就失去了地位，帝王们希望西方能够安定，改名，西安。明太祖洪武年间，徐达进兵奉元路（明朝以前叫安西路）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即长安和西京的合称。

所以，现在意义上讲，西安改长安不合适，因为就算你有长安县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长安。如果说，非要有一个长安市，最有资格的当属咸阳。

但是，现在，西安作为省会城市，如果咸阳改为长安，名头明显盖过西安，从级别上来讲也不好。

除非，西安与咸阳合并形成一个大都市，这时改名，当在情理之中。现在，西安与咸阳之间的漫游费早都没了；西咸新区正在逐步建成，相信西安与咸阳合并在不久将来会实现。

西安乃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比起历史的悠久和辉煌，北京都要甘拜下风。

大家都知道，西安的古称是长安，这座城市是什么时候改称西安的呢？又是为什么原因？西安还能达到古代长安那样的规模吗？

西安的悠久历史

西安历史极其悠久，我们都学过著名的陕西半坡遗址，这是距今6000至6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就位于西安，这说明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在西安一带繁衍生活。

在新时期时代，西安就有了原始的城垣雏形，但当时还没有形成城市的规模。

到了西周时期（前1111年─前770年），西安成为西周的国都，不过当时不叫西安，也不叫长安，而是镐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称为京的国都，也是最早的大城市。

长安的名称由来

秦朝统一六国，定都咸阳，也属于今天的西安，但在当时西安是小弟，咸阳是大哥，西安是下属的地盘，而且是秦始皇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故此被称为“长安”，不叫西安。

秦末汉初，咸阳遭到破坏，刘邦建立汉朝后，决定另选国都，便选在了长安。

长安长安，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完美的都城名称。

当时的长安还只是一个小地方，刘邦让丞相萧何主持营造都城，开启了长安城的辉煌。

长安的繁荣辉煌

自此以后，长安城规模不断扩大， 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

两汉之交、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被个个政权轮番占据，遭受无数次战火摧残，一度荒废，一直到了隋朝建立再次被确立为国都，才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到了唐朝，随着大唐盛世的到来，长安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唐朝的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之前任何一座城市规模，甚至超越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面积达到北京城的1.4倍，至于同时期的西方著名城市如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更不到长安城面积的1/6，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的国际都市。

长安的没落更名

自唐朝后期开始，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安城的粮食已经十分依赖江南粮食的转运供给，后来又安史之乱、农民起义、藩镇割据的轮番蹂躏，长安城的地位急剧衰落，不再被后来的宋、元、明、清这四大朝代作为都城，被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城市超越。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有意迁都长安，但终因漕运不便而放弃。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也曾有意迁都长安，重现秦汉辉煌，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只是因为天下初定，迁都规模太大，为免劳民伤财，最终放弃。

不过朱元璋还是做出一个决定，把长安所在的“奉元路”改为“西安府”，寓意“安定西北”。因为明朝定都南京，位于东南，对西北鞭长莫及，所以朱元璋希望西北边境稳定。

“西安”之名便由此而来。所谓“慈禧西逃至长安，将之更名西安”的说法绝不可信。

自唐朝以后，长安不复往日辉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方面，长安发展的重要经济动力——丝绸之路被阻断，导致作为起点的长安城随之没落；另一方面是人类近海洋文明的崛起，取代了内陆文明，远处内陆的长安城不具备区位优势，终于在文明进程中落后了。即便我们现在继续努力，西安恐怕也难重往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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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秦始皇的弟弟“成蟜（音同绞）”在长安乡一带有一片封地，管理着这一方天地的安危，深受当地老百姓拥戴，因此，他被称作“长安君”。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跟项羽的“楚汉争霸”中，最终获得了胜利。刘邦当上汉高祖后，就在长安乡一带设立了长安县。

两年后，汉高祖在关中平原腹地建造了“未央宫”，同时，把都城从渭河以北的栎阳城整体搬迁到了未央宫，因为未央宫地处长安县，所以，新都城被称作“长安城”，寓意为新都城要长治久安，让百姓安居乐业，永享太平日子。

长安的名称被确定下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不过，长安的上级管理单位，在不同时代都改变过称谓。

分别是，在汉代时，称作京兆尹，在魏、晋、隋、唐时期，称为京兆郡，在唐、宋年间，称作京兆府，在元朝时，称作奉元路，明、清、民国年间，称作西安府。到了今天，就称作西安市。

“长安”的名称改为“西安”，是因为朱元璋。

朱元璋命令大将徐达对元朝残余势力一路追击，赶出了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元朝残兵游勇向西域逃去。直到公元1369年，朱元璋完全推翻了元朝，取得了最终胜利，为纪念这次胜利，索性把奉元路改成“西安府”，有“西部安定”之意，并把西安设定为明王朝的西部重镇。

朱元璋经过考察后，看到西安曾经做过许多朝代的都城，城市布局合理，具备王者气派，并且，西安居于华夏中央，地理位置也不错，所以，朱元璋抱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把西安作为首都的第一选择来建设，很快修建了工程浩大的西安城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安城墙。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几年后，朱元璋的儿子、皇太子朱标在南京去世，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深受打击，不久，70余岁的朱元璋也鹤归西天，因此，迁都西安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从现在来看，西安城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昔日的长安城。因为在古代，有上百万人口，城区面积几十平方公里的城市，就算很大的城市了。在唐代长安城发展的鼎盛时期，面积有85平方公里左右，人口有130万左右，而这些，才是现在西安城的十分之一左右。

说起西安，大家可能最先想起的它光辉的历史，也就是以前还叫做长安的时候。

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城市，中国四大古都之首，而且还是我国唯一一座\"十三朝古都\"，在世界上更是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有如此多的光环加身，如此耀眼的它为何会改名叫做\"西安\"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其实\"西安\"改名为\"长安\"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在历史上\"长安\"这个名字从未消失过。由于长安只是一个县名，虽然各个朝代对都城区域的称谓并不相同，但\"长安县\"始终是存在的。这是怎样一回事呢?这就要从\"长安\"这个名字说起了。

早在西周初年，周文王就曾在这里设置了丰京。后来周武王再建镐京，历史上称为丰镐。到了西汉初年，刘邦在定都关中的时候，恰好当地有一个长安乡，便立名为\"长安\"，取的就是它\"长治久安\"之意。这时候才出现\"长安\"这个名称 。

到了隋初，此处仍称汉长安城，后来因为此城从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又因渭水河床南移、位于龙首原北的汉代故城，太靠近渭水，城市内十分潮湿，很容易被水淹，便决定在龙首原以南地势较高的\"六陂\"地带，营建新都。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营建新都。关于新都的名字，据《长安志》卷七记载，由于隋文帝杨坚曾被周明帝封为\"大兴都公\"，因而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所以长安隋时也被称为\"大兴城\"。

到了唐朝时期，唐朝沿袭隋制，也仍然叫做长安，而且并扩大规模建设，在长安城周围的京畿地区，隋唐均设京兆尹（郡、府）或 雍州，作为郡级建制以统长安、大兴等20余县。

有意思的是唐朝时曾把长安城一分为二，一份归长安县，一份归万年县。但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了其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历史上称之为\"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唐朝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就国力疲敝，大不如前。公元880年，黄巢军攻克潼关，唐僖宗逃往成都。黄巢率军进入长安城后，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大齐。但没过多久，唐王朝重新调集各路兵马，围攻长安，大齐军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唐昭宗时期，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适应军事上防守的需要，放弃了破败不堪的外郭城和宫城，重修皇城，称为\"新城\"，即五代、宋、元的长安城。

重修后的长安\"新城\"，其范围大为缩水，不到原长安城的十五分之一。长安城缩水以后，原来的长安、咸宁两县的县治已被隔在新城之外，后又另修建了两个小城作为二县的县治。这样三城并列，在当时战乱的形势下，便于相互声援。

五代时期，长安已遭到废弃，不再为都，北宋统一后，宋太祖虽然有迁都长安的动议，最后也没有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称仍继续得以沿用。

到了元朝时期，由于国家回归统一以及通往中西亚的丝绸之路的再度畅通，长安城又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得到了发展，成为控制西北和西南的军事重镇。元世祖封其三子忙哥为安西王，镇守其地，建安西王府。后来由于发生安西王叛乱，安西国被撤。皇庆元年（1312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游记》里曾经详细记载过元代长安城内的繁华，\"工商繁盛\"，居民制造\"种种金、锦、丝，绢\"和\"武器\"等\"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安西王宫\"周围约五里\"，其宫室\"皆以金绘饰\"，\"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又可以看出长安城恢复了繁华景象。

真正让\"西安\"这一名称搬上历史舞台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名称即是由此而来。

徐达之所以改这个名字，应该既是借鉴了原先\"安西\"的名字，同时又有希望西边保持长治久安的意思。而且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封建制\"，就是让儿子们分守各地，为国之屏藩。太子朱标坐镇南京，四子朱棣守北平为燕王，次子朱樉守西安为秦王。洪武三年，1370年，朱樉封为秦王。但当时他年纪还小，8年后才去西安就藩。

朱元璋也十分看重西安的地理位置，曾经一度也想要迁都到此。在朱元璋看来，长安是历朝历代中原王朝的古都，就文化底蕴来说，完全能匹配大明王朝的气质。同时，长安地处中原的中西部地区，地理条件优越，有山川之险峻，是\"王气\"之所在。

因此，朱元璋早早便派人在长安修筑起了工程浩大的城墙，洪武七至十一年（1374—1378年）朱元璋派濮英都督增修西安城，其西、南两面仍保留韩建新城的位置不变，北、东两面向外扩展了约四分之一左右，朱元璋甚至还派出过长子朱标亲自考察西安，也算是为迁都做足了准备。但是天不遂人愿，朱标风尘仆仆来到西安，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西安气势挺足，但关中早不是汉唐的粮草丰足之地，需要大量从江南运粮草到西安。这就需要长年累月的巨大运输成本，明王朝未必能承受得起。关键是太子朱标身体不太好，刚从西安回来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朱元璋迁都西安的计划便被一再搁浅，一直到他死去，这个迁都计划都没有被实施。

等到朱棣登基之后，由于退回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依然对明朝有很大的威胁，最终朱棣决定迁都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北平。虽然北平同样不产粮食，但江南粮食到北平，可以走漕运和海运，运输成本比西安更有优势。在加上北平又是他的龙兴之处，所以他把都城迁到那里，改北平为北京。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但大顺朝终归是昙花一现。至公元1645年，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后向南方转移。

到了清朝时期，继续沿用西安府名，辖长安、咸宁等15县，１州，孝义（今柞水）、 宁陕（今县）等2厅，1913年， 民国政府在关中地区设立关中道，辖长安等14县。1914年撤销咸宁县，并入长安县，结束了汉代以来一城由两县分管的局面。

1928年，国民政府将长安县城及城关一带划出，设立西安市。1930年，撤销西安市，原西安市区域仍然归长安县管理。民国21年（1933年）西安改名西京，由于此时已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国民政府把西安定为中华民国陪都。

后来为了对抗经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1935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多次建议不成后，同杨虎城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得以达成，对东亚及我国的现代史影响深远。

建国之后，西安的名称被得到了沿用。

所以长安县的名称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到现在还有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就是从长安县变来的。很多人之所以想把\"西安\"改为\"长安\"，是因为古代\"长安\"，乃是六朝古都，长安作为好几个大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广大人民心中，有着很高的位置。提起长安那就是盛世都城，眼前便是一片繁华。

而西安现在的发展虽然也很不错，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但毕竟还是要落后于沿海一线城市的，所以人们对于\"长安\"的追忆满满，大概也是希望西安也可以像\"长安\"那样繁荣昌盛的基础上，再增加点政治地位吧。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击溃元军，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从此长安就更名为西安了。明太祖朱元璋虽定都南京，但是他一直想迁都西安，所以他将次子朱樉为秦王，镇守关中大地。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太子朱标西巡西安后，曾经提议迁都西安，不过他回到南京之后便病死。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得了明朝的统治权，迁都北京。

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营建丰京，将臣民从岐山周原迁于此；周文王又命次子姬发（周武王）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丰镐就是西安城的最初规模。西周末年，犬戎攻入镐京，将镐京烧成一片废墟，周王朝在诸侯的保护下东迁至洛阳，镐京长时间荒废，直达汉朝重建长安城。

秦人入主关中大地后，先后在雍城（今凤翔县）、栎阳、咸阳建都，其中咸阳城离镐京并不远。秦末大复辟之时，项羽率十八路诸侯进入咸阳城，他对秦朝十分仇恨，于是一把大火将咸阳城烧成废墟。刘邦最开始定都在洛阳，取得全国政权后，本想迁都咸阳，但咸阳烧成灰了，又是秦人国都，所以不便重建。他就命人重建镐京，并取长治久安之意，命名新都城为长安。

宋朝时长安为京兆府路，元朝时为奉元路，明朝改为西安并延用至今。论城市规模，现在的西安远远超过汉唐时的长安；论城市在全国的排名，西安是不可能再成为全国第一市了。现在西安市下辖11区2县， 总面积10108平方公里；2015年末常住人口870.56万，其中城镇人口635.68万，城镇化率72.61%。

答：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就是“长安改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春，明朝北伐军收复关中平原，是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长安，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新名字：西安。

虽然对这次“改名”，后世也有不少争议。甚至有历史票友愤愤不平说，“古都长安”地位的下降，就从这次“改名”开始。但事实上，这恰是这座“古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从破败的“旧都”，转型为西北重镇。

比起后人无比神往的，那磅礴大气的唐都长安城来，唐末年间起的“长安古都”，其实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唐朝天祐元年（904）年，枭雄朱温强迫唐昭宗“搬家”洛阳，整个长安城也因此遭受了空前浩劫，昔日繁华的“唐都”几乎被夷为平地。后来的“长安城”，是唐末节度使韩建以大唐皇城为基础“改建”的，总面积只有唐代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简直“微缩版”。

而在宋元年代里，这“微缩版长安城”虽说有厚重的历史，地位却是长期遇冷。宋代最繁华年月里，这“长安城”的人口也不过五万多人。由于破落得太厉害，唐代时留在长安的各类石经，也一度被抛在野地，任凭岁月侵蚀，直到宋哲宗年间时，北宋政府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这些珍贵碑刻保存到长安府学北面（今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在地）。元代时“长安城”更名为“奉元城”，城市布局虽有变化，规模也依然是老模样。

一场元末农民战争，也叫“奉元城”再度遭到惨痛破坏。以至于“村人尽死于兵，庐室尽毁”。但这个已经“遇冷”多年且一片残破的“长安古都”，对新生的明王朝却有重要意义：单以军事意义说，哪怕“缩水”的长安，也是维护西北稳定的战略要冲。所以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将儿子秦王朱樉册封在这里，设立了隶属大都督府的西安都卫，更做出了重要决定——改名，建新城。

于是，在“改名”之后，西安城的城市建设也紧锣密鼓：从洪武四年开始，明王朝就开始了大力改造。旧的元朝“奉元城”城墙，朝着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出去，不但一改宋元年间的寒碜模样，更奠定了西安古城墙的基本轮廓——扩建后的西安城墙，周长13962米，“西安城”的面积也达到了11.5平方公里，相当于唐代“长安城”面积的十分之一。

虽然比起“唐代长安城”来，西安城的规模看上去依然寒酸，却也有了不一样的气派：重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0米以上，宽12米以上，底部厚15米以上，这几样“新面貌”，远远超过了隋唐时代的规模。西安城墙的防御水平也直线升级：城墙外壁上建有98座“二层楼式敌台”，城墙上每隔十步就有“战棚”，另外还有5984个垛口。城墙四门还修有“瓮城”，组成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看似比唐代“缩水”，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又一杰作！

“改名”后的西安，城市布局也有了大改变：形成了“长乐”“安定”“永宁”“安远”四个城门，并一改宋元年间“长安城”的市容混乱景象，以四门大街将全城划为四部分，布局更加科学。洪武初年建于西大街的钟楼，万历十年搬到了四门大街交汇处，从而形成了以钟楼为中心的城市布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

也正是随着西安城的一系列改造，“转型”为西北重镇的西安，虽然没能在朱元璋晚年时“升级”为首都，却也进入了又一高速发展期。明朝初立国时，西安城常闹的“大事”，就是频繁的饥荒。以至于明王朝不得不以“户”为单位，每家发放救济粮。仅洪武三年这一年，西安府就有饥民36889户，几乎家家挨饿。随着明朝政权稳定，西安农业也快速发展，到了16世纪时，西安府的耕地面积，就突破了24万顷，公认西北“粮仓”。

手工业更成了西安的“标牌”，比如柳子镇的铁器，到了明朝中后期时，当地人就“不好读书，专事锻冶”。单这一个镇里就有数千家铁铺，生产的铁剪铁斧等“铁货”，是明朝官场上长期受欢迎的往来礼品。发达的铁器生产与贸易，还带火了山西的采煤业，激活了黄河的水路运输。

西安的“皮货”同样驰名全国，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中后期，西安的羊绒羊皮袄等货物，是公认能与东南丝织品比肩的“硬货”。明朝的宫廷采办，也常视西安为“富矿”。另外还有瓷器，比起“高调”的景德镇瓷器来，西安的“耀瓷”宋代时就享誉天下，明代时更持续爆火。比如同官县，当时就以瓷器业发达著称，甚至“土人燃火炼器，弥望皆明”。火热到亮如白昼。

也正是这些发达的产业，不但撑起了明代三个世纪的西北民生，更为明代的西北国防，源源不断提供物资。仅此一样，就足以见证改名的西安，无可替代的“基石”意义。

发达的商业，更是明代西安的特色，以明朝学者张瀚的话说“西北贾多秦人”。明初不惜血本的驿路建设，以及推行百年的“开中法”，成了西安商业的强心针，交通要冲的地位，令关中地区的食盐、茶叶、粮食、铁器等货物，以西安为中转畅销四方。“秦商”更在明朝中期时高调崛起，特别是食盐业贸易里，“秦商”一度压制着“晋商”，成为西北贸易的主力。隆庆年间的“秦商”李朝观，一次贩运北方的粮食，就多达数千万石。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崇祯年间，以西安为枢纽的发达商业，一度也给大明补血。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以西安为枢纽重新打通了与蜀地和关中的商路，历经多年动乱的陕西经济，也被重新激活。凭着复苏的贸易，孙传庭才得以积攒人力物力，打造战斗力强大的“秦军”，一度为崇祯带来“中兴”的希望。

可以说，虽然在明代历史上，西安的“分量”似乎不重，但看过明朝的版图乃至战略布局，就知这个城池的得失，牵动着大明王朝的兴衰。明王朝几个世纪的繁荣，就有“苦心经营”西安的功劳。

甚至，在崇祯年间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西安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崇祯皇帝能够看到西安的战略价值，允许孙传庭退守潼关，那么只要潼关稳定，西安就安稳，西安只要安稳，李自成纵是有百万大军，也不敢直接北上。遗憾的是，急昏头的崇祯，却死催着孙传庭盲目出潼关决战，反而换来了全军覆没的惨败和西安的沦陷。大明“掘墓人”李自成，也恰是以西安为跳板，完成了接下来“大顺军”的高歌猛进。

西安改名的背后，是这一场王朝战略布局的兴衰教训。缺少格局眼光的崇祯，则为此画下了遗憾的结局。明朝早亡，古城仍在，其中的兴衰发展，亦有多少回味在其中。

参考资料：西安市教委会《西安历史》、朱世光《西安的历史与变迁》、杜勋《明代西安府城市经济研究》、吕佳《孙传庭经略陕西政策研究》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