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之前的日寇第11军为例，它当时下辖七个作战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约20多万人马，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陆军一般的“军”级编制规模。即便如此，第11军的兵力仍然不敷分配，因为它需要牵制的是中国军队第五、第六和第九等三个战区的近100万大军。

其中的第13师团（甲级师团，尚有26000余人）需要驻防宜昌，以遏止陈诚第六战区的反攻；第39师团（14000余人）驻湖北应山，要监视李宗仁第五战区的动向；第34师团（14000余人）驻南昌，要应对罗卓英赣州部队的窥视；包括很有些名气的大阪第4师团（不足13000人）原也驻在长江以北，刚刚参加完豫南会战。

在长江以南的鄂北和湖南方向，只有一个驻扎在岳阳的第6师团（甲级师团，20000余人），以及担负机动任务的第3师团（甲级师团，20000余人）和第40师团（14000余人），去除武汉地区的必要守备兵力，不妨计算一下，阿南惟几如果发动攻势作战，能够集中起来的机动兵力能有多少？实在是有限。

所以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能够纠集起来的总兵力，只有第3、第6、第40师团的全部，然后再从其它师团尽量挤出一些可用之兵，比如第13师团的早渊支队、第34师团的针古支队等等，加上担负补给线警戒任务的独立混成第14旅团等部，杂七杂八拢共不超过10万余人。他的前任冈村宁次，面临的情况也差不许多。

正是因为第11军的真正的实力和承担的任务，注定了它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均无力以占领长沙城为目的。否则再抽出长沙的警备力量、长沙到岳阳交通线的警戒力量，第11军将不再保有任何机动兵力，其作为在华唯一野战机动兵团的功能将不复存在，这一点必须先交代清楚。再换句话说，哪怕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已经冲进了长沙，也只能在彻底破坏城市之后，再“反转”撤回新墙河防线。

那么，为什么日军又一定又要进攻长沙呢？其战役目的在于：在野战中重创第九战区的军事力量、破坏三湘大地这个抗战的粮秣基地、同时压迫重庆政府谈判或者投降。尤其是长沙已经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江南唯一没有沦陷的大城市，也是鼓舞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象征性地标，所以日本人必欲摧毁之而后快，但这与不进行长期占领并不矛盾。

然后说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湘省主席薛岳，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评价要客观，至少在当时的中央军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数富于主动攻击精神的将领，比如豫东会役、比如万家岭战役等等，这是非常难得的。而其他大多数将领缺乏跟日寇大兵团正面对决的勇气，如果换成顾祝同、蒋鼎文之流，那么长沙也早就失守了，就这一层来说，薛岳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敢战也得有可战之兵，第九战区恰好集结着最大的一坨中央军精锐：第4军（粤）、第10军、第26军、第37军、第79军和战区炮兵等黄埔嫡系，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74军和第5军（驻湘桂交界的全州）两大王牌。以及川军杨森集团军、滇军精锐第58军等，即便是二流部队比如湘军的暂5师、暂6师，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些战斗力较强部队的存在，也是薛岳敢于应战的底气。

同时，从日军盘踞的岳阳地区南犯长沙，期间所经过的湘北大地上横亘着新墙河、汨罗江、浏阳河和捞刀河四条水系，每一条水系都是天然障碍，极大影响了日军快速推进的速度，以及军需辎重的前送，打上一阵就得架桥或者涉水，也就给中国军队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而在湘北战场的两侧则是山地，便于阻击部队转进和隐蔽，这都是良好的自然条件。

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天炉战法”，就是充分利用了湘北的特殊地形，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日军的力量和锐气，然后以第10军死守长沙城不撤，最后再调动优势兵力进行合围和决战。而攻到长沙城下的日军已经粮弹两缺，补给线路又被从湘北两侧山地钻出来的中国军队切断，战败已经不可避免，只能夺路北逃。

所以薛岳能够三战长沙（一平一负一胜）而基本不失，就是利用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在天时地利人和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与敌周旋，以机动作战和后退决战的方式，通过抗日官兵的浴血奋战下屡破强敌。30多万中国军队能够抗衡10万日军已颇为难得，不过一旦这个军力对比出现失衡，其实薛岳也打不赢，毕竟中日军队的战斗力差距在那摆着。

所以1944年的长衡会战期间，日寇既然以打通粤汉铁路为目标，则长沙衡阳为必取之地，而得到加强的第11军兵力又超过了十个师团，当20多万鬼子杀来时，长沙两天即告城破，薛岳也无能为力了。

因为前三次日军都不是动真格的要占领长沙。

第一第二长沙会战，日军进攻之前的作战计划都说得非常清楚：打长沙不是目标，哪怕攻下了也不要长期占领，要立刻退回来！

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本来就是一次性牵制攻势，本来就是佯攻性质。至于阿南这个傻逼后来脑子发昏想动一动长沙，但忘了自己的实力就是为佯攻准备的，见势不妙后也就立刻放弃了。

薛岳能在长沙挡住鬼子的三次进攻，原因如下：

一是合适的战略战术。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军作战，多取守势，而且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导致兵力虽多，却不能集中优势兵力，而日军凭借强悍的战斗力和强大的火力优势，往往能攻破一点，导致国军满盘皆输。薛岳总结了之前国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创造了名扬天下的天炉战法，日军进攻时，阻击部队并不死打硬拼，而是退到两侧，诱敌深入，主力在长沙城下与日军会战时，退到两侧的国军不断对日军侧击，导致进攻的日军如同进入太上老君的天炉中，处处挨打，处处被动。这也是学习共产党军队作战，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专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二是广泛的动员群众协助作战。国军在抗战时期之所以被动挨打，与其单凭政府和军队作战、不敢发动群众有关，但是长沙会战时，我们看到，国军开始发动群众参与到抗战中去，被动员起来的群众不仅积极破路、坚壁清野，还协助军队打击日寇。国民党《中央日报》就记载了：麻林桥一个少年手拿大刀隐藏在山中，日寇撤退过程中见到落单的日军就用大刀砍杀，其一人就砍死日军三人，活捉一人；一老汉积极为守军带路，其一子在带路途中牺牲，其回家带着第二子继续为守军带路。在关王桥战斗中两个伤兵，被农民发现接回家中，将最好的东西给伤兵吃。士兵归队时流着眼泪说我们再不努力杀敌就没有脸见湖北民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守卫长沙的第10军在战斗前一天晚上，勒令长沙西岸的长乐、望岳、含浦、美同四乡“劳军”，很快就凑齐了1000只鸡、10000斤肉。当时《中央日报》记者感慨道：“这许多食物，就是在重庆，也许不能一天之内供应市面，而长沙四乡之地，竟能在顷刻间募齐，这是不是奇迹！”据统计第三次长沙会战共动员40万人民参加破路、救护、运输、侦查等。

三是国军有着有利的地形条件。鄂南、湘北、赣北一带，水网密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长沙会战时，国军可以充分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既可以层层阻击，逐步消耗敌军，又可以诱敌深入，拉长敌人脆弱的补给线。两军对垒，最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做到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就是其中之一。

四是日军投入的兵力有限。长沙会战时，日军投入的兵力有限，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国军天炉战法的奥妙，但苦于兵力不足，不能有效的扫荡两侧，后来的长衡会战，日军有了近30万人的兵力后，国军还在迷信天炉战法，结果只能惨败而归。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从来没有永远有效的战术，为将者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好在，方先觉在衡阳的顽强表现，不至于让国军过于丢脸。

薛岳，抗日战争过程中“最出色的指挥官”，没有之一，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位”。

在抗战期间，薛岳率领将士们和日本军进行了多次对抗，结果是“胜多输少”。就连日本人也发出感慨：“撼山易，撼薛家军难！”这是一个让日军“闻之胆寒”的将军。，我国军队，以湘北方面利用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抵抗，换取时间，消耗敌人。如敌进入第2线阵地时（汨罗江一线），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时，应以预伏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部队，内外夹击敌人。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出生在广东，后来成为了“粤军三剑客”当中的一位。薛岳是保定陆军学校的优等生，在二次革命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在其后的生涯里，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营长；在两次东征中，薛岳也是发挥极其出色，特别是在第二次东征中，屡屡“以弱胜强”；在1926年的北伐中，薛岳担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在薛岳指挥下，第一师第三团作战勇猛，表现非常出彩，当年的12月，薛岳担任了第一师代师长，和友军配合下，次年3月克复上海。

中国军队在长沙保卫战中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盛赞“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兴奋的发来贺电：“中国军队对野蛮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就总的抗日成果来说，第3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辉煌的，而薛岳将军也因此被日军称之为“长沙之虎”。

薛岳为何能挡住日军对长沙的三次进攻？

那是因为薛岳的“天炉战法”在起作用！

随着日军对我中华大地的肆意进攻，长沙这个重要战略要地也没能幸免。

日军敲定进攻长沙的战略后，遂聚兵数万发起进攻。但日军前进的脚步在长沙暂时嘎然而止，因为薛岳将军已布下天罗地网，正待瓮中捉鳖！

这里我们不赘述日军三次进攻的详细内容，只说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到底是什么战法，这套战法又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击败日军的。

所谓天炉战法，就是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的同时两侧分段伏击，使战场形成包围之势，也使日军好似四面楚歌而四顾不瑕！

这套战法是依赖于长沙的地形地貌展开的，所以屡试不爽。

日军也因自己的狂妄自大而一味冒进，更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虽然最后日军以冈村宁次等日军高级将领亲自指挥，加上又增加了数万兵力，最后长沙守军力不能支，在日军第四次猛烈进攻失守。

虽然长沙最终失守，但薛岳将军的功绩依然是不能磨灭的，长沙保卫战阻止了日军疯狂的侵略计划，也大大鼓舞了我军将士的抗日士气！为日后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薛岳能够在长沙顶住日军三次进攻，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日军自身兵力短缺的原因，也有薛岳出色指挥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国军队配合得当，支援有力的原因。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存在兵力紧张、后勤保障困难、指挥失误情况

在1939年至1944年之间，日军一共四次出兵，企图占领长沙。但前三次都被中国军队击败。这其中日军的兵力紧张也是一个原因。在日军占领武汉后，由于日军战线拉得过长，使其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当时日军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设法在中国的占领区获取物资供给；二是设法逼迫中国政府与其进行停战谈判，以获取调整的机会。

日军大本营原本计划自1939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但是驻华日军方面坚决反对，特别是冈村宁次说只要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击败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侵华日军司令部决定攻占长沙、衡阳、宜昌、西安等重要城市，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1939年9月10日，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分兵三路进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和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106师团在幕阜山附近遭到我军伏击，险些被全歼，也造成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被切断。日军无法实现在湖南会师的计划，导致进攻长沙的兵力更为单薄，在遭到薛岳所部的强力反击下，只得全部撤回。

第一次会战，历时一个月，我国军队顽强作战，粉碎了日军占领长沙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我军部队伤亡四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军配合得当，再次粉碎了日军的 作战企图

1941年春，新任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再次策划进攻长沙，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他的计划暂时没有执行。不久日军大本营希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就批准了阿南惟畿的计划。8月21日，阿南惟畿命令部队秘密向岳阳以南集结，共集中了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另外还有四个支队，飞机180架，舰艇30多艘，汽艇200多艘，还有一个海军陆战大队，总兵力近十五万人。

对阵的是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是薛岳，总兵力十二个军三十三个师，约十七万人。双方在大云山附近展开激战，战斗非常激烈，阵地反复易手。9月17日，日军四个师团均已进至新墙河北岸地区，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我军在新墙河的防线很快被日军突破。随即，日军再次突破多道防线，薛岳已做好长沙失守的打算，并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湘潭。

面对这种情况，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发现，留守宜昌的日军被抽调了三分之一参与长沙作战，于是趁宜昌空虚的机会，抽调兵力猛攻宜昌，这也就是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留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防线，很快就被陈诚部攻破。日军十三师团长内英太郎中将，急忙向阿南惟畿和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

由于攻占宜昌是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下的命令，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绝对不能丢。于是阿南惟畿只得下令停止攻击长沙，回援宜昌。当时留守宜昌的内英太郎都已经准备焚烧军旗，率领司令部的参谋集体自杀了。但在最后一刻，因为天降大雨，迟滞了我军的进攻，回援的日军得以赶回。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一月多的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伤亡两万余人，我军伤亡达七万余人。可见战争进行的是多么残酷。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的出色指挥，令日军惨败，我军取得大捷

1941年12月1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再次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其集结了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共12万人，分三路进攻长沙。薛岳决以少数兵力受阵地，控制主力，机动运用。薛岳制定了“天炉法”的作战计划，准备在新墙河、汨罗江设伏击地带，迎头重创日军。

在薛岳的指挥下，薛岳所部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在汨罗江附近，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天气突然骤变，下起了南方少见的雨雪，导致准备长途奔袭的日军无法行军，也无法渡河，因为天气乌云密布，日军的飞机也不能正常投入战斗，这一战，日军损失惨重。

在28日，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渡过汨罗江。随后，阿南惟畿命令日军以主力向出生方向攻击。31日，日军先头部队攻进长沙，阿南惟畿连忙向总部报告宣布十一军已经占领长沙。日本国内准备组织庆祝，向作为其新年的献礼。但是，令阿南惟畿没有料到的是，日军随即陷入长沙的巷战和肉搏战中，原本准备的庆祝变成了笑话。

由于日军的补给短缺，日军的战斗力迅速下降，立即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日军只得通过空投对日军进行后勤补给。1942年1月1日，日军派第三师渡过浏阳河在飞机的支援下，向长沙进攻，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

3日，日军第三师、第六师，再次对长沙进行攻击，企图与城内日军会合，被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的10个军团团包围，日军伤亡惨重，只得在日军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的外围策应下进行突围。5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北方向突围，撤退至新墙河北岸。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二十五天，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伤亡五万七千余人，其中大队长、联队长以上有十人被击毙，被俘139人。我军伤亡不到三万人。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显示了我国军队顽强作战，抗击日军的英勇气概，也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能够取得胜利，与各部队之间同仇敌忾、配合默契，一心抗战分不开的。这中间也与薛岳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坚决抗战的决心有极大的关系。战后，日军冈村宁次曾发出：“撼山易，撼薛将军难”的哀叹。薛岳也被称为“天炉战神”，得以声名远播。

薛岳，字伯陵，原名薛仰岳，有仰慕岳飞之意。事实上薛岳也是国军中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有着薛老虎这一绰号，由此可见薛岳还是蛮厉害的。

在八年抗战中，薛岳可以称得上是功勋卓越，自凇泸会战起，指挥了十余次对日战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万家岭大捷与三次长沙会战，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自武汉失陷后，日本军方便对长沙虎视眈眈，试图一举吞并长沙，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但是由于长沙位置极其重要，是中国战略大后方的门户，所以第九战区也是精锐云集。

长沙前三次会战在薛岳的指挥下，第一次会战直接重创日军，迫使日军回到会战之前的状态；第二次会战则是先败后胜，依旧重创日军；第三次会战，因为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的轻敌冒进，薛岳再次大败日军。可以说，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的战绩不可谓不辉煌。

但，长沙城在坚守五年之后，于1944年5月第四次面对日军时却没能再次击退日军，从战斗开始至长沙沦陷前后不到一月。

薛岳之所以前三次长沙会战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天炉战法”，何为天炉战法既充分利用了湘北的特殊地形，采取层层抵抗的方式逐步消耗日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再以第10军死守长沙，最后以绝对性的优势兵力对日军进行合围，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毕竟经历层层抵抗后等日军攻到长沙城下之时，基本上已经弹尽粮绝，甚至可能还没到长沙城下便已经弹尽粮绝。而且日军的补给线路被湘北两侧山地间的中国军队切断，这时的日军除了战败已经没有别的希望。

这得益于横贯湘北大地的新墙河、汨罗江、浏阳河和捞刀河等水系。而这些水系又共同构成了一道天然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大的阻碍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及军需的输送，毕竟，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日本侵略者每打上一阵子就得架桥渡河，这一耽误就给薛岳部署兵力抵御日军赢取时间。此外湘北战场的两侧是山地，便于薛岳阻击部队转移和隐蔽，提供了良好的作战条件。

这也是薛岳能够与日军三战长沙而不失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趁着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利用地利与人和这些有利的条件下与日军作战，最终通过无数官兵的浴血奋战下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

不过，前文我们也说了薛岳的“天炉战法”，实际上利用了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也就是说一旦薛岳与日军在军力对比上出现失衡，或者说等到日军兵力充沛之时，“天炉战法”便跟着失去效用了，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抗战期间中日两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所以，到了1944年，长衡会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粤汉铁路，长沙、衡阳成了必取之地，所以面对加强后的11军，兵力达到了10个师团20多万日本鬼子时，长沙也就宣告城破，薛岳纵是一代“战神”亦无能为力！

薛岳之所以能够抵御长沙的三起日军袭击，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薛岳本人和第九战区的人民对持有长沙有非常强烈的信念。

薛岳只是战区的负责人。这是30万士兵和3000万湖南人民最终支持薛岳的结果。

士兵们想留下来。甚至老百姓也不再害怕日本侵略者。长沙会战是中日之战，外敌入侵，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全国同心。

第二个原因是薛岳的战术安排合理，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中日军队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

我们知道，中日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差距是巨大的。来缩小与日军的军事力量差距。

薛岳到达长沙后，他发现湖南北部，即岳阳至长沙的线路，是一个宽阔的平原，但岳阳至长沙的道路是广阔的洞庭湖和西边的自然屏障。

日军从岳阳进攻长沙。道路似乎很平坦，但是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只能走一条路

不利于日军重型武器和机械化部队的快速移动。

国民军只需要逐层设防，合理利用有利地形，就可以逐渐消耗日军的士气。

薛岳写了一本书，讲述了不同层面的策略，以及最终的决定性战斗，这就是著名的“天炉战法”。长沙会战薛岳的指挥是很巧妙的，后退决战是天炉战法的核心，关键就是炉底需要最强力部队坚守，侧翼包围出击。

当然，这种策略也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日军实力强大到可以到达长沙市而仍具有相当的耐力时，“天炉”的炉底将被打碎，最终的战斗将无从谈起。

在与长沙战役同时，其他战区在攻防上也相互支持，为第九战区提供了支持。

日军在一号作战前，始终没有彻底攻占长沙，主要还是因为兵力和后勤的限制。其次则是薛岳采取了主动后撤，寻找机会反攻的战略。

抗战爆发以后，因为双方国力上的差距和种种原因，日本在战争初期占据了很大优势，侵占了中国不少土地。不过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敌后抵抗力量的兴起，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根本无力继续推进，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这一时期，在正面战场上双方虽然战斗不断，但是日军已经没有力量发动太大的攻势，也无力扩大占领区。而发起长沙会战的日本第十一军，虽然是当时中国战场上兵力相对较多的一股日军，但是其兵力也不足以继续扩大占领区。

因此日本国内给其的训令是主动攻击、削弱周围的抗日部队，压制中国抵抗力量，但是力求避免扩大战局。所以日本每次投入长沙会战的兵力都不是很多，目的也不是完全占领长沙。

而薛岳也意识到无力和日军正面抗衡，因此破坏了湖南境内的交通干道，使得日军的大炮无法机动，以削弱日本的火力优势。同时将粮食集中到山区和后方，让日军无法在进攻时得到粮食。在和日军作战时，也采取逐步抵抗，后撤引诱日军深入，等日军后勤不继时再反击的战术。

薛岳的这种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过在一号作战时，日军加大了兵力，并专门抽调部队平整公路改善后勤以后，薛岳就无法再守住长沙了。这是双方实力上的差距造成的，不是光靠战术可以弥补的。

关键还是在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持久战。日军已经没有了发动大规模灭亡中国作战的实力，在败局已定的孤注一掷进行的所谓“一号作战”计划之前，日军所谓只能进行类似出动不到二十万人的局部作战，以这点兵力是消灭不了第九战区的，那么打下长沙就是无稽之谈。

白崇禧将军对日军总结了一下要点：日军的优势在于：快，锐，硬，密，和

所谓快，就是日军机动能力惊人，运输能力很强。进攻时候，使用自己的机动性的优势，往往一个师团当做两个师团使用，连续和国军几支部队交手。以日军14师团为例，在兰封地区面对国军10万大军的四面合围，居然左突右撞，始终和国军追击部队保持一定距离，国军就是追不上，打不到，最终也没能歼灭他。

锐，就是日军进攻时候攻击力强大，在重武器掩护下强力突破。国军各方面不敌，几乎无力抵抗。以南昌会战为例，日军集中数百门火炮，短短几个小时，几乎将国军精心修剪数个月的修水防线轰碎。

硬，则是日军防御时候往往咬牙死撑，任你全面突击，任他损失多惨重，就是不退。以平型关战役为例，国军集中重兵猛攻第五师团，日军伤亡很大，却誓死不放弃阵地。最终日军援军赶到，国军就被迫撤退，无法阻挡日军继续推进。

密，就是日军进攻时候兵力虽然不多，却会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在主攻地区保证战斗力的绝对优势。在很多战斗中，其实日军数量不亚于国军，国军根本不是对手。

和，所谓和，就是如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很好，空军和海军给予陆军很大的支持，大大增强了日军的战斗力。以著名的武汉会战为例，战场一半功劳是日军海军和空军的。如果不是日军第三舰队的扬子江舰队沿着长江，掩护地面部队，从水路突进，武汉会战日军是很难取胜的。

实，日军的补充能力远在国军以上，而且往往能够实现战地上补充，以保持一线部队的战斗力。以南口战役和太原会战为例，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多次早上惨重打击，却总能通过在一线补充兵员，迅速恢复实力。太原会战中，第五师团长驱直入，一边作战，一边补充，从而一支坚持到太原会战结束。之后，第五师团居然又能够去参战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役，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反之国军方面没有这种能力，一旦一线部队受损，只能调到后方休整数月才能再战。这样一来，就大大减弱了可以使用的兵力。

日军也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在于短，虚，空，盲，骄

短，是指日军由于受国力和补给的限制，在华兵力不足，预计最多不超过150万人。这样的兵力想要控制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占领区，还要和300多万国军激战，是不可能的。所以，日军在相持阶段，根本无法进行太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预计单次出动兵力不会超过20万人。这种规模的会战，很难对国民政府一次性造成伤筋动骨的危害。只要指挥得法，就可以持续对峙下去，消耗日军的实力。

虚，在于日军补给很虚。由于从日本国内运输大量物资到中国战场前线有很大难度，所以日军补给并不充足，无法保证长时间的进攻作战。白崇禧预计日军的进攻作战的持续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个月。一旦超过这个时间，一线部队的补给就会消耗殆尽，后方又无力大规模补充，只能撤退了。所以只要国军开始保证不和日军速战速决，而是以部分主力牵制日军，磨到日军补给消耗差不多的时候，双方战斗力就会有大幅度的变化。

空，就是日军目前进攻是割肉补疮，一旦发动进攻作战，就必须从后方抽调卫戍部队，这样后方就空虚了。只要敌后国军乘势袭击，日军就只能中止正面进攻，返回后方卫戍。就算日军暂时不中止进攻，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后方，必将抽调兵力回防。所以，其实日军在相持阶段，是很不利的。

盲，就是指日军作为侵略者进入我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对他们切齿痛恨，虽然有些无耻汉奸和他们合作，总体来说，他得不到人民支持。在一线作战时候，日军得不到可靠情况，往往是又瞎又盲的。在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期间，就是因为106师团得不到老百姓的指路，在万家岭地区迷路，最终被国军几乎歼灭。

在徐州会战大突围期间，由于老百姓的帮助，国军几十万大军从日军包围圈的空隙中成功突围，连一个上尉都没有被捉住。

在一系列作战中，由于民众支持，国军情报工作很好，对日军情况也非常了解。

骄，在于日军上下对国军比较轻视，这也一来，不避免的会出现一定的错误部署。在具体用兵上，可能出现轻视国军战斗力，以弱攻强的情况。台儿庄战役，就是因为日军轻视国军战斗力，一味孤军深入，导致全线崩溃。而武汉会战的万家岭大捷，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日军只要仍然保持这种心态，国军就是很有机会的。

相比白崇禧的睿智，一线指挥官们也不差。第九战区的代理司令官薛岳的观点和白崇禧大同小异。

薛岳一生身经百战，同无数敌人交过手，有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对日寇恨之入骨。

其实薛岳本名叫做薛仰岳，他的父亲熟读古书，最钦佩这些抵御外寇的英雄。因为儿子在族谱上正好是仰字辈，他就给儿子取名薛仰岳。这个名字是希望儿子能够崇拜岳飞，保家卫国。没想到薛岳的想法比他的爸爸还要进了一步！他认为光是崇拜还不够，一定要做岳飞这样的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薛岳。

薛岳也是国军中，最厉害的名将之一。在红军长征整个期间，薛岳以九万多中央军追兵，赶着一度8万6000多人的红军从江西逃到陕北，期间薛岳只败过一仗，损失也不多，其他全部 是大胜。因此，虽然是抗战中，歼灭日寇最多的国军将领之一，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从没有这个名字。

薛岳从淞沪会战开始和日军交手，打了2年，对日军有着很深刻的了解。加上当时国军很多日本教官，学习的内容很多也来自日本，所以对日军各方面都非常了解。

薛岳认为，日军的特点其实并不是没办法对付。

所谓快，对付他的好办法就是破坏交通。以薛岳的败仗南昌会战为例，日军以重炮摧毁国军一线防线以后，立即以坦克集团向国军二三线冲锋。由于国军没有想到日军会这样打，措手不及，交通完全没有破坏，日军坦克沿着大路冲散了国军的防御。其实，这是偶然现象。日军坦克越野能力有限，如果不是借助公路和桥梁，根本寸步难行。

当时中国交通状况普遍不好，如果有计划的将公路铁路全部破坏，炸毁桥梁，破坏渡口，不但日军装甲兵团无法有效行动，日军步兵的机动能力也大减，甚至连马车都无法使用，不足为惧了。

所谓锐，对付他的办法是后退。日军的锐，其实依靠的是重武器，也就是重炮。国军只要利用山地地形的优势，在破坏道路的同时有计划后撤，日军的重炮根本无法有效跟随步兵前进，日军进攻能力也就大减了。以南昌会战为例，日军使用300多门火炮击破修水防线以后，火炮就没有能够继续跟随一线部队高速前进，因为重炮运输是很困难的。没有了火炮，日军战斗力至少削弱一半。106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虽然还额外配属一个山炮联队，但因为携带的少量炮弹耗尽后，火炮无法提供火力支援，也就根本不足为惧，最终被国军歼灭了九成。

所谓硬，对付他的方法就是尽量不要强攻，而是以引诱敌人主动进攻，我们伏击合围为主。南昌会战的失败可以看到，我放在只有轻武器情况下，猛攻固守的重装备日军，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反而会伤亡惨重。而在野战条件下，日军由于进攻的需要，不可能停下来修建坚固工事，一旦遭遇袭击，他们的防御能力也就减弱很多。武汉会战中，薛岳歼灭106师团，也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腹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他歼灭。106师团虽然修建一些野战工事，但由于地形复杂，时间仓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所谓密，就是同样集中绝对数量的部队对付日军，以保证己方战斗力的均衡。切忌分散兵力，各部节节抵抗，这样会被日军各个击破。同时，正面战场和敌后要互相配合，遥相呼应，迫使集中兵力导致后方空虚的日军首尾不能顾。

所谓和，就是尽量瓦解日军的海陆空配合。空军需要通过我国空军，列强支援空军，地面防空部队和其他手段加以削弱，至于海军，也可以用诸如布雷，偷袭，陆地炮台，设置障碍灯方式给予阻碍。武汉会战中，国军的水雷就给日军舰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导致战斗持续了长达3个月之久，日本海军无能为力。

所谓实，就是要尽量诱敌深入，使得日军补给线出现断裂，导致他就算有足够的兵力和补给，也无法有效补充。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曾经三次大规模增兵，但由于一线日军突入太深，兵力补充出现难度。以第六师团为例，甚至被迫每战斗一周就休息三周，等待足够的兵员补充和补给运送上来。

所以，白崇禧和薛岳提出，下面一旦开战，只要有条件，国军应该避免一线决战，而是将一线的交通全部破坏，民众全部撤离，物资全部转移或者销毁，同时以部分主力在民众的配合下，不断袭扰，伏击，消耗日军。

日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速战速决的要求，只能抛弃无法携带的重武器和辎重车辆，以轻装步兵前进，战斗力必将大幅度削弱。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消耗和没有补充的艰苦行军以后，日军战斗力会大减，尤其补给大体断绝。

此时国军再使用全部主力四面合围攻击，必将大胜。即使不能获得辉煌的胜利，也会造成日军有生力量极大损失，以及战略意图无法实现，也还是胜利。

日军如果这样拖下来，时间一久，他是受不了的。

对于这一点，从蒋介石以下的国军高层都是取得了共识。

湖南的地形民情和军队情况，都是适合国军防御作战，湖南省对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要，绝对不能放弃，必须要打。

为什么白崇禧和薛岳二人都认为要打呢？原因也不复杂，国军在这里作战，有一定把握取胜。

1.、从地形上来说，湖南岳阳到长沙一线，恰恰是很适合防御的地形。就像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的那样，从岳阳到长沙，东边是幕府山，九岭山等山脉，是天然的障碍，易守难攻，日军大部队很难突破。而西边则是洞庭湖和湘江，日军大部队也很难有效突破。那么，唯一适合大兵团前进的，就是中路，也就是从岳阳到长沙的直线。遗憾的是，这一线也并不适合进攻。这一线都是丘陵和山地，虽然没有广西四川那么险要，却也对进攻一方造成很多障碍。更重要的是，湖南并不只是有山，还有大量的河流。岳阳到长沙，从北往南，还有包括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等河流作为自然的障碍，日军进攻更是非常困难。所以，地形可以虚弱日军百分之三十的战斗力。

2.、从实力上来说，预计日军可以使用的兵力不会超过20万，而国军第九战区是全国最精锐的战区之一，占全国一线兵力的五分之一。薛岳可以使用5个集团军又7个军共24万部队，其中一半左右为中央军（包括抗日铁军虎贲第74军和之后的泰山军第10军）。虽然相比进攻日军仍然逊色一筹，却也完全具备了和日军正面对抗的能力。这仗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3、就人和上来说，湖南是抗日意识最强烈的的省份。曾国藩说过一句名言：要想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湖南人，尤其是湘西和湘南一带，民风强硬凶悍，好勇斗狠，不畏生死，是最有反抗意识的省份。而湖南当地民众传承清末湘军尚武的传统，本来就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统治。更不要说日寇在湖南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更加深了民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抗战中后期，连湖南猖獗的土匪都下山协同国军抗战，因为他们认为日寇比土匪还要坏十倍。任何一场战争，只要涉及民族仇恨，就很难淡然处置，必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龙争虎斗。

所以，薛岳和白崇禧都认为要这么打。

首先，将其他路线进攻的日军阻挡住，击破冈村宁次的所谓两翼包抄的战术，而集中主力对付中路进攻的日军主力。

其次，在战前完全破坏从岳阳到长沙一线的公路交通，有计划的破坏桥梁，同时坚壁清野，不留一颗粮食给日军，民众也有计划的疏散到后方。

再次，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在民众帮助下，依靠优势地形，骚扰进攻日军，攻击他的补给线，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补给，疲惫日军。

而且，以主力部队以河流和山地为天然防御工事，给日军惨重打击后，再有计划的后撤。

经常以上三者的打击，加上近月的消耗，日军的重武器由于道路桥梁破坏，无法跟随一线步兵前进，导致战斗力大损。而因为兵员无法补充，补给更无法补充，当地又无法抢掠，必将被拖瘦拖垮。加上强攻几条河流的坚固防线，也会导致兵员损失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实则战斗力已经不过3,4成了。

如果此时日军撤退，国军就尾随追击，那么不但守住了湖南防区，也造成了日军的损失，完全符合持久战的意义。如果日军继续推进，妄图占领长沙等地，那么就是下面决定性的一击。

最终，国军在后方集中大量预备役兵力，突然以泰山压顶之势，猛攻日军，同日军决战，将其一举击溃。

在日军溃败以后，各地的国军猛烈夹击日军侧后，穷追猛打，导致其损失巨大，溃败逃亡，仗也就打赢了。

综上所述：除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突然改变战术将4个师团聚集一团进攻造成国军重大伤亡并一度进入长沙城终因后援不济被迫撤退外，其他两次都是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