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这问题提的有些违背历史事实，请问有哪位明史专家敢说“大明亡国，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 ”？应该改成这样：明亡于崇祯，祸根在万历 ，请问张居正是怎样力挽狂澜的？如果没有张居正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大明恐怕就真的要提早几十年亡在万历的手上了。

史载，隆庆六年（1572年），仅仅在位六年的明穆宗朱载垕病危，他诏令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令他们辅佐年幼的太子朱翊钧。

二十六日，明穆宗病殁，享年36岁，葬于昭陵。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钧继承帝位，改次年为万历元年，是为明神宗万历皇帝。

万历帝即位时年方10岁，还不能处理朝政，便由两宫太后垂帘辅政。两宫太后在宫内重用掌司礼监督领东厂太监冯保，外由内阁首辅张居正处理朝政大事，开创了万历初年良好的政治局面。

万历帝朱翊钧是明朝21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在位48年，初期因张居正辅政，国政为之一新，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死后，万历帝为泄愤削其官秩，抄没其家，拘禁、拷虐其子孙，并掘坟开棺戮尸。之后，他沉溺酒色中，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大肆搜刮天下，为立储之事赌气二十年不见廷臣，遂使朝政崩坏，边防不备，民变此起彼伏，率扑不灭。

先说说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等职，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明史》记载，隆庆六年（1572）七月，张居正和内监冯保共同辅佐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钧执掌朝政。

朱翊钧上位仅一个月后，张居正利用权宦冯保将高拱排挤出权力核心，自己代之为首辅，并举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政务。至此，首辅张居正、冯保两人执掌明廷，大权在握，烜赫一时。

冯、张掌权后，一主内，一主外，朝政大权全部落在张的手中。张居正对明王朝忠心耿耿，针对皇帝年幼的现实，进行了一系列扶君举措。这年十二月，张居正向万历帝呈上《帝鉴图说》，用图解的形式对小皇帝进行讲解、教育。同时，为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朝政腐败、军队涣散、财政空虚、民不聊生的颓局，以除旧布新、振纲除弊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整饬吏治、巩固边防、整顿经济、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等众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史家把张居正推行的改革称作“一条鞭法”、“考成法”。

张居正经过十年努力，其改革举措多数得以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史载“海内肃清（主要为平息东南倭患、北方鞑靼入侵），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四海升平，“天下晏然”。

但他力推的改革却动了当朝权贵、官僚、大地主的奶酪，并与之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与抵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故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也随之戛然而止。

再看看明神宗万历帝的表现。万历早期（1573——1582）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出现了靖昌的局面“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国库藏银达四百余万两，国储积粟（存粮）可支用十年。当然，这些功劳都不能算作万历的治绩，而是张居正革除积弊、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一死，万历帝立即展开清算，历时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万历终于彻底拂去张居正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巨大阴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正式亲政后的万历表现如何？历史文献对他的评价很低，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特征：沉溺酒色，不理朝政；横征暴敛，肆意挥霍；立储纷争，朝党火并；民情激变，边疆不宁......

限于篇幅,仅举几例:万历20岁亲政时,后宫佳丽如云,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经常喝的醉醺醺的,醉后动辄发怒,发怒后喜欢责罚他人,宫娥 、太监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经常有人被打死。他还学会了抽刚从域外传进来的大烟，痴迷花鸟。

万历被人揶揄为史上最贪财好货的皇帝。正因为贪婪，他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大肆搜刮、盘剥，其派出的税使、矿监遍地都是，遍及全国150多个州县。

后来，为立储一事委决不下，又引发激烈的朝党之争，身心俱疲的万历帝索性赌气不上朝，时间竟长达20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躲在深宫里不再临朝视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诏令，全靠太监传达。甚至连国家祭祀典礼他也不参加，而让宗王替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 ，他才露了一面，从那以后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不要提什么万历三大征,那也是文武能臣的功劳,和万历无关)。

史载，万历中后期，政治极度腐败，因朱翊钧挥霍无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的压榨，激起民变不断，反抗斗争遍及大明的每一个角落。

有记载的反矿监税斗争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反对横征暴敛斗争；次年发生在武昌的民变，目标也指向了无恶不作的征税使；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江南苏州的数万织工（手工丝织）被税吏逼得纷纷失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织工葛荣率领数千人暴动，并包围了税使孙隆的衙署，用乱石砸死孙隆爪牙黄建节，将其余的六、七个帮凶抓住后绑缚手脚，抛到河里喂鱼，然后放火烧衙。孙隆吓得魂飞魄散，乘乱爬墙逃脱。此后，江西上饶、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接连发生民变，明廷一日数惊，焦头烂额。

万历心里很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就是自己 。那不得人心、恶名远播的“采榷” ，二十年不理朝政、做甩手掌柜的奇葩行为，都无一例外的自寻死路，将明帝国推入惊涛骇浪、风雨飘摇之中。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在荒寂苦寒的辽东，明廷的劲敌、后金豪酋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杀生告天，誓师伐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将国之将亡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万历面前，他终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困顿与凄怆。万历死后仅7七年（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饥民揭竿而起，揭开了明末农民大暴动的序幕。

明不亡于崇祯，名实亡于万历......如果没有张居正,这一切恐怕要提早发生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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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说得对，张居正就不该妄图中兴大明朝，就不该改革，就老老实实的混吃等死，反正已经位极人臣了，干嘛吃力不讨好的干这干那呀。

张居正真不是个好人啊——查抄张家所获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真是个大贪官啊!真的是死有余辜啊！

然而，却没看见张居正作为一个能臣，起码延续了明王朝半个世纪的气脉，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400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250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

据估算，若是把张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有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这样的人，真的又有何值得指摘！？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大明王朝的灭国，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作为当朝帝王崇祯要负主要责任，逃脱不了干系。

既然有明史专家说这事与张居正有关系，那就说说这个事，因为专家的话不能全听，但也不可不听。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专家说的，也不清楚他们所指是哪一件事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豹眼就此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隆庆六年（1572年），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作为万历小皇帝的师傅，张居正成为了首辅大臣。

从这一年张居正主政开始，到其病逝，正好十年的时间，然后万历皇帝独自主政三十八年。

之后，又经历了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一共四代帝王，前后七十二年的时间。大体上的时间概念，基本就是新中国1949年建立，到今天为止，这么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基础基本稳定，但政治、经济制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作为明朝著名的首辅大臣、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新政”的开创者，张居正对明朝后期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无论张居正的军事策略，还是吏治改革，在豹眼看来，对于明朝的灭亡，没有多大的关系。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他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

伟人曾经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因为改革不仅仅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平衡、再分配，还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基础，搞不好就会出现亡国的结局，这并非危言耸听。

王莽改制就直接导致了大新朝的灭亡，说张居正的改革影响到明朝灭亡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能说绝对地没有一点关系。

那就具体地来看一下，对明朝后期以及后世的影响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万历八年（1580年）在全国推广，重绘鱼鳞图册。先试点，再推广，没毛病。

由于之前张居正已经实施了吏治改革，以“考成法”来考核官吏的政绩，行政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所以，地方官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清丈彻底，革除豪强世族隐占的田地，纳税土地大大增加。万历八年，全国土地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整整增加了50%。

额田增加的同时，加大打击贵族、缙绅隐田漏税的力度，明朝田赋收入大幅度增加。

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为之后实行“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把徭役、交纳田租等义务，全部改由交银两代替，差不多也就是曾经的农业税。

清朝时期，采纳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有一定年龄、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友友，都清楚建国后，国家也实行出义务工，大修水利建设、交公粮等农业政策，后来是改革为交农业税，直至取消农业税。这些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政策，虽然并不是张居正首创，但在他主政期间得到了改进和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经济效果，对于明朝财政、税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有利无弊，都具有时效性，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清丈田地，改变了税赋不均和胥吏盘剥的问题，但也触犯了权宦豪族的利益；一条鞭法的实行，农户需要先把粮食换成银两，然后交纳赋税，黑心商贾就趁机盘剥农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遇到大丰收，粮食价格就很低，农民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取足够的赋税银两，就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

这些对于以后明朝的政治、经济基础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从这一点上来看，明朝的灭亡，可以追溯到张居正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财政、赋税改革的措施。

但这个说法的确很勉强，政治、社会矛盾无时不在，随时出现，需要随时调整、改进，一味地把矛盾推给古人，就好比是自己不作为，把责任推给上一任一样，是不负责、不作为的表现。

如果按照有些明史专家的这种观点，明朝的灭亡，把责任推给张居正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往上推，郑和下西洋责任更大。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对外贸易，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了国内，改变了明朝货币基础，把明朝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增加了国内的经济风险。

对外贸易是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没有有利无弊的好事，这一点恐怕都感同身受。

这个问题更复杂，与本题关系不大。又牵涉到货币、金融、银本位、准备金制度、铸币权、货币发行量、对外贸易、比较利润、货币兑换、汇率、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也就不再啰嗦啦。

豹眼只是说明郑和下西洋比张居正的改革，对明朝后世的影响更大，风险更大。但不可就此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推给郑和和张居正。

总之，张居正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对后世影响很大，有利有弊，但明朝的灭亡，不该归罪于他的经济改革，否则，对张居正不公允，也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这恐怕也是所谓的明史专家不敢理直气壮的站起来，走两步的原因。此问题值得去研究、总结，但不能以此做出定论。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不是导致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恰恰相反，正是张居正的改革给明朝续命了几十年。

历朝历代，谁要想改革，除了自身的能力的外，还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张居正的改革也不例外。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什么是庶吉士呢？当时，在全国考取的200多名进士里面，要选拔其中的十分之一到翰林院继续深造，这20余人当时称为庶吉士，他们是吏部和礼部联合挑选出来的成绩最好、最有培养前途的人，作为国家的储备人才，用现在的话讲，能够入选庶吉士，就意味着驶入了选拔领导干部的快车道。

两年后， 张居正庶吉士毕业，由于他思维敏捷而且严谨，所以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编修，即研究历代政治。这时候的张居正，正是一个25岁的热学小伙子，对严嵩一党非常看不惯，于是写了《陈五事疏》，准备上奏给嘉靖皇帝，直言利弊。不过幸好，这份奏章被他的老师徐阶给拦住了，徐阶知道这时候跟严嵩斗，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42岁时，张居正进入了内阁，虽然在内阁里算不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好歹是进入了国家领导人层面了。这是时，两大强人徐阶、高拱的政治斗争越发激烈，而张居正也不是那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了，他选择静待时机，坐山观虎斗。随着阶、高拱二人相继离开内阁，张居正认为改革时机成熟了，因为继位的隆庆皇帝是位忠厚的人，而自己则是皇上的老师，于是便把改革的思路提出来，写了第二封改革的建议书，叫《陈六事疏》，就是国家从六个方面进行改革，孰知皇上这次仅指示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诚”，再无任何下文。这个时候张居正才感觉到，隆庆皇帝还不是一位有魄力、能够扭转乾坤的皇帝，因为改革势必要打破固有的老路、打破各个利益集团原有的格局，没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吗，张居正只能继续蛰伏，等待时机。

隆庆皇帝是位短命的皇帝，不到几年就去世了，而继位的万历只有10岁。因隆庆皇帝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所以直到万历9岁时才开始让其识字，而万历的老师也是张居正。因此，万历10岁登基时，还只是一个刚开始认字的孩子，虽是皇帝，但只会听三个人的话：一是其母后，即李太后；二是其“大伴”，即冯保；三是其老师，即张居正。

李太后是泥瓦匠的女儿 ，她出自民间，深知百姓疾苦，而改革先是要破除特权，因此，深有体会的李太后是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冯保则是因为前两任首辅都压制着他，不让其当内相，所以他千方百计扶起张居正，事实上，在这之前，张居正与冯保已经达成默契。

于是，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在一个女人和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展开的，28岁的李太后，56岁的冯保，再加上48岁的张居正，这权力铁三角在1572年拉开了一场为时10年的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吏治改革

任何一场改革，实际上是将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调整，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更加合理。就张居正而言，他的改革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

张居正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京察。所谓京察，即考察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凡是四品以上的官员，直接给皇帝写述职报告，五品到九品的官员，给吏部写报告。内容是在隆庆皇帝的6年期间，你做了些什么？做了哪些应该做的事情?有哪些应该做的没有做?统统写出来，然后决定其去留、升降、罢免。其实这就相当于现在很多公司搞得绩效考核，通过重新考核，把那些尸位素餐的老员工剔除出去。

京察完成后 ， 腾出一些位置。第二步就是举荐干部，把一些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才选拔到重要位置上，每一个省级干部向朝廷推荐三个人才，经吏部汇总。被推荐的人得票最高的是海瑞，吏部尚书杨博把推选干部的情况汇报给张居正 ， 并问道 ：“海瑞这个人您看怎么用?”张居正回答说：“此人不能用。”杨博大为吃惊，原来当年嘉靖皇帝去世后，张居正请徐阶出面释放海瑞并委以重任，海瑞担任应天巡抚后负责管辖当时中国的财富重地苏浙一带，结果3年下来，当地的财政收入减少了一半，当地官员纷纷要求调动。所以张居正就说：“我现在要选用能臣为

朝廷做事儿，是要选好官而不是好人，好人就是大节不亏，不贪不懒 ， 做事有规矩 。 好官则 不然，上要让皇帝放心，为朝廷负责，下要为百姓造福，上下通气这才是好官，是循吏。海瑞是一个好人，清廉且有气节，可谓一介清流，这都是好的，但如果搞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两头都不踏实，就不是好官，与其这样，倒不如保全海刚峰先生的高风亮节，让他在家做好人。”张居正终生弃用海刚峰，这是他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

二 经济改革

京察之后 ， 张居正开始向所有的贵族利益集团开刀，以解决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再分配问题。

01．清丈田亩

张居正提出清丈田亩 ， 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就是将各个贵族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就像今天我们把一些大的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一样。当时，皇帝的田庄、皇亲国戚的田庄都是免税或减税的，所以就出现了挂田、寄田这种现象以逃脱赋税，还有一些富人侵占很多土地，但不登记，因此也不用缴纳税费。经过这次清丈，仅京津等北京周边地区就清理了6万多顷皇亲国戚的土地．而全国仅查出的新增土地的赋税收入，就够全国军费的开支。

02．削减皇室开支

在古代皇帝的眼里，是没有国和家的区别的，国是我的，家是我的，供用库的钱是我的，国库的钱也是我的。张居正改革就是要把国和家分开，把国库和供用库分开，即所有的赋税收入进入国库，用于行政、军费、河防水利、赈灾的开支，而所有矿山收入和榷场收入则进入皇宫供用库，用于皇帝及皇宫的开支，且皇帝的开支每年要有预算。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扭转了滥用无度的宫廷开支。张居正的改革不仅削弱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权，这正是他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三赋税改革

赋税是国之根本，所以赋税改革一直是所有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明朝以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是指田赋，役则是徭役。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在一条鞭法上发展起来的。一条鞭法实行后，大量农民又回来种地了，全国出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的景象。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的改革也已经接近了尾声。这时候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军事改革

在整顿边防上，张居正任用谭纶、戚继光与李成梁三人最为出色。任蓟辽总督的谭纶后内调兵部尚书。万历年间，戚继光与李成梁二人镇守北边，但是二人的军事风格截然不同。李成梁擅长传统骑兵作战，组建辽东铁骑，二十余年间，他用这支骑兵部队使辽东边界无事，北方游牧民族忌惮。

戚继光走的是一条颇类现代化军队改组道路，这实际上已是涉及到整个帝国体制的根本问题，它需要高效的后勤做后盾，最具重要的是将领在指挥军队作战上需要独立的权力做支撑，同时也需要地方作协调配合，这对于明帝国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明朝建立之初，开国六公爵有五个是武将，武将地位尊荣，随着永乐皇帝五次北征漠北的结束，国家承平，文官集团成为帝国的主导力量，武将地位日益低下。每遇大军团出征，统领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由文官出任，高级武官只能听命于文官，在某种程度上，明中后期的高级武官只是具体的战术执行者，而不具备战略谋划才能，这也是帝国统治的需要。

张居正掌权后，给了戚继光、俞大猷一众将领很大的权力与支持，使他们真正能练出一支精兵，但同时也得罪了文官集团。张居正死后，这成为文官集团攻击张居正的口实，蓄意指责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私人武装，意图阴谋反叛。

在张居正改革的时间间，朝廷大权被他独揽，这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嫉恨。张居正一死，各种弹劾的奏章漫天飞，万历于是下令抄家，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其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直到1622年（天启二年），天启皇帝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张居正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首先，维持了北方和辽东的稳定，其次，充实了国库，后来的万历三大征得以实行，很大程度上是张居正打下了基础。但是，明朝运行了200多年，已经病入膏肓，加上张居正一死，改革措施大都被废止了，最后在内忧外患下，还是逃不了灭亡的命运。

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实行的万历新政，为明朝续命了数十年的时间。

如果没有张居正，明朝早就已经灭亡，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机会继位。说明朝亡于万历，明朝亡于东林党，明朝亡于阉党，都是有凭有据的事实。然而说大明亡于张居正，却是典型的哗众取宠的说法。

张居正去世距离明朝灭亡相差了62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努尔哈赤还在明军中服役，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出生，明朝灭亡的责任肯定不能全推到张居正的头上。

在张居正上台之前，明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明朝内阁的官吏腐朽无能，无法改变明朝积贫积弱的困境，地方上的官员和地主豪强同谋，兼并土地虚报税赋，导致了明朝的国库空虚。

在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国库里面的银两只够两三个月开支，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不断骚扰边境，东南沿海地区倭寇入侵，明朝国内农民起义四起。万历皇帝继位的时候只有9岁，如果没有张居正力挽狂澜，万历皇帝根本守不住江山。

我们来看一下万历新政的内容，张居正在吏治方面采用“考成法”，淘汰了一大批不支持改革，不愿意作为的官吏。同时张居正还精简了明朝的官吏结构，减少了明朝的冗官冗吏。

这些做法在改革吏治的同时，也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减缓了明末农民起义的时间。在军事方面，张居正启用戚继光和李梁成等名将，震慑女真和蒙古军队，保住了大明北部边疆的稳定。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原来繁琐的税收统筹到一点，避免了税收经手的人过多，给官吏们中饱私囊的机会。一条鞭法施行后，明朝百姓缴纳税赋的方式更加的透明，也间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还增加了明朝朝廷的收入。

同时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的土地，减缓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张居正的治理下，明朝的国力逐渐恢复，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一直到张居正去世，明朝的国库都十分充足，从没有出现过崇祯时期拿不出钱来的情况。

张居正为大明朝做了很多好事，然而张居正变法也触动了万历皇帝的核心权力。在张居正掌权之前，明朝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臣专权的现象，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专权非常的不满。

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将张居正抄家，张居正变法的成就也被万历皇帝破坏。后来万历皇帝连续数十年不上朝，明朝的国力再次衰落，最终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很多人指责张居正，主要是因为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为了打击报复张居正，破坏了张居正变法时期的成就。一些人以此为依据认为张居正过于专权，导致了万历皇帝的反感，以至于变法的失败。

实际上张居正不专权，万历也是一个腐朽的皇帝，变法最终也不会成功。如果没有张居正的帮助，万历中兴不可能出现，万历皇帝不上朝的时间可能还会更长。

朱由检上吊自尽之前故意在衣襟处写了一句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清朝人所修《明史》也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所谓的“明史专家”更绝，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之手，不过，这个专家是谁，倒是没有检索出来。

反正，明朝绝对不是朱由检玩完的，他已经这么勤快，这么努力了，虽然他没本事，虽然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是他真的已经努力，所以，绝对绝对不能将明朝灭亡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

很多人一直在为朱由检洗白，一直想将他的锅甩给别人，朱由检自己将锅甩给了他嘴中的“诸臣”，清朝人甩给了明神宗朱翊钧，也有人干脆甩给了为明朝续了命的张居正。

因为，张居正给患了病的明朝下了一剂猛药。

张居正改革有错吗？改革当然没有错，但是他改革的方式却存在一定的错误。

他一看明朝政府穷得叮当响，但是一部分手中却富得流油，他不用想也知道原因所在，所以为了给明朝增加财政收入，为此他强势地推行了一个政策——“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首先便是清丈出被一部分人隐瞒不报的土地，土地多了，政府所征收到的税自然也多了不是？爽呀，钱真的是哗啦哗啦的进口袋。此外，一条鞭法还统一了赋役，好处是官吏很难再从中榨取油水了。

可是，一条鞭法的弊端也很明显，官府收税只收钱，想缴税？你自己卖了农产品换了现钱再来！这么一来，百姓不得又被商贾坑了？再一个，统一赋役之后，别管是田赋还是劳役，统统给现钱，百姓到底是愿意服劳役还是愿意给钱，或者给不给得起钱，官府可不管，反正不管怎样你得按时按法给钱。

可见，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待改善，这或许也是所谓的“专家”将明朝灭亡的锅甩给张居正的一个原因。

但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充盈了国库，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钱的话明朝会亡得更快。

为了解决冗官、官员尸位素餐的问题，张居正特意推出了“考成法”。

说实话，张居正的考成法挺好，但是却又很坏，坏便坏在他竟然想着去用“数据”考核官员们的政绩，所谓“立限考事”和“以事责人”，即各级官员们想处理什么事务的话得限定一个期限，如果到期还没完成的话，追责当事官员的责任。

这个考成法的好处很明显，策动了官员办事的积极性和效率，即便是被动的。

实际上，考成法的“立限考事”也没什么不妥，放到现在，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启动一个项目之前，谁没有一个预期？关键还是在于“以事责人”，这个处罚太过于绝对了，毕竟不排除有些事确实会遭遇意外而导致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

所以，考成法可以说真正地将多数官员推到了张居正的对立面，所以，张居正一倒，一个个跳出来落井下石，否定了他的改革，从而打乱了官场秩序，官场秩序乱了，明朝还能稳定？这是张居正被背锅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说白了，当时的官员们是在怕考成法，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不论是一条鞭法也好，是考成法也罢，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对百姓也会有所影响，可是说到底还是动了既得利益者们的蛋糕。

他推出一条鞭法，各级官员们不仅少了能捞油水的机会，弄不好还得吐点好处出来，张居正这一皮鞭打下来，打着“为官只为为财”想法的人哪能受得了？

各级官员们原本可以安安心心地当自己的贪官、庸官和昏官，这考成法一出来，简直要了他们的老命！还让不让人好好当官了？

此外，张居正还以相权压皇权，万历皇帝犯点小错也能被他骂个狗血淋头，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直接带头清算张居正，“皇帝效应”之下，谁会错过这个向张居正泼脏水的千载良机？

所以，泼向张居正的脏水是一盆接一盆。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张居正的改革之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可总体而言还算是利多于弊，否则万历皇帝哪来的本钱玩了几十年？

所以，说张居正为明朝续命并不为过，又岂会是“明亡于张居正”？

实际上，明朝到了朱由检手上的时候还远远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事实。

朱由检之所以亡国，说到底只能怪他自己能力平平，识人不明，用人却又疑人，用谁杀谁，这谁敢给他卖命？

他想要复兴明朝，张居正虽然下的是猛药，可好歹也是对症下药，朱由检这个蠢货倒好，完全是胡乱下药，该用的人和能用的人他不用，反倒一个接一个的杀了，然后转头腆着脸去用不该用的人，为此不惜跪舔。

没钱用了，哭着求着问手底下的人借，手下人不借，他便软趴趴地接受这个事实了，这像样吗？

所以，明亡于崇祯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即便溯本追源也是如此，别甩锅了。

张居正为大明攒了雄厚的家底，但是万历皇帝这个败家子挥霍光了。委实怪不得张居正，硬要怪的话，也只能怪张居正没有来得及选好接班人，就匆匆辞世了。

张居正是有手段的铁腕政治家。事情得从张居正的老板明穆宗说起。

1566年，30岁的明穆宗（隆庆帝）继位。继位前，隆庆帝资质平庸、宽厚待人；继位后，立马就英明果敢。

对外解决“南倭北虏”问题，即北与蒙古议和、开市，南开海禁、剿灭倭寇；对内减轻民间负担。敢于启用有争议却有能力的人，且不加掣肘。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三个大佬，都是出于隆庆帝麾下。

隆庆帝继位后，大明一直在改革、奋进，但是这位隆庆帝却非常好色，被美色掏空了身体。还服用了过多的“媚药”，36岁就死了。（据说隆庆帝曾经因为和一个妃子恩爱过度，事后卧床不起两个月。）

隆庆帝临死，给儿子万历皇帝留下了“精挑细选”的人才：高拱、张居正。这两人都是猛人、狠人，没有一个省油的灯。不论谁主政，都是会铁腕改革的。

湖北人张居正干掉了河南人高拱

（我们河南在明朝两个大神：禹州的马文升、新郑的高拱。河南人在明朝很少做大官，只有他们两个在中央舞台上比划了一番。）隆庆帝之所以敢大胆的追求别具特色的个人生活，完全是有高拱可以信赖。隆庆年间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从高拱主政开始的。

隆庆帝全心全意的信赖、支持高拱，临死还拉着高拱的手托孤：“以天下累先生。”

隆庆帝之死，高拱很伤心，也准备大干一场报答知遇之恩。然而高拱还没有走出悲伤，便被刚登基的万历皇帝罢官赶回老家去了。

高拱虽然与上古的黄帝都是新郑人，却丝毫没有黄帝的宽厚、大度。高拱有王佐之才，却也是个真小人。他做事，没有传统道德的束缚。他明言：“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君子言利，还如此的站在道德顶峰振振有词。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和后来的张居正有些类似。

不仅如此，高拱对待官员，和张居正一样不讲情面，“铁面无私”。史书记载：高拱“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须忍，有所忤触之立碎。”

也正是高拱的这种性格得罪人太多，造成了他的悲剧。

高拱不仅把同僚们怼个遍，还对大太监冯保不满，一直想除掉他。隆庆帝对高拱的托孤，让冯保恐惧不已。为保命，冯保与想主政的张居正联合。在李太后面前说了高拱的坏话，李太后于是让万历皇帝下旨，把高拱赶回老家闲居。

1577年，张居正从北京回湖北，途经河南。居然拐到新郑的高拱家中，虚伪的装好人、掩面而泣。把性格偏狭的高拱气得七窍生烟，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高拱临死前，在病榻上还写了《病榻遗言》。痛斥张居正卑鄙无耻，以及夺走自己首辅位子的过程。为以后张居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独揽大权，力行变法。

自古变法的都是掌握权力的猛人，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满堂大臣正在庆幸人见人嫌的高拱被扳倒时，比高拱更猛的张居正来了。高拱只是对大明做局部手术，张居正则是要掏心掏肺、从根本上改变大明。

张居正对当时的弊病有正确的认识，痛陈道：“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遗。”

事实也的确如此。国家府库空虚，甚至连军饷都发不足;因为缺钱、腐败，导致了边境的军备废弛;宗室多占土地、欺压百姓司空见慢;官员、豪强勾结的避税、逃税事件各地都在做;贫富悬殊过大，百姓负担过重。

比如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拥有24万亩良田，其它的商铺、钱庄等价值更大。家族子弟触犯了法律，居然能拿出3万两银子(另一说法是3万两黄金)贿赂主审官戴凤翔。而当时国库存银，只有区区100多万两。

张居正和当初的高拱一样，以不讲情面著称，但他的改革比高拱更有章法。

张居正先打好与皇帝的关系，悉心的教万历皇帝读书，陪李太后聊天。然后，开始逐步的推出改革。

一，整顿“吏制”。

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先从行政班子开始下手。以内阁控制六科、再以六科控制六部。(颇有现代内阁制的样子。)

有什么政务，内阁可以迅速下达到相关的部门、官员。政务完成后，也可以迅速的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者惩罚。官员们门因此不敢懒政，为了头上的乌纱而努力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3年后，张居正露出了“獠牙\"，对税收这一块下手了。他发布“征赋试”，在预定额的基础上，官员完成额在90/100以下的，一律给予处罚。

当年年底根据完成的数额，立即对官员进行了处罚。仅山东一地，就被降职处分了17人，革职了两个人。

官员们见张居正真格的给予处罚，无不兢兢业业，不敢造次。毕竟头上的乌纱帽，都是经历寒窗苦读、在科场上的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不能不珍惜。把应收的税款，分毫不差的足额上交。

1577年，税务总收入435 银万两，而隆庆年间的年收入是250万两。其间差距，快翻一倍了。

二，清查土地和税务改革。

张居正并不满足于现状，1578年下令重新清查土地数额，于1580年清查完毕。虽然此处清查，地方上官员和富豪们玩儿了不少“大小步”甚至“虚步”的把戏，额田比清查前还是增加了300多万顷。（此举，压缩了豪强们逃税的空间。）

在土地重查的基础上，张居正于1581年又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首创，而是在张居正手里发扬光大的。首次是1530年嘉靖年间，由官员桂萼提出的。

主要内容是：将田赋、徭役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按田亩分摊。赋、役除必收的粮食外，一律折收银两；役户可以出银代役。具体的征收地方由官员办理，不再让原来的“里长”参与。

此法能减少征税的环节，压缩了地方上贪污的空间。也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有利于农民按自己的要求做出选择。标志着税收的实物制向货币化的转变，客观上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但是此法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此法没有触动明朝宗室、高官、富豪们的特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贫富结构。还在不久后，又产生了新的腐败，出现了“火耗”之类的问题。另外，此税法只适应于江浙一带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内地推行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次年，“一条鞭法”就立杆见影。国库存银700多万两，太仓存粮足够10年之用。

三，建树颇多。

军事上。

张居正派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又派人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又派人在长城上修“敌台”3000多座，杜绝了蒙古的入侵。

然后，又与蒙古的俺答汗讲和，开市贸易。

1579年，以俺答汗为桥梁，与西藏建立了良好的封贡关系。

水利方面。

张居正启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以50万两白银治理成功。造福黄河、淮河流域的百姓，也使得运河的漕运畅通无阻。

可惜的是正当张居正的改革初见成效，大明朝蒸蒸日上之时，张居正本人却积劳成疾。在“一条鞭法”推行的第二年，张居正还来不及对新税法做出修正就因病去世了。

万历皇帝的“败家”行为

张居正去世的第四天，万历皇帝就罢了潘晟（张居正举荐的），开始清算张居正了。结果，皇帝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堂堂的一个首辅，家人被逼自杀的、逃亡的、饿死的皆有，惨不忍睹。

张居正的新政，也被反对派们弄得面目全非。

没有“恩师”张居正的压制，万历皇帝终于可以亲政。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按自己的意思活着。万历皇帝送爱子去开封就封，仅良田一项就给了1万顷。

更糟糕的是万历皇帝没有政治天赋，驾驭不了朝堂上大臣，也没有决策政务的能力。没有多久，就对政务失去了兴趣。

先是因为“立储”与大臣们发生冲突，以“怠政”抗议。后来干脆不再上朝，直接玩起“罢工”了。

在万历皇帝的操作下，税收开始下降，国库的存银流水般花了出去。张居正打造的高效率行政队伍，也重新开始“腐化”。

万历皇帝的“罢工”，导致行政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甚至，官员的任命都会出现问题。1602年，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 人，地方上缺巡抚3人、知府25人。如此的政府，其效率可想而知。

努尔哈赤从1583年开始起兵到1616年起兵反叛，历经33年。33年内，努尔哈赤逐步坐大到不可收拾，明朝中央居然毫不知情。满清入关，万历皇帝的“罢工”，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张居正、隆庆皇帝在九泉之下，目睹了万历皇帝的“神操作”，想必会痛骂万历皇帝“不肖”或者“败家子”的。（本文原创，图片源于网络。）

从时间上来说，明亡于崇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崇祯本人也为此上吊自杀殉国。大明亡国，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张居正做了什么导致大明灭亡？

第一个是丈量全国土地，将那些瞒报，漏报的土地都请查出来，土地比上一朝增加近300万顷，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政府是有钱了，这些钱哪里来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你看看哪个高官会缴纳税赋？你政府有钱了好办事，关老百姓什么事？就如同我们现在国家有钱，跟你我这样的百姓有关吗？你国家有钱不要紧，但是你不能通过搜刮我而有钱，是不是？所以才会有老百姓起来反对！

其次是实行“一条鞭法”。就是将所有的赋税，徭役，摊派，临时的捐、贡都并入一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中学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实际是不是这样子呢？肯定不是的，因为很多官员巧立名目，进行搜刮，导致了虽然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但是老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减轻，这个名义上是好的，之后就在执行中逐渐走样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

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张居正给年轻的万历留下了很大的阴影，是心理阴影。导致万历极度不信任文官，宁愿相信自己身边的太监，文官就开始与太监争夺对己有利的资源或条件。这样就把明朝后期的朝政弄得一团糟，最终不可收拾。到了崇祯杀了魏忠贤，已经没有可以帮助自己的太监了，像魏忠贤一样有能力的人才了。文官靠不住，自能自己来上树，结果导致了自己自挂东南枝！

这种提法就是无知。时移世移，环境不同，条件不同，就要懂得应变的道理。当世的事情做不好，就怨恨是往世留下的遗害，这是无能的表现，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世的事情，当世的人就应该做好，做不好是自己的无能不负责任，就不要再将责任推脱给往世，说是往世遗祸了。

纵观大明一朝，能称得上有作为宰相的，当首推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当政，结合当时的实际，推行“万历新政”。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加强对中央和各地官员政绩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明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新，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推行一条鞭法，把复杂税制简单化，重新丈量土地，按田亩多少交税，一下子为国家增出土地800余万顷，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国库充盈，改变了以往国库空虚、拖欠军费的情况。改革军制，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名将，使大明海内靖平，万里边疆无狼烟。十年的万历新政，让本已趋腐朽的大明王朝再现复兴，延绵了大明国祚，万历新政带来的红利，让统治者恣意挥霍了六十年。张居正当政的时代，把大明治理得国富兵强，天下升平，不负当时历史的选择。但是后来，大明过了六十余年，竟覆灭了，这能说是张居正留下的隐患？当朝者只知骄奢淫乐，不管时世，不理时世，不按当世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理，不作为，乱作为，最终导致大明亡国，这难道能怨张居正？一心为大明兴亡勤苦奋斗，又为大明中兴立下汗马功劳者，何罪之有？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全盘否定了张居正一力推行的万历新政，不作为，甚至几十年不上朝，把个张居正创下的财富挥霍一空，崇祯帝接手烂摊子，勤俭辛苦，却不得要领，又刚愎自专，多疑成性，用人不终，致使各地农民起义烽烟滚滚，一发不可收拾。

正是万历、天启、崇祯之辈，无才无德无能，治理不好天下，招致亡国。现在的一些所谓史学家，不知深查细究他们的责任过错，却哗众取宠，提出如此一鸣惊人之说，真是拿历史开玩笑，鞭笞勤而能者，脱罪庸而腐者，这还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其码姿态吗？这还能让后世能者多劳吗？

张居正表示，这么大一口黑锅，我背不动，我全家加起来都背不动。

大明亡国，后来人找了不少“替罪羊”，有说大明亡于嘉靖的，有说大明亡于万历的，有说大明亡于东林党的，有说大明亡于魏阉及阉党的，有说大明亡于天启崇祯的。

甚至有人总结说：“明，名亡崇祯，实亡万历，初亡嘉靖”。

说什么“大明亡国，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张居正！”，我还是很少碰见这种说法。

大明亡国，非因一端，仔细琢磨，大概四个方面。

一、兵——逃兵极其严重，最多时，全国逃兵竟然达到120万，战斗力可想而知。

明朝用兵最鼎盛的时候，不是明太祖，而是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

明朝实行的卫所制，地方各省道有卫所，京师有卫所，北方边疆九镇也有卫所。每卫平均5600人，京师的禁军上十二卫，后来发展成二十六卫，不在其数。

在明太祖后期，全国共有卫所300多，全国总兵力达到180万。到永乐大帝时，全国卫所增加到400多，全国总兵力达到了将近280万。至于京师总兵力，更是达到惊人的八十万。

“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

所以永乐大帝和宣德帝搞了好多次北伐，把蒙古各部揍得俯首称臣。

明朝的兵主要分两大类，一是世代军籍的职业军人，二是雇佣兵，比如戚继光的三千戚家军，全都是雇佣兵。

结果呢，职业军人买通上司当逃兵，雇佣兵也当逃兵，逃到什么程度呢？最严重的时候全国逃兵120万，这是史学家吴晗统计的。

《明史·兵志四》记起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到正统三年这数目就一跳跳到一百二十万有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三分之一。

士兵怎么逃的呢？举一个例子，要打仗了，朝廷征召卫所兵出征，到半路上，这些人就雇佣人冒名顶替自己，等打完仗了，本人再回到本卫所，而那个被雇佣的人，半路逃亡，实际总兵力大打折扣，例如明英宗在王振忽悠下去大同打也先，号称五十万大军，实则二十几万。

明朝防范北方蒙古和东北的满清，原来有北方的九镇，平时有战事，一般都是京师的卫所出征，跟边军一起作战。同时调集地方的卫所作补充，明成祖的时候，京师的卫所总兵力达到八十万，到了嘉靖帝的时候，俺答围攻北京城，兵部尚书一统计，京师卫所竟然只有39万，逃了一半了。

到了崇祯帝时期，李自成围攻北京城，一统计，京师卫所总兵力竟然五万都不到，还都是些老弱病残。

《明史》卷二六六《王章传》记：“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而司农缺饷，半岁未发。”

到了明朝末期，明军稍微有点战斗力的，就数边军了，就说边军，也人数不足，逃亡太半。而京师卫所军的战斗力，简直是渣渣，甚至当时有边军嫌跟京师卫所军一起打仗丢人的记录，因为京师军还没冲锋就逃亡了，连带着有战斗力的边军也跟着逃。

就明朝末年这种军队，它能攘外安内吗？

更可怕的是，明朝越到后期，雇佣兵越多，往往容易反戈朝廷。例如，朝廷在陕西的军队，因为得不到军饷，竟然跟农民军合流，攻取城镇，劫掠百姓。

而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时候，曾经大力整顿过卫所，要不然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哪来的兵？又哪来的北方几十年太平？

张居正为国家做了好事，却要背亡国的黑锅，他九泉之下，也会欲哭无泪吧。

二、财——税收、藩王、豪强兼并，朝廷无军饷可用。

关于豪强兼并土地和税收，正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他的一条鞭法，朝廷收入大大增加，如果明朝朝廷坚持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明朝何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

关于藩王拖累国家财政，我只举一个例子，明朝山西河南有几个藩王，结果朝廷要给这些藩王的禄米，二省集全省之力都不能承担一半。想想全国其他地方的宗藩，拖累朝廷有多严重。

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以至于，崇祯帝时期，竟然无军饷馈兵，还发生军队反叛等恶劣事件。既然无饷馈兵，自然兵力大减，再加上逃兵，拿什么攘外安内？

三、官——党争，宦官乱政。

东林党后来成为明朝亡国的最大替罪羊之一，原因无非是文官集团过于强势。

而我认为，如果说到党争乱政，阉党比之东林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阉党为打击东林党，做到什么地步？非我即敌！无论你这个是不是东林党，只要不是我阉党，不是魏忠贤的孝子贤孙，就被杀，被整，被流放。

所以，崇祯刚继位的时候，朝廷已经几无可用之人。

明朝早期，曾有太监坐镇边军的规矩，到了阉党当政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阉党要彻底夺过边军军权。

崇祯帝又刚愎自用，后来也这么搞，这些太监不会打仗，却掌握着军队的指挥权，明军不败才怪。

四、帝——万历废张居正改革措施，天启帝宠信宦官，崇祯帝刚愎自用。

按说明朝的国运，一败于正统帝时的土木堡之变，京营大军精英损失大半，二败于嘉靖帝内阁乱斗，朝政进一步废弛，三败于万历皇帝废除张居正新政，四败于天启帝宠信宦官乱政。

而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除了兵、财、官的问题，还有崇祯帝本人的问题。

关于崇祯帝的问题，我比较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崇祯帝就是刚愎自用而又“朝四暮三，轻信妄断”，果于诛杀，因此导致“中枢调度不当”。

通俗的讲就是，崇祯能力有限，又不相信百官，搞不定内忧外患。

张居正的改革，增加了国家收入，清明了吏治，虽然没有解决宗藩的问题和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不能使衰颓的明朝起死复生，然而也不能把明朝灭亡的锅甩在他头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