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龙区区一播州土司，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他有胆量对抗大明帝国

杨应龙，播州宣慰使杨烈之子，隆庆五年杨烈去世后袭任宣慰使，此后直至万历十七年，杨应龙都对大明王朝十分忠顺：政治上臣服，供奉上积极，征调时踊跃。

万历十八年，以贵州巡抚叶梦熊和贵州巡按陈效上疏弹劾杨应龙在属地内为非作歹为标志，杨应龙同大明王朝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按照明代土司制度的规定，无论杨应龙的属地内发生何事，只要不是反叛，杨应龙都可以“因俗而治”，所以，叶梦熊和陈效对杨应龙的弹劾明显是不合规定的。

对此，明神宗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由于杨氏在统治播州的七百多年间积攒了大量财富和十余万雄兵，并且播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一旦杨应龙怀有贰心，势必会影响大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于是为了使杨应龙能一直保持对大明王朝的忠顺，明神宗在播州军与明军协同守卫松潘的情况下接受了四川巡按李化龙“延缓勘问杨应龙”的建议，决定允许杨应龙戴罪立功。

此后，杨应龙和明神宗都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杨应龙的宠妾田氏派人杀害杨应龙的夫人张氏和张氏的母亲一事又给叶梦熊、陈效制造了弹劾杨应龙的借口。

张氏和张氏的母亲遇害后，张氏的舅舅张时照气不过，于是就向叶梦熊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以此为借口弹劾杨应龙并向明神宗建议发兵征讨杨应龙。

这种情况下，杨应龙知道以播州的财力和军力完全跟大明王朝耗不起，而明神宗也很清楚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去征讨没有任何反叛举动的杨应龙属于得不偿失，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明神宗同意杨应龙到重庆接受一直都主张安抚播州的四川抚按大臣那里接受勘问。

随着杨应龙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抵达重庆，杨应龙不想叛、明神宗不想打的态度已然明了，因为杨应龙若想叛根本就不会去重庆、明神宗若想打必然会让杨应龙去贵州而不是重庆。

当四川抚按大臣对杨应龙判处斩刑后，杨应龙不仅没有怒而兴师，反而还向明神宗上疏请求献出四万两黄金和派兵五千支援援朝之役，立功赎罪，明神宗念及杨应龙多次派兵随同明军征讨有功，就答应了杨应龙的请求。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杨应龙不想叛、明神宗不想打的态度。

按理说，在杨应龙想叛、明神宗不想打的情况下，事情也该到此为止了，可是随着新任四川巡抚王继光的到来事态开始急剧恶化。

王继光一到任，就强硬的表示要再次勘问杨应龙，杨应龙一看是这种情况哪还敢去见王继光，恰巧此时张时照再次向明神宗告称杨应龙意图谋反，明神宗以为杨应龙不去重庆就是心虚的表现，所以就下诏：“该抚按官擒治（杨应龙）正法”。

得到明神宗的诏令后，王继光立即分兵三路征讨杨应龙，结果被杨应龙击败，随后贵州的明军赶来增援，也被杨应龙击败。

应该说明神宗在军国大事上还是有着相当准确的判断力的，他根据杨应龙连败四川、贵州的明军后没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这一举动判断出杨应龙击败明军只是为了自保并不是想叛，于是，他下令兵部让水西宣慰使安疆臣前去招抚杨应龙。

见到安疆臣后，杨应龙立即表明了自己不想叛的态度，并向安疆臣提出了自己希望朝廷派人前来调查的请求。这种情况下，明神宗知道杨应龙是真不想叛，所以就下诏刑部派人前去调查。

在刑部派来的王士琦抵达播州前，杨应龙不仅早早的派自己的弟弟前去迎接，还通过身穿囚服自缚于道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虽然杨应龙的态度很好，但是鉴于杨应龙已经同明军兵戎相见的事实，刑部对杨应龙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惩罚条件：将击败明军的播州军将领阿羔、阿苗斩首；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至重庆为人质。

这些条件杨应龙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他压根就不想叛，而明神宗也不想激化矛盾，最终明神宗在杨应龙接受了刑部的惩罚条件后宽恕了杨应龙。

此后直到万历二十七年，杨应龙都没有公然反叛大明王朝，尽管他的次子不明不白的死在重庆、尽管他的谋士向他提议趁大明全力援朝平倭之机突袭重庆，他始终都只是发兵进攻一些有仇的土司。

万历二十七年，明军取得了援朝之役的胜利后，贵州巡抚江东之随即发兵征讨杨应龙，杨应龙为求自保又一次击败了明军。 面对明军连败于杨应龙播州军的事实，明神宗有些怒不可遏，但是由于大明在平哱拜之役和援朝之役中耗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使得明神宗仍然不想同杨应龙大打出手，而杨应龙在拒绝了军师孙时泰“乘明军兵力尚未完成集结之机发兵直捣成都、劫蜀王以自保”的建议后，也表明了自己不想叛的态度。

杨应龙负恩犯顺，自干天讨，诛首恶不株连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明神宗实录》

如果此时明神宗能派人安抚杨应龙，然后再通过允许杨应龙戴罪立功的方式给双方个台阶下，杨应龙之叛就有很大的可能不会发生。

可惜，在大部分朝臣都主张对杨应龙用兵和兵科给事中张栋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由上疏后，明神宗终于下定决心发兵征讨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播州之役爆发。

杨酋所居，虽系四川幅员，是为贵州肘腋。四境之内，固不可使人跳梁；卧榻之侧，岂可容人鼾睡，其重均也。——《万历疏钞》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杨应龙不想叛，明神宗不想打，为何播州之役还是发生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因为始终都有两部分人既想杨应龙叛、又想明神宗打。

这两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就是叶梦熊、陈效、王继光、江东之、张栋和一些主张对杨应龙用兵的朝臣，他们目的就是想对播州改土归流，另一部分就是以张时照为首的七姓土司，他们同杨应龙有仇，所以就想通过一再上告杨应龙谋反的方式来让朝廷发兵征讨杨应龙。

正是由于这两部分人从中作梗，一直都不想叛的杨应龙才决定造反，一直都不想打的明神宗才决定发兵征讨杨应龙，如果没有叶梦熊、王继光、江东之等人一再激化杨应龙同大明王朝的矛盾，如果不是张时照等人一再上告杨应龙谋反并阻止杨应龙接受招抚，由杨应龙造反引起的播州之役几乎不可能爆发，但是很可惜，在杨应龙不想叛、明神宗不想打的情况下从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七年酝酿了近十年的播州之役最终还是在这两部分人的推动下爆发了。

参考文献

《明史》

《明神宗实录》

《万历疏钞》

《明通鉴》

《西南通史》

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放着好好的土司不做，却起兵叛乱，试图以一州之力挑战大明，这和他自己滋生的野心以及明朝地方督抚，如贵州巡抚叶梦熊等步步逼迫是分不开的。

当然，杨应龙也不是一个莽夫。在起兵叛乱前夕，他也深刻分析了大明朝廷所面临的困局，甚至还一度妥协，愿意继续为大明效力，但被万历皇帝拒绝了，这才不得不反。杨应龙的野心：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实行府县和土司两种制度。

土司，实际上沿袭的是元朝制度。明朝授予当地民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职，由他们代替朝廷实行统治。但问题在于，这些土司一旦势力膨胀，就会发动武装叛乱。

面对这种情况，大明朝廷的对策是，在平定叛乱后实行改土归流，即：裁撤土司，改设流官。例如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军平定思南等宣慰司叛乱后，在思南宣慰使司等的基础上设置了贵州布政使司。

当然，作为忠心大明的土司，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的同时，还必须尽到听从大明官府征调兵马作战的义务，杨应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出了野心，也看到了大明地方军备的虚弱。

播州地处四川南部，和贵州相邻。但在当时，杨应龙被征调最多的是四川布政使司。在经过多次交道后，他目睹了四川官军弱不堪战，每次平叛必调土司兵马。

由此，杨应龙生出了虎踞蜀的野心，他不甘心只做播州的土皇帝，他想和大明朝廷割土分治。

野心，是杨应龙反叛的根本原因！

大明的逼迫：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 ，暴虐成性的杨应龙在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后，其妻叔张时照向朝廷告急，直指杨应龙谋反。

由此，巡抚贵州都御史叶梦熊痛恨杨应龙在播州无视大明法纪，擅自使用龙凤等雕刻器具，使唤阉人为仆等，也上书对杨应龙进行勘问。

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四川巡抚李化龙的反对。原来此时的四川松藩地区动乱不断，征缴兵力大都来自于播州，如果问责杨应龙，那如何保证四川进剿松藩的顺利！

故而，大明两大布政使司的巡抚意见相左。

贵州巡抚要求改土归流，将播州化为重庆府管辖；四川巡抚主张维系现状，立求地方靖安。

相持之下，朝廷下达了由黔蜀两省会勘的圣旨。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奔赴重庆接受两省督抚的审问。但他所犯下的劣迹，按大明律当斩。

而这一年，恰逢倭国入侵大明属国朝鲜，求生的欲望让杨应龙思路大开，他向朝廷请求花钱赎罪，并自愿带兵北上征伐倭国。

他的自我拯救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但新任的四川巡抚王继光却不同意了，他坚持严提勘结。

此时已经回到播州的杨应龙自然抗命不出。

其实他也挺委屈的，自己的处处忍让换取的是大明官府的步步紧逼，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反，就真成了刀板上的鱼肉了。

反，也许还有一丝生机！

况且，杨应龙自持对大明朝廷的了解，倭国北犯，朝廷定会应接不暇。而他在西南起兵，加上四川军备不堪一战，自己定会实现和大明分土而治的野心。

汪郎说：杨应龙谋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明朝地方官员的逼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是因为，土司制度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统治需求。

作为文官，不管个人品性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坚持的理念。

在大明的国土上，土司控制下的百姓和土地，朝廷插不进手，这是文官们不能忍受的。

所以改土归流是大势所趋，而明朝对播州的征伐正是顺流而行，这也为清朝雍正帝实行改土归流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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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龙之所以能对抗朝廷，在于他世袭的播州宣慰司，播州所处的地理地形位置以及当时明朝对朝鲜用兵无暇顾及的政治形势。

下面我就说一下明朝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的过程：

一、杨应龙的家世及川贵两省的扯皮

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在西南地区设置土司(土官),授予当地民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职实行间接统治。这些土司经常发动武装叛乱,朝廷的对策是,在平定叛乱后,实行“改土归流”——裁撤土司,改设流官。

例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等宣慰使叛乱平定后,改思南宣慰使司等为思南、思州、铜仁、石矸、黎平等府,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行省一级的贵州布政使司。

播州地处四川南端,与贵州相邻。播州宣慰使司就是由杨氏世袭的一个土司。杨氏的先世是山西太原人,唐朝乾符年间,始祖杨端征讨南诏,授武略将军,遂世守播州。

明初,杨鉴内附,改播州宜慰使司,求属四川,其地域广表千里,介于四川、湖广、贵州之间,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地,领黄平、草塘二安抚使司,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统七姓:田、张、袁、卢、谭、罗、吴。

隆庆五年(1571年)播州宣慰使杨烈死,其子杨应龙承袭其职。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给杨应龙颁发宣慰使敕书一道,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又赐他都指挥使衔。

杨应龙生性雄猜,阴狠嗜杀,在播州专以酷杀树威,有小睚眦即戕杀,人人惴恐。他目睹四川官军弱不禁战每有征讨必调拨土司兵马,因而骄横跋扈,自恃富强,滋生虎踞全蜀的野心。甚至藐视朝廷法纪,在他的居所僭设龙凤,擅用阉宦,俨然一方土皇帝。

万历十七年杨应龙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张氏叔、张时照向朝廷上加急文书告发杨应龙谋反。巡抚贵州都御史叶梦熊上疏请发兵征讨,而四川方面鉴于三面与播州交界,士大夫数度赴川贵军门,力陈剪除未为长策。因此四川巡抚、巡按都主“抚”,贵州抚按则主剿。

万历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向神宗指出,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凶恶不道,东川道兵备使朱运昌有意纵恶。贵州巡按陈效也上疏弹劾杨应龙二十四大罪。当时朝廷正为“西虏”进犯松潘而忙于调兵遣将,松潘为全蜀门户,四川封疆大吏不敢怠慢,征调播州土司兵协守。

因此四川巡抚李化龙上疏神宗,请求暂免勘问杨应龙,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由此开启了“此惩彼宥,黔蜀异议”的局面。

四川方面以为杨应龙无可勘之罪,贵州方面以为四川有私昵杨应龙之嫌。于是兵科都给事中张希皋等人向神宗建议,鉴于事情重大,两省利害相关,拟派遣有关科道官员从公会勘,或剩或抚,毋执成见。

神宗要兵部研究后提出一个方案。到了万历十九年二月,神宗根据兵部的提议,命四川、贵州两省抚按官会勘杨应龙,朝廷不派官员参与此事。

川贵抚按会勘的结果,意见截然相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张把播州宣慰司及所辖五司全部改土归流,划归重庆管辖。四川巡抚李尚思、巡按李化龙不以为然,反对将播州改土归流,索性引嫌辞职。神宗不予批准,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四川方面确实是“私呢杨应龙”,不敢也不愿将播州改土归流。当杨应龙反叛迹象暴露时,叶梦熊请朝廷发兵征剿，蜀中士大夫顿时议论纷起,以为四川三面与播州相邻播州兵骁勇善战,现在剪除不是上策。因为这个缘故四川官员极力主张招抚,反对征剿。神宗下令两省会勘时,杨应龙也愿意赴蜀,不愿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杨应龙被逮至重庆,对簿公堂,按法律当处斩。杨应龙愿以两万两银子赎罪。这时适逢“倭寇”进犯朝鲜,朝廷羽檄征天下兵,杨应龙便向神宗表示,愿亲自率兵五千“征倭”报效。神宗以东征为重,命四川抚按将杨应龙释放。当杨应龙正要率兵北上时,忽然传来神宗旨意:不必调杨应龙出征。新任四川巡抚黄继光(字于善,号泉皋,山东黄县人)一上任,立即下令严提杨应龙勘结。杨应龙盘踞播州,拒不服从。

二、朝廷的一味纵容与招抚

招抚不成,只有征剿。万历二十一年正月,黄继光赶到重庆,与总兵刘成嗣、参将郭成等商议,分兵三路,同时并进。大军进至娄山关,驻兵白石口。杨应龙表面上派人求降,暗中埋伏重兵发动突然袭击,刘成嗣兵败,几乎全军覆没。黄继光因此而遭罢官,只得仓皇撤兵。

四川御史吴礼嘉上疏指责参将郭成等“失律”,神宗批示:“本酋朝廷原无意必诛,大兵一至,应自缚军门请死。今御史报与本酋奏辩,顺逆悬殊,行严查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抚臣谭希思星驰赴任,与刘成嗣同贵州抚镇相机征剿。”

谭希思(字子诚,号岳南,湖广茶陵人)接任四川巡抚后,与贵州抚按计议相机征剿杨应龙,两省官员畏难而久议不决。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为了解决播州问题,神宗任命邢玠以兵部侍郎出任贵州总督。次年正月,邢玠赶到四川,计划先剪除杨应龙党羽,同时对他晓以大义,援引前不久宁夏叛乱的前车之鉴,向他指出前来投诚,当待以不死;否则国家悬赏万金购尔首级。

四月间,重庆知府拿了总督邢玠的招抚信函抵达綦江县,救促杨应龙到安稳(地名)听勘,由綦江知县前往宣谕。杨应龙派其弟杨兆龙到安稳,准备了邮传储粮郊迎叩头,对来使(綦江知县)说:应龙待罪于松坎,之所以不敢到安稳,是因为安稳多仇民,欲伏兵伺杀,故请来使驾临松坎。

綦江知县请示知府后,于五月初八日单骑前往松坎。杨应龙果然捆绑于道旁,泣请死罪,膝行向前,叩头流血,表示愿意把罪人及罚金献于朝廷。邢玠得报,立即派官前往处理此事。杨应龙身穿囚服匍匐郊迎,缚献黄元等十二名罪人,抵杨应龙处斩,愿缴赎银四万两。

于是将杨应龙革职,由其长子杨朝栋暂代,将其次子杨可栋押往重庆作为人质。

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兵部意欲专注于东征,播州事务宜于暂缓。神宗也考虑到杨应龙一向积有功劳,便批准了邢玠的处理方案,在松坎设立同知,治理该地,并以重庆知府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弹压。

其实,杨应龙施的是缓兵之计,事情过后,不但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久,借口次子死于重庆,扬言促取尸棺,拒不缴出赎银,甚至要挟说:“吾子活,银即至矣”,并且“分遣夷目,置关据险,僭立巡警:江内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民、劫掠屯堡无虚日。厚抚诸苗,用以摧锋,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诛之,没其家以养苗,诸苗人愿为出死力”。

三、朝廷下定决心派大军征剿

对杨应龙的招抚至此宣告失败。此后,杨应龙不断武装袭击川南、贵州湖广一带，朝廷忙于应付朝鲜战事,一时无暇顾及。到了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率兵三千征剿杨应龙,遭到惨败,杨国柱战死。

此事引起神宗关注,罢江东之,以郭子章(字相奎,号脊螺,江西泰和人)代理贵州巡抚,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以兵部侍郎出任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征讨播州叛军。这时朝鲜战事已经结束,神宗调拨东征诸将如刘綎等,日夜兼程赶往四川。

杨应龙乘官军尚未赶到,先发制人,以八万兵力分头进犯南川、江津,攻陷江。重庆守臣惊恐,归还其子杨可栋尸棺,并厚加贿赂,以遏其攻势。神宗听说綦江陷落大为恼怒,下旨追夺前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官职,他下旨:“谭希思虽准听调,尚在地方,何得怠玩军情致贻大患。江东之贪功浪战损威辱国都着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赐李化龙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

他还给兵部下了一道谕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忧。着该总督率属厉兵,相机防剿。陕西、甘肃、延绥、浙江等兵,俱难如议调用,刻期赴援。刘綎素称忠勇,你部里马上再行催他奋身报国。”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初,李化龙分兵八路:四川方面,总兵刘綎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贵州方面,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湖广方面,总兵陈璘出白泥。各路统兵三万,刻期出发。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驻沅州,李化龙自己率中军驻重庆策应。

神宗以楚地辽阔，特地选拔江铎(字土振,浙江杭州人)为偏沅巡抚。湖广分设偏沅巡抚即始于此次平播战事。

二十余万大兵压境,三省封疆大吏督阵,杨应龙败局已定。

八路大军以刘綎(字省吾,江西南昌人)部最骁勇善战,因而李化龙把他放在最重要的綦江一路。杨应龙深知刘綎厉害,颇为惧怕,派重兵把守要害。二月十五日,刘綎分兵三面围攻,连克三峒。

那一天,刘綎督战阵前,左手拿金锭,右手挺剑,大喊:“用命者赏,不用命者齿剑!”士兵锐不可当,初战告捷。

三月初杨应龙派其子杨朝栋率精锐主力数万前去抵挡,分别由松坎、渔渡、罗古池三路并进。刘綎在罗古池埋伏万人以待松坎来犯之敌,以万人埋伏营外以待渔渡来犯之敌,另有一军左右策应。刘綎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苗兵大惊失色,连声呼喊:“刘大刀至矣!”全军顿时溃败,刘綎追奔五十里,杨朝栋只身突围,差一点当了俘虏。刘綎乘胜攻至娄山关下。

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的前门,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见万峰插天,丛菁中有一径小道,才数尺宽,设木关十三座,关楼之上堆积滚木、梭杆、垒石,下列排栅数层,合抱大树横截路中,沿路挖掘深坑,坑内密布竹签。如此布防,杨应龙自以为万险俱备。

刘綎派步兵分左右两路绕道包抄娄山关后背,自己督率主力正面仰攻,攀登鱼贯毁栅而上,两面夹攻,夺下娄山关。

四月初,刘綎屯兵白石口。杨应龙困兽犹斗,自己率苗兵决一死战。刘綎勒马冲坚,令将士分两翼夹击,挫败杨应龙。刘綎率部迫至养马城,与南川、永宁两路官军会合,连破龙爪、海云等险囤,兵临海龙囤下。

海龙囤是杨应龙的老巢,倚为天险,号称飞鸟腾猿不能逾越。此时八路大军云集于海龙囤下,把它团团围住。从五月十八日开始,各军轮番进攻。总督李化龙接到父亲去世的讣闻,神宗令他衰墨视师,李化龙赤脚起草橄文,督促各军奋力进攻。连日大雨滂沱,将土驰骋泥淖苦战。

六月初四日,天气忽然开朗，机不可失。次日,刘綎身先士卒,一举攻克土城。杨应龙坐困穷崖,连夜散银数千两,招募敢死队拒战,苗兵都骇散四奔,无一人响应。杨应龙提刀巡视,只见四面火光冲天,仿徨长叹,与妻田氏相对而泣。

次日天明,官军破城而入，杨应龙仓皇与其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纵火自焚。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等被生擒。

此次平播战役先后一百十四天,斩敌二万余人,以杨应龙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李化龙、郭子章、江铎班师回朝,押解播州叛军头目六十九人抵达京师。神宗特地来到午门城楼参加庆典。杨朝栋、杨兆龙等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被磔于市。

四、神宗的心思和对于此战的评价

令人不解的是,当神宗通令嘉奖有功人员时,在征东与平播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刘綎,竞以馈赠上司(李化龙、郭子章)金银玉带,而遭到神宗给予的“免官永不叙用”的处分,实在过于赏罚失衡。

当播州战事吃紧时,是神宗首先想到刘綎,说他“素称忠勇”,要兵部催他从东征战场驰骋千里赶到西南边陲“奋身报国”的。战事结束后,总督李化龙把刘綎评为“军中第一功”,神宗却以区区通馈这类官场寻常事为借,不仅不予评功,反而给予严厉处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怕他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抑或是危难已过,翻脸不认人？无怪乎谈迁要为刘綎鸣不平:“马或奔蹄而致数千里,士或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一二佚行,学士大夫或不免焉,况介胄豪举者哉!”“今刘将军以通馈败其馈人多矣,不幸中弹墨。然窃以为当事过之。彼两台既自好，麾之门外,不必奏劾,即奏劾亦当曲请以东逐岛倭,西歼叛司,功未尽录,当夺一阶,俾省廉洁之效,何至褫秩等于文吏也!设刘将军倍饷溢敛,将何法以加之乎?国家少有风尘之警,动抚髀兴叹:廉如伯夷,信如尾生,驱之行间始吏议不相容耶!”

这些话表面是抨击言官,实际是批评神宗。更令人不解的是,当云南、四川叛乱又起,神宗想起了被他罢官的刘将军,居然违反自己先前的“永不叙用”旨意,起用他为总兵官,再次为朝廷效忠以后又调到辽东战场,直至战死。

播州从唐朝乾符年间由杨氏世袭统治,绵延达二十九世八百余年之久,到杨应龙及其儿子死亡而告终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在此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府下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平越府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以遵义府隶属于四川,平越府隶属于贵州。

毫无疑问,播州土司杨氏势力的消灭,改土归流的实行,对于这一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大进步。当时人如此评论:“是役征调兵凡二十万,出师甫逾百日,计三省征防守(银)约二百万(两),而逆酋授首,辟要荒为郡邑,遂为西南一大奇捷。”

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前内阁首辅申时行,对于平播战争耗费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过多,有所非议。他说:“诏发三省兵及调旁近土司讨之,复添设抚臣开府辰沅,加蜀抚总督军务,逾年遂平播州,设遵义府。然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楚蜀之间绎骚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贿,应龙不系狱,调则必赴,召则必来,何至称兵叛逆,悍然不顾乎?挑衅启祸必有任其责者,故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事可永鉴也!”

此话并非没有根据,但由此而否定此役,一言以蔽之为“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令人难以心服口服。

这种批评固然大胆泼辣,却过于偏激,且本末倒置。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播州之役也不例外。虽然耗费了巨额财力,骚扰了地方,但是,若不重兵压境予以铲除,那么杨氏盘踞播州的局面将永无改变之日,蜀黔的治安始终留有隐患。

从多次招抚杨氏均遭失败的事实看来,以战争手段平定播州实在是迫于无奈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此时不平,那么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势必还得采用暴力予以荡平。迟平不如早平,于国于民都是利多而弊少的好事。

与申时行同时代的另一官僚朱国桢的看法就高明多了。他说：“播州一案,当时用兵,可不可乎?日:可。蜀三面临夷,且借为用,而播为最劲,此不可制,四起效尤,无蜀并无黔滇。且分八路,克险关,彼尤倔强如故,势安得已。日:既克矣,因而郡县之,可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平二千里,为国家辟土开疆,此盛事也。”

确实,把播州改土归流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是不算过分的。正如瞿九思(字睿夫,号慕川,湖广黄梅人)在其名著《万历武功录》中所说:此唐宋以来一大伟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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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明朝对边境云南地区的控制并不是很强，只是要求当地土司承认大明并且朝贡即可了并不会插手当地事务，因此当地土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土皇帝。他们拥有经济行政军事司法大权。这就为他造反提供了基础。另外大明建国已逾百年，机构臃肿，官员贪污腐败国力大不如前了，再加上明朝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还有杨应龙个人的野心作祟造成了这次土司起义。

杨应龙祖籍是太原杨姓，是唐末驻守在贵州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