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愚民而已。

中国传统儒教文化，是被独裁统治者篡改儒家文化后的产物。

儒教文化的核心，就是让老百姓愚昧无知，自私懦弱，不敢反抗。

大家注意，中国历朝历代，基本只要老百姓有口饭吃，就没有人去闹事造反，哪怕被官府欺压的不成样子。

《红楼梦》中，荣国府当家贾赦看中了一个叫做石呆子的几把扇子，但后者不愿意卖。

官员贾雨村为了拍马屁，就谎称石呆子拖欠了官银，将他抓起来，把扇子全部抢走。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石呆子自尽而死。

大家看看，石呆子被整成这样，而且已经抱着自尽的决心了，为什么不杀了贾雨村和贾赦，然后再死？

说通俗点，石呆子没有敢和官员以及权贵富豪拼命的胆量。

戊戌六君子的变法，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当时甲午战争刚刚打输，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所规定的赔款，为当时日本国家预算8000万日元的4倍强，相当于3亿6000万日元以上的银两。

同时，台湾也被割让出去。

这些巨额的赔款，全部转移到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穷困不堪。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似乎应该支持变法改革。

然而，戊戌六君子被杀时，老百姓却齐声叫好。

为啥？

愚民们是没有思想的，他们有的只是灌输给他们的思想。

满清朝廷所有的宣传和灌输策略只有一个，朝廷永远是对的，和朝廷作对不但自己死路一条还会殃及亲友。

以上这些并不仅仅是通过各种严刑酷法实现，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洗脑，从思想上瓦解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和团结精神。

这种老百姓就像绵羊一样容易统治，随便被欺负也不会抵抗，甚至发展到根本不敢关心国家大事，朝廷说什么就是什么，无论有多不合理。

最终就变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也就是一群强盗绑架了一群人质。强盗威胁人质，说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一旦强盗被警察打死，死前就会将人质全部杀掉。

所以，在警方解救人质时，人质不但不协助警察，反而帮助随时可以杀死他们的强盗。

这样的民族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太软弱，太无能。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和英军开战，傍边老百姓默然旁观，认为和自己无关。直到英军在三元里抢劫、掘墓、调戏妇女，老百姓自己利益被侵犯，这才群起而攻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不但编组了广东苦力团作战，当时在天津驻扎时当地老百姓蜂拥来出售食物给敌人。

甚至到了抗战时期，华北很多县城只有三四十个鬼子驻守，而县城往往有几万人。

这几万人就是冲上去让鬼子杀，也得把这三四十个鬼子活活累死。

迟浩田将军曾说： 抗日期间，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他老家一个县城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戊戌六君子被杀时，民众叫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告诉他们这是反贼。

如果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喊冤，自己也可能被当做他们一伙，连带倒霉。

封建专制的恐怖，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愚民们的行为，也很容易理解，他们本能的同满清朝廷保持一致，以避免惹祸上身。

同时，愚昧让他们无法理解戊戌六君子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是莫名其妙。

我们为什么说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在于我们利用了西方比较先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改变了部分民众的思想。

孙中山为什么伟大？最主要的是他的思想，从精神上解放了部分中国人民。

当年黄埔系军人北伐，实力薄弱，武装低劣，兵力稀少，却能打败百万北洋军阀部队。

为啥？

因为黄埔军人是有信念和知识的新一代军人。

也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至少是部分人民的思想解放，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列主义，肯定比封建思想要先进百倍。

所以，这才有14年抗战，中国最后的获胜。

不仅有拍手叫好的，估计扔烂菜叶子的也不少……因为当时围观的大多数人，真的觉得这几个人该杀。

一个百日维新，103天的时间，一共发出去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而且，这些都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变革举措，大多没有经过讨论和论证，直接发下去执行。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基层官员，平时就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忽然之间天天有改革命令，别说执行了，看都看蒙圈了……

其实对于社会各阶层来说，清末虽然腐败，但是人们都钻进了一个利益体系，各自取利，铁板一块。一旦变革，旧的利益关系崩塌，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举个例子，废科举。

忽然之间废科举，绝大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科举对于中国普通人的意义，绝对不是八股文这么简单。

首先，科举承载了底层老百姓唯一的“翻身梦”。

在封建时代，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人身上的阶级标签是很明显的。底层人民想要翻身，除了立战功，只能考科举。

科举并非一般人想的，只有考状元才能翻身。就算是你拿了个最基础的秀才称号，也可以获得一定的钱粮“补贴”，可以继续读书。而且，见了县官可以不跪，一般案子不受刑……这就等于高人一等了。

（范进中举生动的表现了科举的力量）

如果能考个举人，那就更了不得了。不纳税不徭役，和官员平等交往，甚至会被推荐为基层小官。

附近的农民和小生意人，甚至会拖家带口的前来，献上自己的积蓄，当佣人当帮工。因为攀附上举人，一般的衙门官吏就不会再来盘剥他们了。

这还仅仅是秀才举人，要是进京赶考弄个名次，一辈子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普通人都盼着通过科举过上好日子呢！这忽然间废了科举，读书人怎么办？穷人怎么办？地方上的豪绅士族，也会着重培养自己的后代，通过科举继续延续自己家族的影响力，没了科举他们也疯……

当然，不是说不能废科举，只是说这事儿来的有点猛，大多数人一时间无法接受。

再比如说刑场上围观群众的主力，都是京城的贩夫走卒，普通民众。

他们已经很稳定的依附于依附于八旗子弟、权贵阶层。戊戌变法中的消减军饷、裁减绿营、撤销通政司等六个衙门……这些举措自然是改革社会弊端，但是直接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举个例子，比如你是京城一家丝绸铺的伙计，本来每月都要往某些八旗子弟家送货，能赚不少钱。忽然有一天，人家不订货了，自然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对于那时候只想过安稳日子的小老百姓，这可是个沉重打击。

（清末老照片）

再比如变法要破除迷信，把许多城乡的祠堂和庙宇，都改成新式学堂。咱们现在不迷信觉得是好事情，但是想想那个时代，有几个不迷信的？把祠堂庙宇都废了，一时间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变法的内容都是好的，都是先进的，只是太过于着急，当时的普通百姓根本理解不了。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和网络，普通百信得到的信息很少，朝廷都认定变法的那些是“坏人”，老百姓能知道什么？拍手叫好，扔菜叶子很正常。

变法不容易，维新派太着急。

鲁迅先生说过：“先觉的人，历来都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排挤、压迫、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老百姓拍手叫好，甚至有人说“我等深恶六贼，恨不能食其肉，饮其血，以表忠君爱国之赤诚！”

鲁迅在1922年《呐喊》中谈到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一次课堂上，日本老师给学生们放映日俄战争幻灯片，其中就有一张是日本士兵正要砍下中国人的头，围着看的竟然都是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在《坟 . 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戊戌变法时候在看，八国联军的时候也在看。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老百姓百姓竟然在扶梯。侵略者进入京城，百姓居 然齐齐站在河沿，静静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是在看。

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沿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国侵入者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赛，当挂着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英国统帅巴夏礼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然后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国民愚昧，看客心理，麻木不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有名的汉奸带路党，就是他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 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 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龚半伦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不管怎么样，认贼作父祸害国家，就是大节有亏。但一点他说的是事实，国贼贪官逼良为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喊了几百年了，为什么人们还是无动于衷呢？在老百姓眼里，天下是皇帝的，是爱新觉罗的，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清朝三百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就是造就了一个奴性的民族。当年的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很有骨气和自尊的，吴三桂之流只能算是民族败类。清朝用屠刀毁灭了民族的不屈挺拔，用文字狱禁锢了人民的思想。长期专制的结果就是百姓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识，缺乏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看到日军杀中国人，他们只是围着看热闹，认为与己无关。

梁启超说：“长期残忍地压制人民，使人民变成奴才，让人民的脊梁已经弯曲，而在面临外敌入侵、大乱当头之际，又指望人民在自已面前仍弯着腰当奴才，而在外敌面前直起腰来反抗，这不是白日做梦是什么？“

大清朝的老百姓就是一帮臣民，用鲁迅说的话就是“做稳奴隶的时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忠诚忍耐顺从而不知尊严为何物。所以当时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奴隶意识太盛，人们没有国家观念，不参与国事，没有合作精神。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从臣民到国民这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奴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鼓吹“新民说”，鲁迅先生要改造国民性的原因。只有“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才能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

英雄之血终究会警醒世人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中禁不住就浮现了那首荡气回肠的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那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这个睡着了的伟大民族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以求民族的富强，不再受欺压凌辱。为探索强国道路的而献出生命的“戊戌六君子”就是这无数仁人志士的杰出代表。后世的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壮举，无不为之感叹并为之骄傲，可那时六位君子在行刑的时候，周围的百姓不为之扼腕叹息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拍手叫好呢？对此我们不能对那时候的百姓简单的加以斥责就行了，下面就来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

现在的信息已经很发达了，全球各地发生点什么事基本上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单靠某一方面来捏造事实是很困难的，尽管说很多信息在传播的时候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在“戊戌变法”的那个时代就完全不能跟现在相提并论了，清朝政府要斩杀“六君子”给个理由太简单了，随便给个谋反、祸乱朝政、妖言惑众之类的罪名就可以“师出有名”并且堂而皇之的将其置于死地。而这些没有信息渠道闭塞的老百姓只能是看朝廷怎么说了。受“君权神授”影响几千年的老百姓肯定是坚决支持清政府的决定的。皇帝代表上天来管理天下，那个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怎么会怀疑上天的决定。看到天子处决这些“居心叵测”的人，“为民除害”，老百姓怎么会不开心呢？！

当时的“戊戌变法”是要动国家的根本，要改“祖宗之法”，那些饱读诗书的士阶层在看到国家岌岌可危，看到自己国家被肆意欺凌，尚且不能接受“戊戌变法”的内容，而广大的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怎么会明白那些改革是怎么回事，凡事都有皇帝做主，由“青天大老爷”掌管生死，他们的判断就全来自那些腐朽的老学究的判断。这些老学究纵然是看明白了也不敢说，自己那两把刷子肯定是要被淘汰的。对此，本着舍大家顾小家的概念也得跟着朝廷唱和。

最后不得不说的就是自古以来的“愚民政策”，自古以来的传统加以“改良”的儒教，特别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概原始的意思就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爱民，勤政；臣，文死谏，武死战；父，对家庭负责；子，行孝悌之义。后来就演变成各顾各的，不能僭越，那不就是另一回事了。

鲁迅先生写的《药》这篇文章中体现的就是各顾各的，自己的家人尚且顾不周全，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给自家的孩子治肺痨，哪有时间管你其他了，其他的就交给上天吧。

烈士的鲜血是中华民族的荣耀，百姓的笑是民族反思的地方，如果当初的笑能够引发现 在的思考，那这个笑就是值得的。

六君子被斩首之时百姓纷纷叫好的画面，就算放在今天，也依旧如此。这就是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特色。

鲁迅先生曾痛斥国人的这种劣根性，但很遗憾，这种劣根性一直延续，从未改变。

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尽管在今天看来是力图冲破阻碍，剔除顽疾，变法图强的有志之士。但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就是百姓眼中的乱党分子。老百姓根本不会为这些人死感到一丝悲怆和惋惜，反倒因为能看他们被杀头而感到兴奋。

不要认为只要大清国的百姓如此，今日里若仍有菜市口杀头的事儿，想必依旧人山人海。不能近前观看者则因此而不爽，而看的清楚之人，则在事后大书特书，认为自己是幸运之人，能离得最近看的最清楚。

从古至今，我们常被大人教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啊，死的那个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自己跟这些人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他们在做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江山社稷，还是为了民生，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我该吃我的卤煮还吃我的卤煮，该喝我的豆汁还喝我的豆汁。长毛来了，英法联军来了，八国联军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又能怎样？我这碗卤煮照吃不误，这碗豆汁该怎么吧唧嘴还怎么吧唧嘴。管他什么六君子，七君子，死了活该。没事不好好在家呆着，去鼓捣皇帝维什么新变什么法，死得其所，死不足惜。

这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你对一个起早贪黑卖豆腐脑的谈什么西洋文化、东洋思想，你认为他能听得懂吗？他最关心的是今天买卖好不好，自己这锅老豆腐能不能卖完，一家老小还眼巴巴的等着换钱买米买面呢。你今天变法明天维新，搞得朝廷气氛紧张，搞得百姓人心惶惶，生怕自己跟乱党沾边。你说他们能不恨你吗？杀头的时候能不叫好吗？

不要认为大狮子胡诌白扯，那些在网络上张口闭口大仁大义，声言自己慷慨赴死的都是键盘侠。你太高估自己了，你保不齐就是个送快递，送外卖的，社会的发展和改革靠的不是这些底层人，而是靠极少数的精英。你想变法，你想维新，谁听你的，又知道你是个谁？只有那些最接近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才有可能改变时势，当然，最先牺牲的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是你，因为你不够资格！

还是那句话，六君子之死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他们高估了自己，愤青的意气用事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光绪皇帝。他们尊奉康有为为导师，却不知道康有为并非伊藤博文，光绪更非明治天皇！

赶上太平盛世，作为人类的本性，是天生的害怕见到同类的死亡，这会让他们心有戚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

问题就是，当年的情况下并非太平盛世，人命如同蝼蚁草芥，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甲午战争刚过去三四年而已。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在大清孱弱的财政基础上，仍然还是要分摊在庶民身上。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活，丁戌奇荒、捻乱、长毛都过去没多少年，大清国门洞开，外国廉价的商品倾销进来，严重冲击着国内的小农式的手工业品经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失地农民增多，被迫进入沿海沿江地区对外开放型大中城市和首都，城市也提供不了太多工作岗位和赚钱机会，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见怪不怪的事情。

见惯了各种饿毙冻毙病毙于途的人，这种死法已经缺乏关注，不再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与怜悯。适逢此时，斩首这种死法还是比较稀奇的，值得围观。

人类是群居性动物，天生喜欢聚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大清朝，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这类集会还没有完全合法化。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喜欢看皇帝大婚，太后出殡，类似于这样的大场面。

人类还有一个天性就是喜欢追求刺激，在这乱世之中，没有什么看到混的比自己还惨的人，更让人欣慰了，我不过是缺衣少食，看，他的脑袋都已经掉了！比我可混的惨多了！

这跟他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浑无半点关系，是朝廷杀革命党，还是革命党上台杀朝廷重臣，哪怕是把光绪帝或者是慈禧太后押上菜市口，大家都会蜂拥前来看热闹，臭鸡蛋咸菜帮子扔的比谁都开心。

这种刺激当年也发生在同样一个地方，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大家恨不得上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公开行刑的场面，每一次都是市民阶层的社交狂欢，每每都要付出新的拥挤踩踏事件，为此再死几十个人的代价。管你断头台上的是华莱士还是路易十六，这种集体性的狂欢，人们都对它乐此不疲。

所以，前面有一些答题的仁君虽然论证的非常缜密清楚，什么被杀的戊戌六君子阻碍了科举制的上升通道啦，影响了旧体制内旧官僚的根本利益啦，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老实讲，跟围观的群众基本是毫无关系。

也莫要再说他们是“麻木不仁”的国民，皇帝的新装他们未必看不清楚，但是他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正常通道，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血腥沉痛的现实，既如此，何妨做一个冷笑的“暴民”！

生活不易，养家更难，老百姓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赚钱养家上，能混个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最大的幸福，国家好坏关老百姓屁事？

那时老百姓是看不起戏的，娱乐生活就是听喜房、看出殡、菜市口上观杀人。

所以菜市口砍戊戌六君子时，围观的老百姓拍手叫好，八国联军杀义和团时，老百姓也拍手叫好，就连民国枪毙阿Q时老百姓也围观叫好。

总算亲眼看到杀人了，老百姓能不拍手叫好吗？

鲁迅曾这样评价过这件事：“先觉的人，历来都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排挤、压迫、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这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贴切，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每每谈及此事，无不为之惋惜，他们为了推进中国的新思想潮流，可谓是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做法在我们心中，显然是英雄人物。

然而当时在被押送菜市口斩首时，为何前来观看的百姓却拍手叫好？

这种场面和我们所认知的不一样，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应该是谭嗣同所留下的千古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这样的人物怎么还会遭到百姓的唾骂？百姓不应该集体联合签名，保他们不死吗？拍手叫好、扔菜叶的行为实在让人费解。

这还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

戊戌六君子，他们的初衷的确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通过变法扭转大清朝的命运，慈禧虽然是变法的终结者，但是从内心深处，她应该也是希望变法能够使得大清朝强大，但是这“百年旧制”又岂能是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变的。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康有为，是他将变法推向深渊，废除科举制度本就欠缺考虑，之后又开始鼓吹中英美日合邦，这无疑和最初慈禧太后得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样做已经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者的基础利益。

也就是慈禧太后的根本利益受到冲击，这才使得变法被慈禧终结，然而在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时，康有为却逃之夭夭，103天的变法一举使得康有为走上了人生巅峰，在国外娶妻生子，周游各国。

从结局上来看，确实足够悲剧，但是百姓心中却认为这是一场权力争斗，和自己无关，他们这样认为也同样受到当时的影响。

其实自古以来，各朝各代对舆论的把控都是极其严格的，百姓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意识，百姓只知道自己要忠君爱国，顺应天子的思想就是对的，否则就会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

当时戊戌变法时间并不长，百姓都还不知道所谓的变法是变哪些？从结局来看，他们只知道这是上层阶级权力争斗后才出现的“菜市口六君子被斩”，再者这所谓的变法和百姓也太过遥远，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就算成功又能怎样？

当时的情况和现如今不一样，稍有动态就天下皆知，在那时候，几乎都是朝廷说什么就是什么，朝廷说这六个人是反贼，他们就是反贼，这种顺应统治者思想的观念已经存在了数千年，除非百姓落魄不堪，颠沛流离发动起义，不然他们一直都是统治者的随从。

他们无法分别是非善恶，以至于当时菜市口六君子被斩，刑场附近还有人大声道“我等深恶六贼，恨不能食气肉，饮其血，以表忠君爱国之赤城。”

这也就是和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从古至今，一直都不缺少这样的人，好人往往都容易被一些阴险小人所排挤，你原本以为带着他们走向富强，却不知道他们在你背后诬陷你。

【文/羽评郡主，欢迎关注】

清朝末年整个国家都非常的动荡，慈禧为了过60大寿，竟然挪用了公款，而清朝的官兵又懒散惯了，长时间不训练，他们在部队当中只是为了混些钱养家糊口罢了！这次挪用公款也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战争失败后出现了很多的爱国者，并且他们试图改变国家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人，他们都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之后以康有为和谭嗣同为首的人发动了戊戌变法，但谁能想到，虽然他们说服了光绪帝，这个变法却也只维持了103天就失败了，而且戊戌六公子还在菜市场被斩首了。在戊戌六公子被斩首的时候，菜市场聚集了很多的百姓，他们竟然一个一个的全拍手叫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戊戌六公子做的都是对百姓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们为何要遭到如此对待呢？

首先，清朝真正的掌权者是慈禧，而慈禧是一个老顽固，她比较相信老祖宗的东西，这些整天唱着要变法的人，不就是想改变老祖宗的东西吗？虽然光绪帝同意了变法，但是由于变法触及到了保守派的利益，因此慈禧特别的生气，甚至因为戊戌变法把光绪帝给软禁起来了！这下皇帝都被软禁起来了，发起戊戌变法的那些人就能够好过吗？慈禧下令把谭嗣同等六人（康梁二人听闻消息逃亡海外）给抓了起来，光绪帝被软禁起来之后，谭嗣同还想着可以把光绪帝给救出来，然后一起把戊戌变法给顺利的实施下去，但没想到他最终还是被押到了北京的菜市场斩首了。

另外，百姓之所以会在戊戌6公子在斩首的时候拍手叫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些人没有太大的国家危机意识，而且对于变法的重要性也不太了解，所以戊戌六公子在押往菜市场的过程当中，百姓们都朝他们丢菜叶，并且还对他们破口大骂！普通的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朝廷告诉他们，变法会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百姓就非常的愤怒，把戊戌六公子当成了罪人。百姓在这场变法当中一直都是旁观者的角度，戊戌六公子被斩首的时候，百姓们只是想过来凑个热闹，顺带骂一下他们罢了，当他们被斩首完之后，整个菜市场又会恢复成从前热闹的样子，所有人都不会把被处死的戊戌六公子放在心上，也根本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们被处死的真正原因。

戊戌六公子当中的谭嗣同在当时可是大名鼎鼎的文化人，而且在文化人眼中是非常有威望的，他在去刑场之前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害怕，并且还说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他愿意开这个头。谭嗣同到死前，还希望能够用他的血唤醒中国人的良知，他认为这样他就能够死而无憾了，但事实证明，百姓对他们的死根本无感。

当时国家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冲击，所以只有国家改变了，才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去，戊戌变法主张西方的新式教育，并且还开了很多的学堂，而且还主张罢免一些没有什么建树的官职，因此这场变法是必须要得罪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的，这些人都希望主张变法的人赶紧死。若是变法长时间宣传下去的话，势必会影响更多的人，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就没有办法继续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因此他们就想尽办法在百姓中散布，变法是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水深火热的谣言，这些百姓们希望国家能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他们没能力去判断戊戌变法究竟是好是坏，因此在有人告诉他们变法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就想着还不如过本来的生活。

戊戌六公子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好的愿景，他们不希望民众在被黑暗统治，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有所改变，但是他们的力量太过于薄弱了而且也太过天真，因此最终牺牲了，而百姓们的反应也着实让人心寒。

想想鲁迅先生的《药》，我们便会明白，那些围观者绝大多数都是去看热闹叫好的，很少有人去专注被杀头的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戊戌六君子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想着救亡图存，却被自己的朝廷给押赴刑场，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刀下冤魂。

每当谈起戊戌变法，总会无比惆怅。面对民族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的一批知识分子，借赴京科考的机会发起了公车上书，几经鼓吹宣传之后，深得光绪帝赏识。随着《定国是诏》的颁布，被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就此展开了。

然而，康梁等人将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变法的措施又触及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因而这场变法仅持续了三个多月便被迫中止了，故又称“百日维新”。

手握实权的慈禧，下令将控制了光绪帝，并把这个可怜的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却对外宣传绪帝染病，暂不能亲理政务，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

在控制光绪的同时，顽固派还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员，关键时刻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出逃，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人被捕并随后判以斩首。

谭嗣同等人被捕并遭受屠戮，在百姓眼中更像是一场“神仙打架”。他们不清楚什么是维新，也不清楚变法是为了什么。这既是文化水平决定的，也与戊戌变法脱离群众的局限性有关。

历时百日的维新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可真正得以实行的举措，却寥寥无几。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又下令废除了绝大部分维新措施，仅仅有京师大学堂等个别项目被保留下来。

可以说，高居庙堂之上的光绪和他身边的维新派们，在紫禁城里折腾的半天，老百姓却还没弄清楚到底在干什么。可是，这边朝廷以谋反的罪名大肆搜捕维新党，并要在菜市口开刀问斩，却令人兴奋不已。

爱看热闹，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当然了，似乎冶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如此。所以，当谭嗣同等人被以谋反的罪名处决时，围观者自然会连声叫好了。当然，其中也有胆小的，或许，那部分人，是捂住了脸，透过指缝观看了这场血腥的行为。

谭嗣同面对逃跑的机会却毅然回绝了，表示甘愿做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然而，如今想想，他即便是流干了最后一滴血，也唤不醒那些为官的喝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