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否确有其人？

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学术争议

《短史记》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议，做过介绍。质疑者的主要论据，扼要来说包括如下三点：

（1）现存先秦诸子百家著作及《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这个名字。今天所见有关屈原的史料，几乎全部出自《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而司马迁似乎也并未掌握多少有关屈原的确凿史料。比如，作为一篇传记，按常理有必要介绍一下传主的籍贯与家世，司马迁却只能以一句笼统的“楚之同姓”权做交待，可见他对屈原的家世几乎没有了解。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写过《吊屈原赋》，经历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写过《离骚传》（已失传），这些司马迁参考过的材料，同样不能就屈原的籍贯与家世提供确切的说法。

（2）今天所见《屈贾列传》已非司马迁的原始版本。列传中记载了贾谊之孙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没有活到贾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无法未卜先知汉昭帝的谥号是“孝昭”。显然，在司马迁之后，有人对《屈贾列传》进行了补写或增删。

（3）《列传》中有些情节似存矛盾。比如先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继而又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齐国是大国，对齐关系是楚国需要重点经营的政治事务。这种事，似不宜交给一个已被疏远的边缘人去负责。齐国不会开心与一个楚国政坛的边缘人接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楚王也不会放心让一个失宠之人居于外交要津，天知道他会不会乘机挟怨报复，至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尽职尽责。在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存在“屈原使齐”之事的情况下，传记中这种似存矛盾的记载，就显出了它的可疑。

图：《三才图会》里的屈原像

晚清学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对“屈原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的学者。按他的考证，《离骚》是方士们为秦始皇所写的“仙真人诗”，目的是满足始皇长寿、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后，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理由是屈原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战国时代不会存在屈原那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是“汉朝的老学究”们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个理想的忠臣”。

徐复观的研究则认为，司马迁为屈原做传，所依据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而《离骚传》又是刘安写给汉武帝看的。刘安写《离骚传》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体来说就是婉转地向汉武帝传达信息，说自己忠心耿耿犹如屈原，绝无谋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监视、打压的艰难处境。若朝廷不能体察这种忠诚，那自己就只好学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谓“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推测认为《离骚》的原作者其实就是淮南王刘安。也有人推测认为，屈原其实是贾谊伪造的历史人物——贾谊忠于汉文帝，为其擘画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后来汉武帝搞的“推恩令”），结果却因为与文帝的宠臣邓通不和，“数廷讥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讽刺邓通，招致文帝的不满，“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被从长安中央下放至偏远的长沙国去做太傅。贾谊的这些人生经历，与屈原故事中的情节——忠于楚怀王、有政治能力（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怀王寄予重任、遭怀王身边宠臣进谗言而被疏远、下放至偏远地区为官——可以说是高度吻合。

附带一提：写过《吊屈原赋》的贾谊，后来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坠马而死后，贾谊自责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哭泣岁余，亦死”。这位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梁王，谥号正是“梁怀王”。长沙王+梁怀王，似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楚怀王”构成呼应；贾谊的哭泣而死，亦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怀石沉江构成呼应。考虑到上述种种，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并入同一列传当中，这种处理显然有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用心。

总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桩未解的学术疑案。疑案的源头，在于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关记载，以及《史记》中的屈原传记存在许多可疑之处。也就是说，自一开始，关于屈原的事迹，就缺乏一个拥有可信度的传世文本。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历史教课书七年级（上册）已不再收录屈原的相关内容——使用至2015年的旧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华文化的勃兴（一）》中，曾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屈原（如下图）。与之一同从教材中消失的历史人物，还有真实性同样存疑的扁鹊。当然，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仍保留着与屈原相关的内容。

图：旧教材关于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对屈原的所谓“批评”

与近现代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这个人”不同，古人围绕屈原的主要争议，是这个人的作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贾谊要借屈原自伤身世，刘安要借屈原向汉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对屈原持肯定立场，刘安甚至说他“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有借屈原讽刺汉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终对屈原怀抱着同情、赞赏与惋惜。

西汉末年的大文豪扬雄，首开批评屈原的先河。他虽然喜欢《离骚》，也赞赏屈原的人格，却不能同意他的自杀。他写了一篇《反离骚》批评屈原，说他非要在楚国这一棵树上吊死，实在是不值得。楚国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听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该学学孔夫子，像他那样离开乌七八糟的鲁国，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发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嘛，何必固执地呆在楚国呢？何必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湘水的浪涛呢？

扬雄的这种意见，与西汉中晚期知识界反对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关系。汉宣帝时代，名儒盖宽饶曾站出来给皇帝上书，公然指责“圣道陵迟”，警告汉宣帝要行仁政，否则“天命”是要转到别家去的。汉成帝时，又有名儒谷永站出来，公开对皇帝说天意从来不会只眷顾一家一姓，警告汉成帝要早点改弦更张，放弃恶政。王莽后来毫无舆论阻力、以禅让的形式取代西汉建立新朝，正是这种思想潮流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扬雄本人也实践了他对屈原的批评——他欢迎新莽，对刘汉王朝没有“忠君”层面的留恋。

进入东汉后，又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站出来，写了一篇《离骚序》，公开批评屈原。班固说，刘安对屈原的赞美，讲什么屈原可以与日月争光，可谓“似过其真”，实在是名不副实。那屈原，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人：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为了显露自己的才华、炫耀自己的名声，常年与那些危害国家的小人相争，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谗言的。他还经常责备楚怀王，成天怨恨怀王身边的佞臣，最后闹了一个沉江自杀的结局，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清洁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洁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进，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图：《晩笑堂竹荘画传》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评屈原，实出于一种“时代需要”。他早年与东平王刘苍（曾以骠骑将军身份在朝辅政）交往，论及屈原时，说的是“屈子之篇，万世归善”，且希望刘苍能够折节下问，多听谏言，让天底下再无“汨罗之恨”。那时候，班固年约二十，正畅想着能被人赏识，进而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写文章批评屈原时，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亲近之人，史称他入宫给皇帝读书，常常“连日续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让班固“献上赋颂”已是常规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讨论，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来与公卿们辩论。

更要紧的是，汉明帝、汉章帝父子，一点都不喜欢屈原、贾谊与司马迁这类人。汉明帝曾亲口对班固说，他很不满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却因为受刑的缘故，在《史记》里说汉武帝的坏话；也很不满司马迁在《史记》里借贾谊之口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因为“仁义不施”，而非君权神授合该轮到刘家人做皇帝。总之，司马迁这类人“非谊士也”，不是好人。汉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马相如。他对班固说，这个人虽然也不太得志，但从不对皇帝发怨言，临终的时候还在文章里“颂述功德，言封禅事”，还在歌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实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范，“贤迁远矣”——比司马迁那家伙强多了。

明、章两帝的时代，是一个“法宪颇峻”、人人战战兢兢的时代。北海敬王刘睦，本是个性情谦恭、爱好学问、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人。因为害怕“敬贤乐士”的名声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将大门关起来谢绝宾客，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马音乐之中。深知皇帝厌恶读书人博取名声的班固，也非常自觉地选择将“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后突出自己的才能）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他批评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备楚怀王，是因为皇帝不喜欢屈原露才扬己，不喜欢屈原责备楚怀王。

图：清殿本屈原画像

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班固式的批评，成了许多读书人信奉的一种生存之道。南北朝时代的官员颜之推，写了一本《颜氏家训》，其中明确告诫子孙们不要学习屈原，因为这个人“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通过批评君王的错误来彰显自己，来给自己博取名声，这样要不得。一体两面，这种班固式的批评，也成了许多皇帝检验臣僚忠诚与否的基本标准。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诏同意已命在旦夕的刘基离开南京，返回青田老家。诏书里说，之前有人告发你刘基给自己找了块有王气的墓地，我很生气，将无所事事的你软禁在南京两年多。若是“愚蠢之徒”，一定会忍不住找朕辩解，说自己没干过那种事，是朕听信了谣言搞错了。惟有“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你很懂得如何做忠臣，主动跑来南京让朕软禁，也不做任何辩解来凸显朕错了。所以呢，你既然是一个“不洁其名”的标准忠臣，我如今也就放你回去，让你安心地死在老家。

为屈原做传的司马迁，应该料想不到事情会有这样神奇的展开。

参考资料

①启风，《端午节纪念屈原，但屈原这个人真的存在吗？》。

②2015年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2016年部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2017年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

③李诚，《楚辞论稿》，华龄出版社，2013年。

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2》，九州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