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明的君主，做决策权衡的是利弊，天天讲对错的人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如果非要追究是非曲直，那也要讲大是大非。对人民有利的就是对的，有害于人民的就是错的，这个是非是站在人民大众的层面上考量的，而不是以某个人或者某个小集团为中心。

道理也简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老百姓高兴了，封建王朝的大船才能行的稳，走的远。开国皇帝一般是有大智慧的，得民心、合民意这个理，他们心里瓦亮瓦亮的。

像蓝玉，作为大明开国时期杰出的武将，作战不是一般的猛，功劳不是一般的大，一提这个人，了解他的人耳边就嗡嗡的响，如雷贯耳。朱元璋开始对他也是礼遇有加。但是这家伙后来居功自傲，忘乎所以，慢慢就走向人民的反面了：为祸乡里，强占民田，目无法纪，驱赶官吏，比秃尾巴狗还横。

朱元璋对蓝玉的行为很是不满，封他为凉国公以示警告，蓝玉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不仅仅蓝玉自己，他还带坏了一帮人，同时淮西勋贵胡惟庸等人跟他关系密切，称兄道弟，拉帮结派，这种人站在人民头上拉屎的人，已经严重威胁到朱元璋的统治地位，对老百姓而言更是祸害，老朱怎么会不收拾他？

人性的弱点往往就这样，大多数人一有点成就容易翘尾巴，自以为是，渐渐的目中无人，目无法纪，甚至无法无天。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灾，开国皇帝从自身及大众的利益出发，狠狠的收拾这帮枭枭之徒，绝对是应该的。

执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惩罚扩大化，伤及了部分无辜，确实也令人痛惜，但是总体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谢谢邀请！

开国皇帝诛杀开国功臣，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作为皇帝为何诛杀开国功臣，无非是加强绝对的集权，在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所谓的对与错都是来自后世的评价，作为当事者，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就会不计后果的去做。

尤其以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推行刑用重典的政策，对于开国功臣的诛杀毫不手软，牵连甚广。以下就分析一下诛杀功臣的“模范”帝王，朱元璋的做法有什么依据、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确保老朱家的统治地位

朱元璋称帝以后,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衰退, 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就突显出来，严重威胁着朱家王朝的统治地位。

因此, 在处理内部矛盾时, 朱元璋主要采取了以“法外用刑”为主的“重典政策”，也就是诛杀功臣。
在统治阶级内部, 存在着淮人集团和非淮人集团的内部矛盾。

淮人集团以李善长为核心, 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优势, 而非淮人集团则被排挤压抑; 同时, 在朝廷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功臣, 功臣以血战立功而封公侯, 拥有部曲、义子和大量的奴仆, 他们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

在和平环境里, 这种虽然数量不大的武装力量和袍泽关系, 却有可能成为倾覆皇家统治的因素; 再者, 相权和君权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管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 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 中书省丞相总理政务职权很重,。

而朱元璋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 凡事都要自己作主。

这些内部矛盾使朱元璋昼夜不得安宁, 时刻担心朱家王朝的安危。这样矛盾就以“ 胡蓝之狱”的爆发而激化了。

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 权最重, 很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处理, 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失意军人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其做了七年宰相, 门下故旧僚友结成了牢固的小集团, 特别是因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切往来, 这样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胡惟庸一人身上, 这样对于权力欲极重的朱元璋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重了, 随后朱元璋便罢了丞相之制, 而独揽了政权。

至于蓝玉, 继常玉春、徐达死后, 成为大将, 总军征战, 立了大功, 就骄傲自满起来, 蓄庄奴假子数千人, 趁势暴横, 在军中自作主张, 不听朱元璋命令。而其所提意见, 元璋也多不采纳。因此, 在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官员首告蓝玉谋反, 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时起事, 朱元璋深信不疑。审讯之后, 连坐被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这一案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个干净。

朱元璋依靠中小地主的支持, 运用检校和直接掌握的军队, 采取法外用刑的手段, 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尤其是胡蓝之狱, 其所谓的胡党、蓝党所杀之人在四万左右。

这样功臣宿将被一个一个翦灭了, 宰相制度废除了, 淮人集团也消灭了。

农民领袖的局限性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亲眼目睹官吏在民间的为非作歹、暴虐掠夺百姓和奢侈浪费。

他所建立的明王朝千疮百孔、经济残破。因此他上台伊始就重典惩治贪官污吏。但更重要的是 他又不可避免的带有农民阶级的狭隘自私等缺点。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 他拉拢任用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而在和平岁月里, 对于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的昔日战友却视为眼中钉。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所以就尽可能的找各种理由铲除他们, 大搞法外用刑、屡兴大狱杀戮功臣。开国功臣几乎被杀个干净。

作为皇帝, 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延续下去。

朱元璋经过15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万人景仰的皇帝, 这期间所花费的精力只有他本人知道。所以他不像那些弑君篡夺皇位之人, 或者那些直接继承皇位的皇子皇孙们。他所得到的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

因此他登上皇帝宝座后, 更加珍惜这个位置, 也会更加花费心思去苦心经营。重典之制也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简短的结语】

朱元璋实行重典政策也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对于仁慈的主张轻刑的皇太孙朱允文, 他更是不放心, 他对孙子说：“吾治乱世, 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 刑当自轻, 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但最后其实行重刑的结果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杀害功臣大将, 以至在靖难之役中, 建文帝无一可堪用的大臣。

他的做法，反而害了自己的大孙子。

以上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仅代表个人意见。

早在春秋时期，帮助勾践复国的范蠡就曾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开国功臣善终者不多。

诛杀功臣，后人很难简单评说君王的对与错。从君王的角度考虑，他无非也是为了巩固统治、加强集权，当一些功臣觊觎皇权，涉嫌谋反时，他们定会断然处置。

开国功臣自然位高权重，新王朝建立后，一些居功自傲、不知进退者，自然可能会受到君王的猜忌。能够看破名利、功成身退，当然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结局。

也确有一些开国功臣，随着富贵荣华的侵蚀，放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学习与提升，渐有不臣之心。当事败被诛杀时，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开国功臣了，而是谋反罪臣，其罪当诛！

在历史上诛杀大臣比比皆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然君与臣是生死之交，也不是皇帝不顾三七二十一大开杀诫。宋太祖就是杯酒释兵权，相安无事。

勾践灭了吴国，功臣范蠡懂得功成身退以避祸，文仲自恃功高遭杀身。张良隐退周游四海，韩信不会明哲保身。

打天下，功臣名扬天下。守天下，功臣要全衡利弊。君会知臣，臣也要会识君。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大度恢弘，手下将领自然安然无恙。

汉刘邦丶明朱元璋穷苦出身，打下天下深感幸运，內心又极度害怕手底下大将不安份，处处猜忌，大将只有小心谨慎。萧何不惜自降身分、强夺民田，让刘邦一笑了之。韩信却发牢骚，身边又有异志之人，安得不被吕后借机清洗？

在封建社会，欲近皇上欲要小心。就如打入敌营的龙潭三杰，一言一行要慎之又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王侯将相，都是在火炉上的烤鸭啊！

这个问题很好解答，从皇帝维护一家一姓、万世不易的统治者地位上来看，这么做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确保皇位传之子孙万代的保证。但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错的离谱了，是一种血腥的专制暴政。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诛杀功臣，源于“家天下”制度的必然性

历史上有名的开国之君，如汉高祖诛杀了功臣、明太祖也诛杀了功臣，即使宋太祖没有举起铡刀但也唱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可见在开国之君眼里，身边是容不得功臣。

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这么做，还可以认为是个人品行的问题，但是诸多开国之君都要这么做，那这就是制度问题了。

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皇帝任何行为、任何政策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以维护自己及后世子孙绵延不绝的统治权为核心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地位和权力，可以行使一切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手段，有功该赏，有过该罚是固然，有功不赏甚至诛杀、灭门也是可以的，只要对自己有利。

开国功臣久经考验，很多人的本事、见解、人脉都不在皇帝之下，皇帝难免有防范之心，要想坐稳江山就要保持绝对的权威性，所谓“鸟兽尽，良弓藏”。

对于不懂得“急流勇退”的功臣，想一起“打江山”又想一起“坐江山”那伙昔日老哥们，赏无可赏、功高盖主，皇帝只能大开杀戒。

诛杀功臣，源于皇权下帝王的自私性

古代开国，起兵君臣很像现在合作人一起做买卖，企业做大了，上市了，几大合伙人常常与大老板就利益分配问题闹矛盾，大老板多数想继续让儿子接班继续当董事长，可合伙人并不想再给老板儿子卖力，要股权、闹分家、要出走，以致对簿公堂。可见利益分配，是终极的人性问题。

拿到了天下的统治权，任谁也不会拱手相送，也不会同任何人分享。皇帝自己在位时，即使是老婆儿子还要防着，何况是外臣。

想到自己身后，后世之君的接班能力大多难以令老皇帝放心，怕难以震慑和降服功臣良将，担心制衡下一代的统治，为了确保高枕无忧，也只能举起屠刀。

就算功臣本人并不想造反，但难免他的家人、亲信不这么想，扯虎皮做大旗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为了以防万一，功臣也需要被除掉。所谓的功臣，其实不过是皇帝开基创业的一件工具罢了，随时可以抛弃，没有多少友情可讲。

诛杀功臣，换个角度看对国家有害无益

站在国家或者是王朝的角度来看，诛杀功臣对于国家绝对是一个损害，使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均受到摧残。

• 一方面，损害了国力。开国功臣大多本领高强，是国家的柱石，他们被害，使国家失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骨干。
  

比如，汉高祖开国后，对有功之臣不放心，杀的杀，贬的贬，迁的迁，平白无故造成众多功臣良将被打击下台，朝廷上几乎没有带兵良将，群臣也是噤若寒蝉。匈奴内侵，汉高祖御驾亲征，白登被围，损兵折将，靠买通匈奴单于夫人才侥幸逃脱。假如由韩信等名将统兵，汉军即使不胜，亦不会惨败。

• 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内耗。被杀掉的功臣往往都是有政敌的，这些政敌就是为皇帝杀掉这些功臣添油加醋、推波助澜的人。
  

功臣在创业或开国后，难免在打江山的过程中与皇帝或身边人有过磕磕绊绊，夺得了天下后就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于是就会被政敌夸大栽赃，而皇帝一般也是宁杀错，不放过。很多本来没有谋反意愿的功臣为了自保，只能辩白，甚至请出故朋旧友作证，皇帝可能会认为他在拉势力、搞集团，政敌火上添油，更加加深了君臣之间的猜疑链，让朝政开始慢慢滑入“党争”，牵连到朝野一大串子人，以致纷乱不断。

在专制时代，君主帝王咱惹不起，功臣最好的结局就是功成身退。可以离开中央去地方（如姜太公），可以去经经商赚赚钱（如范蠡），可以回家修身疗养，归隐于江湖（如王翦、如张良），贡献了智慧，建立了功业，实现了价值，保全了自己，才堪称是完人。

很高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于开国皇帝诛杀功臣来说没有对于错，一切都是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有句话说敌国破谋臣亡。

统治必然有上下秩序，平等无法统治。刘邦和朱元璋出身卑微，容易被人看不起，做了皇帝后，当然不愿承认别人与自己平等。居于高位的他们，不能容忍大臣以提建议之由而实际上是不太尊重他，不让臣下威胁到自己新建立的国家所以就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和设计臣下谋反将功臣诛杀。

打江山不同于坐江山，打江山时君主有求于臣将，而坐江山时君主却是要求他曾有求的臣将服从，臣将不知时势不同，仍以打江山时的态度对之，自取灭亡!韩信，蓝玉就是例子。

大臣不知对君主应当感谢。出身低微经过危难的领袖，不能让韩信之流以为他的成功信赖于他，君主不能被认为有欠于别人，不能被大臣认为他的赏赐是应当，否则太危险。

刘邦杀的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韩王信。

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王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人告发他们谋反，其中韩信是两次被人告发，彭越也是两次被人告发。燕王臧荼后来造反，兵败被杀。刘邦杀的都是异姓的王，而同姓的都免遭杀害，告老还乡了。

朱元璋的杀戮原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枉杀千人勿使一人漏网。

朱元璋对曾一起出生入死的忠臣元勋实行的是灭门灭族式的屠杀。在明初两大谋反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中，各路开国功臣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罪名牵连，几乎被一网打尽，甚至株连九族，美其名曰：为子孙计。

所以说帝王诛杀功臣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当这些人失去利用价值对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只能激流勇退负责没有能够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汉初张良就是明哲保身的例子。

后人看的是可惜，皇帝看的是利益。

旁观者未必清，只有当局者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这些功臣到底对自己的统治和后代的统治有没有威胁，因为一起走过来的，皇帝对功臣的脾气秉性是最了解的。

所以，事实上，在杀功臣这件事上，没什么对与错。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除了极个别的朝代，我们完全看不到因为大肆杀戮功臣而使得王朝快速衰败的。至多不过是像朱允炆这样，最后被亲叔叔篡夺了胜利果实。但谁能说朱允炆当皇帝就一定比朱棣更称职呢？

站在个体的角度，杀功臣是弊大于利，但是，站在国家或者起码是家族利益来看，利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毕竟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皇帝胆敢大肆杀戮功臣，一定是在战事基本上没有，或者有也再难出现伤筋动骨的时候。这时候，功臣的定位已经从他“能力有多大”为主改变为“威胁有多大”为主了。

皇帝从来都不可能是孤家寡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在千年里扮演的都是“孤寡老人”的角色。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的家族和集体利益着想。

当帝国被重新建立起来以后，看似是皇帝当家作主，其实是几大家族重新划分权力义务而已。这时候，上到帝王，下到朝臣，谁不考虑自己家族的利益？很多时候，“黄袍加身”这件事，绝不仅仅会发生在赵匡胤的身上，因为每一个在帝国金字塔顶端站立的功臣，背后都是庞大的利益集团。

从死人堆里闯出来的帝王们，对于生死看得最深也最真，也更懂得权力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会有多大。已经经历过多少次背叛和生死间徘徊的帝王，有疑心实在是正常不过，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也实在是一件很“人之常情”的事情。

所以，站在旁观者，我们多数时候、多数人会认为皇帝干出“兔死狗烹”的事情实在是不讲究、不仁义，可是，如果调换一下位置，我们很可能会做出和他们一样，甚至还不如这些帝王的事情。

因为，无论身居何位，人首先一定是要做出“人之常情”的事情来的。

严格来说，对！情义来说，不对。自古帝王无慈悲，百骨堆上建乐晚。

历史没有对错之说。诛杀开国功臣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错的，但从新建立王朝的稳定性来看，是必要的。

开国功臣都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对新建王朝存有安全隐患。

历史上有两次大量诛杀开国功臣的记录，一是汉高祖刘邦，二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楚汉之争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国家一统一，刘邦便以种种理由诛杀了这些异性藩王。而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王朝一建立就开启了诛杀功臣的节奏，廖永忠、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既有文臣也有武将。那么，这两位平民出生的帝王诛杀这些功臣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先来看刘邦诛杀的这些人，韩信、彭越、英布虽然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都没有明确地反叛，但身边都有人撺掇其反叛。比如韩信，在，陈豨反叛之时，韩信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也许一旦陈豨反叛成功的话，很难说韩信不会反。况且蒯通就曾建议其反叛，韩信当时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而彭越也是同样，在刘邦平叛陈豨之乱时，他一味地称病不出，起码对皇帝的命令贯彻不及时。而英布则被迫造反被杀。是不是，从这此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开国功臣不是没有反叛的可能，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

而再看看朱元璋诛杀的人，廖永忠因为僭越而被杀，胡惟庸确有谋反的证据，而李善长明知胡有谋反的迹像却知情不报。而蓝玉则居功自傲，后被人揭反谋反。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罢，有共同的目标时，总是能同心戮力，一旦到了各平时期，就想得到更高的政治需求，在得不到满足时，谋反就成了新的出路。

如果这些掌握着朝廷最高机密，掌握着大量军事政治资源的文臣武将真的起兵造反，那对王朝的威胁是巨大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能出现叛乱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换取王朝的长治久安！从这点来讲，诛杀功臣是对朝廷有利的。

那些没有诛杀人开国功臣的朝代，政局就会不稳吗？答案是肯定的！

东汉末年三国归晋。最初三国是魏蜀吴三家争雄，魏国灭亡了蜀国，却坐等司马氏坐大，最终无力控制朝政，以致皇权旁落，司马炎以晋代魏。杨坚代北周而建立隋朝，因杨坚在北周时期已是权臣，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军事实力都足以震慑大隋开国的文臣武将，但还是发生了高智慧的叛乱。他死后，杨广继位，第一个起来反叛的就是曾经的功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宇文化智、宇文化及则直接断送了杨广的性命，而李渊一开始则坐上壁观，等天下大乱时，则乱中取栗，收扰天下英雄一举夺得江山。

唐代没有大规模诛杀功臣，因为这些功臣都分散在与李渊的儿子帐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本身都是强悍的人物，随着玄武门之变，可能的反叛者要么随着李建成而终，要么被李世民收服，所以，军事力量都牢牢掌握在自已手中，自然不担心有人反叛，也没有人有反叛的能力。而宋代，赵匡胤陈桥兵变后，接着来个杯酒释兵权，把潜在危机用平和的手法消灭了，如果，这些把黄袍披在他身上的人，有不愿意放弃兵权的，我相信一场杀戮在所难免。

因此，从正反两面可以说明，从新王朝社会的稳定性来看，消灭可能出现的反叛潜在危机，诛杀功臣，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从道德层面来讲，无疑是不义的、卑鄙的；从人性角度来讲，是阴暗的、消极的。

这个问题无所谓对错，只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罢了。历史上皇帝诛杀功臣的事迹屡见不鲜，根本原因是功臣功高震主。

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功劳最大的是文种和范蠡，范蠡看事情、看人比文种透彻，他看出勾践此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共享富贵，所以激流勇退，躲过了越王的诛杀，而文种被清算。虽然越王勾践不是开国皇帝，但是却是历史上记载的著名的诛杀功臣的先例。

刘邦也把帮他打天下的武将诛杀殆尽，韩信、彭越、英布等等。只留下对自己最忠心的和他认真没多大本事的功臣。但是他对文官倒很仁慈，因为他是参加农民起义，通过战争推翻秦朝统治的。他觉得武将手握重兵，如果谋反，可能带来王朝的覆灭。朱元璋是历史上诛杀功臣最多、牵连人数最多的皇帝，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无论武将还是文臣，几乎不放过。

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我们认为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外，还有就是开国皇帝害怕这些功臣威胁自己后代的统治。比如汉高祖刘邦他在建立汉朝之后，将刘盈立为太子。而刘盈性格仁弱，刘邦怕自己百年之后，刘盈不能驾驭这些强大的功臣。所以提前将它们除去，帮儿子解除后患。

朱元璋和刘邦类似，朱元璋立太子也比较早，不料太子朱标走在了朱元璋的前面。无奈，朱元璋将太子的儿子立为太子，也就是建文帝朱允文。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朱元璋怕他继位之后，不省心的功臣对自己的孙子发难。他曾打个比喻，把功臣比做铁棒上的尖刺，他要在有生之年，帮孙子把铁棒上的尖刺除去，留给孙子一个没有威胁的统治。所以诛杀功臣毫不手软。

但是也有开国皇帝是厚待功臣的，最典型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黄袍加身，兵不血刃的当上了皇帝之后，不忍心对帮助自己夺天下的兄弟们加诛，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武将兄弟们的兵权，赐给他们田地、财物让他们回乡养老，并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恐怕是对功臣最好的皇帝了，生活在宋太祖时期的功臣也是结局最好的了。

还有，之所以皇帝杀功臣，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的功臣居功自傲，横行不法，对皇帝没有足够的尊重，让统治者不得不先拿他开刀。比如明太祖时期的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