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不在于皇帝的年纪大小，而是东汉刘氏皇族和曹魏曹氏皇族作为朝廷元首标杆的地位不一样，而且，在权力的平衡上，曹魏也有些失衡了。

东汉是承接西汉的，两汉加起来有数百年，在民间和掌握着一定社会资源的世家们心里，刘氏皇族的威望是不可替代的，简单说，就是大家都习惯了刘氏为王。

对于世家们来说，只要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皇帝一直让他姓刘都行，王莽一度取代刘氏，但他没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马上被推翻。

在权力的分配上，东汉的平衡性也相当不错，世家、外戚，包括后来的宦官，这三个政治集团在权力分配上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互相制约和平衡。

在三大政治集团中，世家是最厉害的，皇权必须依靠外戚和宦官来压制世家们的利益野心，但归根结底，是资源分配上的问题，并非有人想取代刘氏皇族。

简单说，就是世家希望刘氏皇族垂拱而治，把治理国家的权限让世家们来分享，刘氏皇族的招牌还是需要的，不管刘氏皇帝年纪大小。

外戚、世家、宦官之间的政治斗争虽然看似你死我活式的，但整个大的利益分配原则并不没有改变，外戚和宦官保障皇权，世家保障地方，只要这个平衡不打破，皇帝年纪再小都没有关系。

刘氏皇族在权力上的崩溃是汉灵帝死后爆发的“十常侍之乱”，这场政治斗争让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一起没落，于是，东汉的整个权力架构失衡了。

接着是董卓进京，这个时候皇权已经无关紧要了，斗争的主要两方变成了董卓为首的西北军阀和王允（貂蝉义父）为首的传统世家。

由此导致了三国乱世的开端，但大多数人都还愿意把刘氏皇族的招牌留着，只是权力的中心转移了，最终是转移到从地方上崛起的曹操身上。

曹操是乱世崛起，依靠军事力量掌控整个北方，但曹操至死也没能称帝，曹操军事上强横，但政治上很失败，原因在于曹操得不到世家的认可。

曹操自认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后代，应该也能算在世家之中，但他的父亲却认了一个宦官做父亲，这个出身让主流世家把他排斥在外，曹操祖上是否姓曹都一直有争议。

说穿了就是，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的世家们不认为曹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所以抵制曹家当皇帝，曹操活着时，仰仗军事上的成功才能够压制住世家们对他的不满。

到了曹丕继承了曹操的一切后，曹丕可没有耀眼的军功傍身，他继承的还是王爵，想要曹家的富贵保持长久，就必须更进一步，否则，刘氏皇族要是哪一天崛起了，曹家就要玩完。

曹丕为此作了一个重大的妥协，也是曹操在世时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承认了世家们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把选官任官的权力交给世家，换取了他们支持曹氏代刘。

因此，曹魏从一成立就是一个皇族比较弱势的朝代，曹魏皇族借着曹操的余威掌军，世家掌政，勉强达成了一个小的权力平衡。

但曹氏皇族比起曾经的刘氏皇族来说，政治上的弱点太多，刘氏王朝是推翻的不得人心的暴秦和王莽，而曹丕是以臣代君，在他之前，只有一个被视为奸贼的王莽搞过这一套，禅让的行为天然的就被人不齿。

如果曹魏皇族一直能掌握住军权还好，至少枪杆子在手，能压得住阵脚，可以慢慢的削弱世家，但曹魏一族的人才青黄不接，连军权都慢慢地转移到世家们手中。

世家们从骨子里就不认为曹氏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即使曹氏当了皇帝，当政权和军权都握在手中时，权力就失衡了，曹氏也就到了被抛弃的时候了，别说皇帝年纪小，即使是长君也挽回不了曹氏的衰败。

取代曹氏的司马氏就有着被世家们认可的出身，他们的基因相同，天然的亲近，对于世家们来说，同为世家出身的司马氏可比宦官收养的曹家可爱得多。

所以，东汉虽然小皇帝出现的多，但因为权力平衡没被打破，就能一直支撑下去，“十常侍之乱”后，权力平衡打破了，东汉也就快玩完了。曹魏从建立之初就没有打好基础，是勉强建立的朝代，以一族人才弥补不了对整个北方世家的巨大弱势，只需要一个小皇帝就被司马氏抓住机会，大权旁落直至灭亡也是很正常的。

封建社会如果皇帝昏庸，或是没点头脑，搞不好就得弄的国家混乱，更有甚者，导致皇帝身首异处，政权更迭。但在东汉，十四个皇帝里有十个娃娃，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朝平稳渡过一百多年，甚至解决了西汉遗留的匈奴问题。这在历史上确实神奇，但又不是例外，比如宋朝也多有皇帝年轻，太后听政的局面，宋朝政权照样平稳发展，且繁荣程度超过汉唐。这种奇特现象归根结底源于权力制衡，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与否，往往取决于权力平衡与失衡，东汉的神奇之处就是权力架构的设定较为成功。

东汉皇帝在位的时间年龄

光武帝刘秀：25年—57年，31岁称帝，63岁驾崩；

明帝刘庄：57年—75年，29岁即位，47岁驾崩；

章帝刘炟：75年—88年，19岁即位，32岁驾崩；

和帝刘肇：88年—105年，10岁即位，27岁驾崩；

殇帝刘隆：105年—106年，满月即位，8个月驾崩；

安帝刘祜：107年—125年，13岁即位，31岁驾崩；

婴帝刘懿：125年—125年，生年失考；在位206天驾崩；

顺帝刘保：125年—144年，11岁即位，30岁驾崩；

冲帝刘炳：144年—145年，1岁即位，不到3岁驾崩；

质帝刘缵：145年—146年，7岁即位，8岁驾崩；

桓帝刘志：146年—167年，14岁即位，35岁驾崩；

灵帝刘宏：168年—189年，13岁即位，36岁驾崩；

少帝刘辩：189年—190年，13岁即位，5个月被废，15岁自尽；

献帝刘协：190年—220年，9岁即位，39岁禅让，54岁病逝。

汉代男子的成人礼是在16岁，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以16岁作为帝王亲政的界限。高祖、武帝之后的继任者基本上都是16岁亲政，所以可以将16岁看作两汉时期成年的标准。那么在东汉的皇帝里，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

东汉的权力制衡体系

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东汉第二代皇帝为了避免皇亲和士大夫作乱，把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老婆家的亲戚，也就是俗称的外戚。这就形成了外戚、宗室、士大夫相互制衡的格局，至此以后，东汉皇后无外乎就出自阴、耿、邓、马、梁、窦几大豪族，这也被称为东汉六大家族。其实熟悉汉朝历史的都知道，西汉同样重视外戚的力量，西汉最终也是亡于外戚王氏，那么东汉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

• 制度惯性

首先，后世的眼光看待外戚，总有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那是因为历史的千百年经验，告诉我们外戚专权的危害很大。但这也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两汉时期看待外戚的思维方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经过长久的经验才能看清。西汉初期，也是由于制度惯性，才将周王室的分封制进行演变和转化，形成了宗室分封的格局，但削藩带来的七国之乱，让中央朝廷看到了宗室并不可靠，所以汉武帝才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到了东汉明帝时期，刘庄屡兴大狱，完全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

而且汉初的政治中，皇帝发现比宗室更可靠的是老婆家的亲戚，外戚秉政，不仅可以制衡那些嚣张跋扈的本家亲戚，还能对前朝指指点点的士大夫形成对抗。而且外戚在治国理政、对外征战上更有动力，他们为树立更高地位，迫切希望建立功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女人获得认可。所以整个西汉虽然亡于外戚专权，但兴盛之时，也多有外戚的功劳，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因王莽篡位而被掩盖。所以在东汉，排斥宗室，重用外戚就是一种制度惯性。

• 政治设定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东汉的外戚结局都很悲惨，这是权力制衡的规律。东汉小皇帝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早逝，留下了年幼的继承人，另一类是外戚为了维护权力的延续性，从而扶持小皇帝即位。如梁冀先后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位皇帝，执掌朝政大权长达18年，达到“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的效果。皇帝长大之后，需要夺回外戚的权力，由于外戚势力都是豪门大族，渗透至军政各界，想要夺回他们的既得利益，那就必须通过扶持其他势力。又因皇族宗室已经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所以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

这就是东汉政治的三大制衡体系，其中宦官相对独立，但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比如身体和精神缺陷、文化修养落后等特性，使这个集团成为黑暗政治的代表。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其实都来自豪族门阀，他们本身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诉求，但因东汉初期的政治设定，将两个集团推向了对立的一面。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光武帝刘秀时期，“三公”就已经成为荣誉和俸禄的象征，失去了实际权力。他将武帝时期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为尚书台，也就是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就对原来外朝的公卿士大夫造成削弱，也体现了封建社会官僚体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即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这种加强君权的设定就被外戚加以利用，他们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注册“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小头衔，从而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外戚专权形成的过程。

当皇帝长大以后，夺权阶段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这时候占据“近水楼台”之便的多为宦官。他们常居宫内，服侍皇帝，且由于尚书台是少府下辖机构发展而来，当初就是以宦官担任侍中、常侍的官职充任，所以就能顺理成章的帮助皇帝渗透并掌握尚书台，这又是宦官专权形成的过程。所以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

至于外朝，那就绝对是士大夫的舞台，东汉的内外之分，往往体现在决策权上。士大夫集团代表着门阀政治，虽然他们多以儒家思想树立了修身治国的伟大理想，但无一不希望推翻内庭的专权者，跻身决策的行列，从而实现门阀利益，或者是理想抱负。而且在察举和征辟制的影响下，士大夫集团不断得到充实，形成东汉政治中最大的官僚集团。

他们通过土地兼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再有累世专攻一经的经学世族，门生多至成百数千。在财与才的号召下，社会名仕的士大夫化逐渐形成，更推动了士大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东汉的士大夫集团，内有互相推崇，外有太学生、郡国生的呼应、声援，以及地方大地主、名仕的支持，形成了与中央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这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才有了三个集团相互制衡的政治设定，一家独大必将颠覆政权。整个东汉政治，可以看做君主专制与门阀士族的内外相争，外戚集团就是倾向于内的，而对于外戚集团的制衡，又是以宦官集团为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汉末年，汉桓帝依靠宦官铲除了外戚梁冀集团，宦官形成势力之后，催化出打击士大夫集团的党锢之祸，这个大方向很明了，即宦官与外戚都是代表皇权由内向外的制衡，虽然最终是伤害了朝廷的根本，但在东汉小皇帝居多的现实情况下，这无疑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有效方式。

综合分析

东汉小皇帝居多，这是事实，但三大集团的制衡体系中，却都是以皇帝为中心。宦官集团处于最黑暗、最卑微的一方，没了皇帝，他们只是一个身体残缺的异类，所以在内庭之中，宦官倾向于保护皇帝。外戚集团同样需要皇帝做依托，否则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他们甚至希望皇帝长命百岁，在皇帝成年后，他们会抓住有限的机会，将本宗族女再嫁给当政的皇帝，以此延续权益。

这两个集团之所以长期“卑躬屈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太大。即使外戚舅舅多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握军权，但也不一定能够抗衡士大夫的联盟。因为他们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和家兵武装，且社会号召力极大，外戚发动内庭的政变成功性非常低。

而士大夫集团的理想抱负是建立在两汉经学的思想体系下的。这个思想体系可以说树立了最原始的“忠君爱国”思想，为人臣者的价值观束缚着士大夫集团的“逆反”心里，这也让士大夫集团成为千百年来较为稳定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理想抱负拥有施展的舞台，那么他们也就会为了国家而奉献，此处忽略那些不老实的案例。当宦官、外戚向外廷施压时，“忧公忧国”的士大夫集团往往也只是规规矩矩的喊出“徒感王纲不慑，惧天网之久失矣。”

总体来讲，东汉桓灵之前，三个政治集团的制约是维护了朝廷的统治，所以哪怕连续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小皇帝，大体上能实现太后掌舵、内廷决策，外廷施行，分工明确，从而“天子垂拱而治”，帝国正常运转。

然而这种体制只不过是百余年形成的潜规则，未有任何法律的保证，当小皇帝成年，对外戚下手时，也导致内廷力量的内部分裂和矛盾激化。每一次外戚家族的更迭，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么越往后，外戚集团就越需要寻求长久的专权富贵之策，梁冀就是外戚专权发展至鼎峰的例子，甚至有毒害小皇帝的嫌疑。

梁氏之后，窦氏、何氏将目光投向外朝的世家大族，欲与士大夫集团联合，彻底打压宦官集团，解除后顾之忧，从而牢牢控制皇权。这个时期的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确实拥有共同利益需求，宦官集团壮大之后，开始另寻出路扶持寒门士子，这就侵犯了世家士大夫集团利益。而且由于皇帝偏向宦官，党锢之祸彻底激怒了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抛弃东汉朝廷，导致三大集团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崩溃，也就失去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宦官成了赢家。

汉灵帝驾崩以后，外戚何氏集团企图反攻宦官十常侍，但这次反攻造成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同归于尽。东汉内廷彻底崩溃，地方军阀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角，随之而来的便是汉室衰微后的天下三分。三国归晋表面是版图统一，其实质又是政治架构的重组，最具代表的便是西晋统治者脱离门阀政治的尝试，以及魏晋玄学的思想探索。所以说，东汉的小皇帝仍然算是实打实的皇帝，三大集团的制衡拥护着他，而三国时期魏国的小皇帝，完全是权力失衡后的傀儡，并没有实质意义。

东汉的小皇帝，在汉章帝之后。

任何事情，都有个循环渐进，篡权也不例外。

我们大多听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令人佩服。但殊不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可能死掉。

我们继续说东汉，东汉的小皇帝在外戚手中，我们简单把东汉分成三个家族掌权阶段：窦氏、邓氏、梁氏。

窦氏掌权的时候，战战兢兢，根本不敢有什么太大动作。

邓氏上台，邓绥、邓骘有了窦氏的经验，稍微嚣张了些，最明显的便是弄出个“百日皇帝”。幼儿皇帝死后，邓绥不得已另立汉安帝，但是哪怕汉安帝到20多岁，邓绥也没有归还大权。

安帝就是个傀儡。

这个时候“皇权”还有一定的威望，皇帝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邓绥一死，成年（注意，皇帝一定得成年才行）的汉帝轻易夺回大权。

到大将军梁冀时代，外戚专权可谓是驾轻就熟，因此也越来越跋扈，干出毒杀皇帝的事情来。

窦氏到邓氏再到梁氏，事情是一点点变化的，正所谓熟悉了，也就不奇怪了。

汉魏名称不一样，但整体环境差不多。

曹芳时代，大权在“外戚”曹爽手里，没有司马懿，曹爽会不会篡权也说不准。这是历史问题——皇权、宗室、权臣之间的博弈。

有了东汉的外戚专权，曹爽当权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了王莽、曹丕的“禅让”，司马氏也可以有样学样，但也用了三代人的时间。

到晋末南北朝，权臣篡权成了家常便饭，一般一代人就搞定了，刘裕、萧道成、杨坚（宇文泰、高欢是因为彼此互为威胁，权势不稳，才各立魏帝）无不如此，只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拳头大的掌权，这个朴素的道理。

东汉在我国古代绝对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东汉除了前三个皇帝之外，都是皇帝小登基。东汉小皇帝的数量和比例绝对可以排在古代王朝之最。

东汉成年登基的皇帝只有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其余都是未成年登基。汉和帝刘肇登基之时只有九岁，去世之时也就是二十七岁。汉殇帝刘隆登基之时一百天，去世之时一岁。汉安帝刘祜登基之时十二岁，去世之时三十一岁。汉顺帝刘保登基之时十岁，去世之时二十九岁。汉冲帝刘炳一岁即位，两岁去世。汉质帝刘缵七岁即位，八岁去世。汉桓帝刘志十四岁即位，去世时三十六岁。汉灵帝刘宏十一岁即位，去世之时三十二岁。汉献帝刘协八岁即位。

东汉一连出了九个小皇帝，如果再加上不被后世承认的小皇帝，东汉的小皇帝更多。东汉出了那么多小皇帝，最终还是维持了190多年。代汉自立的曹魏也曾经出现过小皇帝，但是只出现了曹芳一个小皇帝就出现了大权旁落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东汉其实是豪强联合统治

刘邦打天下靠的是草根，刘秀打天下则靠的是豪强。刘秀建立东汉过程中，不少投靠刘秀的将领基本上都带着“嫁妆”。刘秀手下将领大多是地方豪强势力，在地方有一定影响。邓禹、窦融、耿弇、耿纯等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地主。

刘秀依靠豪强地主建立了东汉政权，并没有大肆屠杀功臣。刘秀在限田、限奴等问题上，反而向豪强地主示弱。比如刘秀的度田政策，就因为豪强地主的反对而作罢。刘秀实行退功臣进文吏政策，并没有动摇豪强地主的根基。

东汉政权已经跟豪强地主牢牢地拴在一起，刘氏政权是豪强地主的政治代言人。只有刘氏才能维持各个豪强地主之间的平衡。各个豪强地主之间相互影响、牵制，使得没有一家可以独大。最终每个豪强地主都要依靠刘氏，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东汉时代，实际上就是六大家族轮流执政，六大家族深深影响了东汉的政治。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东汉的太后和重臣也多是出自这六大家族。比如邓家的邓骘、邓皇后，窦家的窦融、窦宪、窦固、窦武、两位窦太后，梁家的梁商、梁冀、三位梁皇后等。

东汉各大豪族轮流执政，大家都能分享政权，谁都不敢打破这种均衡。一旦一家敢于打破这种均衡，既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比如梁冀。所以东汉政权反而比较稳定，大家都需要小皇帝，但是都又不敢废掉刘氏皇帝。

东汉朝堂之上形成了外戚、宦官、党人相互牵制的局面

外戚和宦官是吸附在皇权之上的两股毒瘤，两股政治力量既腐蚀了皇权，也反过来支持了皇权。最后东汉形成了宦官和外戚交替掌握政权的局面，东汉党人的存在又使得外戚和宦官必须依靠皇权，也不敢特别过分。

汉章帝去世之后，窦氏外戚外戚掌权，控制了年幼的汉和帝。汉和帝长大之后，联合宦官郑众等人铲除了窦氏外戚。宦官势力抬头。汉和帝去世之后，邓氏外戚掌权。邓太后去世之后，李闰、江京等宦官掌握了权力。汉顺帝死后，梁氏外戚掌权，梁冀更是达到了只手遮天的局面。汉桓帝联合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宦官铲除了梁氏。这五位宦官同日封侯，史称之为五侯。五侯中的四侯非常跋扈，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汉桓帝时期，外戚势力大大削弱，宦官成为朝廷之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外戚开始和党人联合起来对付宦官。外戚窦武成为反对宦官的先锋力量，宦官只有依靠皇权才可以与外戚、党人抗衡。宦官诛杀了外戚力量，发动了党锢之祸。无论是党人、还是外戚、宦官，都需要皇帝的支持，所以无论谁掌权都要保证刘氏皇帝的正统性，否则就有可能遭来杀身之祸。

十常侍乱京之时，宦官和外戚同归于尽。先是宦官消灭了何氏外戚，接着宦官也被一锅端。宦官和外戚同归于尽之后，东汉等于被抽去了筋骨，东汉由此前的名存实亡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东汉的皇权随着宦官和外戚一起沉沦。董卓进京之后，东汉小皇帝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王莽篡汉的先例以及曹丕篡汉的示范作用

西汉灭亡于权臣王莽。王莽以外戚的身份逐渐掌握了西汉大权，王莽后来废掉西汉皇帝，建立新朝。王莽建立的新朝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王莽的下场非常凄惨。王莽的头颅被做成标本放置于起来，汉朝、魏朝、西晋都将王莽的头颅保存起来。王莽篡汉的下场就摆在汉朝大臣面前，汉朝没有到腐朽到非亡不可。所以大臣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会轻易代汉。

曹魏的根基其实是曹操自己打下来的，如果没有曹操东汉可能提前灭亡。东汉的文武班底其实就是曹操的文武班底，东汉的大旗其实靠曹操撑着。即使这种情况下，曹操都不敢代汉自立。当孙权建议曹操称帝的时候，曹操还说孙权想把他放在火上烤。由此可见，汉朝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曹操也不想做王莽，而想做“周文王”。

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才建立曹魏。曹丕的行为无疑开了一个不好的开端，大家可以有样学样。司马氏对待曹氏的行为完全就是效仿曹操和曹丕父子。司马炎也不愿意背上“篡逆”骂名，把称帝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

曹魏政权得不到士族的支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当时的天下大势就是士族掌握政权。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出身，都算是出生于寒族。所以三国的统治基础都不是特别稳。三国统治者也都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比如孙策和孙权打击陆家。三国统治者也都想拉拢士族集团。比如刘备娶了蜀中士族吴氏，重用吴懿。

虽然三国统治者极力拉拢士族力量，但是除了吴国稍好一些之外，其余两国都做得很一般。曹魏打过来的时候，川蜀士族，完全没有站在蜀汉一方，蜀汉短时间内灭亡。司马懿的夺权行为实际上是北方士族的夺权行为。司马氏本身属于北方士族，也比曹氏更能代表士族的力量。所以曹氏与司马氏对峙的过程中，大部分士族站在了司马氏一方。站在曹氏一方的士族非常少，比较著名的也就是桓氏。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占据绝对优势，刘氏皇帝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自然能够延续更长时间。魏晋时期，士族地主占据绝对优势，曹氏皇帝得不到士族的支持，只要曹氏皇权稍微衰落，就会出现士族夺权。即使夺权的不是司马氏，也会有其他士族夺权。

选择辅政大臣

辅佐东汉小皇帝的主要力量基本上是外戚。外戚需要依附于皇帝才能存在，所以外戚一定要保住刘氏皇帝。东汉外戚力量，往往和太后有直接关系。一旦太后去世，外戚的力量就会相对衰落，皇权就会抬头。

曹睿在选择辅政大臣的时候，不仅选择了曹氏宗亲，还选择是士族集团。曹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拉拢士族，却没有想到的是士族的力量远远大于曹氏宗亲，而且曹爽又是一个草包。曹爽各个方面都比不上司马懿，司马懿一旦有机会自然会夺权。结果司马懿只是占领了京城，曹爽竟然放下了武器，拱手将权力让给了司马懿。

归根结底，还是东汉刘氏皇帝得到了豪强地主支持，形成豪强与刘氏共同掌权的局面。曹魏政权得不到士族的支持，所以快速灭亡。

东汉频出小皇帝能维持190年，曹魏只出一个小皇帝就大权旁落。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二者政权的组成结构不同。

帝国时代，皇帝作为政权的代表，是统治阶级的核心。

自从西汉董仲舒修改儒家理论，为皇帝加上神权的光环（君权神授），皇帝受命于天，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

看上去，皇帝的地位稳若泰山、无可撼动。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在政权不被外力颠覆的前提下，皇帝想要维持地位，行使自身的权力，必须成为政权的主导者。

皇帝主导政权，关键在于:除了皇帝以外，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方势力，保持彼此对立，却无法消灭对方的平衡状态。

平衡的程度越高，皇帝的权力就越大。平衡的程度越低，皇帝的权力越小。

如果平衡被彻底打破，皇帝就免不了成为傀儡，甚至身死国灭的下场了。

明白了关键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汉小皇帝与曹魏小皇帝的不同。

东汉政权主要由三股势力构成:外戚、宦官和士族。

外戚和宦官是皇权的衍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性很大。在特定的时间，他们可以转化为皇帝本身的力量。

而士族在东汉前期的势力较弱，他们的成长有赖于政权的稳定，是皇权最坚定的维护者。

东汉前期，小皇帝即位后由外戚掌权，士族辅佐。小皇帝长大后，就依靠宦官诛杀外戚，收回权柄，同时获得士族支持。

得益于东汉政权中三股势力的对峙、平衡，由于无法彻底消灭对手，三方对于皇权支持自身的需求都很强烈。

这就是东汉前期小皇帝频出，却总能翻盘执政，将政权维系下来的原因。

补充说明一下，东汉外戚的大将军梁冀，因汉质帝称他为跋扈将军，毒杀汉质帝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保。从梁冀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没有篡位自立的意图。

梁冀最终也是被他所拥立的汉桓帝指使宦官杀死。

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士族通过垄断知识，垄断舆论，进而垄断做官的权利，不断做大。三股势力的平衡态势逐渐被打破。

东汉最后的两位实权皇帝，汉桓帝与汉灵帝，为了恢复平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汉桓帝在诛杀跋扈将军梁冀时，将与梁冀有关的士族强行牵连，一并诛杀，使得朝堂为之一空。

按照惯例，这些士族在皇帝夺权后，大多会转而支持皇帝，可这次，他们没机会了。

随后，汉桓帝利用宦官与士族争斗，大批罢黜有名士族，终生不再任用，史称“党锢之祸”（士族角度的称呼）。

最后，汉桓帝以财政吃紧为由，开始大规模“卖官鬻爵”。这件事常被后人诟病，也是他被称为昏君的重要理由。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在没有科举制度的东汉，通过卖官，打破士族对做官权利的垄断，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汉灵帝时期，士族失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袁氏、杨氏等四世三公的大士族，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各个中、小士族围绕在大士族旁边，通过姻亲、师徒、荐举等关系，结成一张网罗天下的巨网。

士族在大量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各种花式互吹、大造舆论，什么三君、八顾、八及、八厨……让自己成为伟大、光明、正确的化身。

反观外戚与宦官，却陷入尴尬的艰难境地。

由于一百多年来的交替掌权、彼此厮杀。面对士族的强势崛起，他们根本无法联手对抗，甚至外戚有了与士族合流的迹象（灵帝时的外戚大将军窦武，就是三君之一）。

外戚为什么向士族靠拢？说白了还是为了自保，戏法变了一百多年，傻子都看明白了，掌权的外戚没一个有好下场，连活下来都成了奢望。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伊始，陈蕃（士族领袖）与窦武（外戚大将军）联名上书，要求革除宦官参政，宦官管霸、苏康等人被杀。

同年9月，宦官抢先发动政变，诛杀陈蕃与窦武，再次实行“党锢”。

汉灵帝也继续推行桓帝“卖官鬻爵”的政策，而且卖官级别越来越高。

虽然因黄巾起义，为了团结统治集团，汉灵帝被迫开放党锢。但在起义后，汉灵帝依然试图建立新的平衡。

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领全军。（加强宦官）

设立州牧，以刘表为荆州牧、刘焉为益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刘繇为扬州牧。（加强宗室）

立何氏为后，使何进成为外戚大将军。（何进屠户出身，与士族天生不和）

无奈大势已去。

汉灵帝死后，士族终于露出了隐忍百年的爪牙，挑唆外戚何进与宦官相争被杀，士族代表袁绍则带兵进宫杀尽宦官。

东汉最后的大宦官张让，在穷途末路之际，对年幼的汉献帝说:“我等灭绝，天下大乱，希望陛下爱惜自己。”随即，投入黄河而死。

正如张让所言，没有了外戚和宦官，汉献帝再不可能像他的先祖们那样取回自己的权力。

在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同归于尽的时刻，东汉灭亡已成定局。

我们再来说说曹魏的情况。

说到曹魏，就不得不提起曹操。作为实际开国皇帝的曹操，他所构建的政权里也是三股主要势力:宗室贵族（曹氏、夏侯氏）、寒族（许褚、张辽等）和士族（陈群、司马懿等）。

宗室贵族与寒族依托曹魏政权获得荣华富贵，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诚度极高，是皇帝可以依靠来平衡士族的力量。

而此时的士族已经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无论谁建立的政权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排斥士族的曹操，到死也未能称帝，士族的反对是关键原因。

直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接受了士族提出的九品中正制，以保证士族当官的特权，换取了士族对自己称帝的支持。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再次巩固了士族强盛的基础。同时，彻底推翻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使曹魏政权里的寒族势力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逐渐消亡或者转化为新士族。

士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平衡越来越脆弱，好在曹丕、曹睿两代帝王的能力不算太差，对士族严防死守，总算维持了下来。

但平衡被打破，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到了曹魏第三代的小皇帝曹芳时期，打破平衡的契机出现了:辅政的大将军曹爽能力根本不足以维持局势。

士族代表司马懿趁着曹爽离开都城的时机，仅仅带领数百家丁就控制了整个都城。满朝大臣无人反对，纷纷投靠。

只有一个大司农桓范带着印信逃出都城，投奔曹爽。曹爽却拒绝了桓范以皇帝名义号召天下兵马反击司马懿的建议，向司马懿投降。

桓范大哭:“曹真英雄一世，他的儿子却是蠢笨如猪。”

怯懦的曹爽、固执的桓范，终究都被司马懿所杀，夷灭三族。

顺带一提，这个为曹魏殉葬的桓范，他的后世子孙桓温、桓玄在150年后，终结了司马氏的东晋政权。

曹爽的死去，意味着曹魏政权中，宗室贵族势力的彻底破灭。

失去了宗室贵族和寒族的支持，面对一家独大的士族势力，曹魏的小皇帝们已经无力回天。

公元254年，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时年21岁。

公元260年，曹魏第四位皇帝曹髦带领侍从讨伐司马昭被杀，时年19岁。

公元265年，曹魏第五位皇帝曹奂将皇位禅让给司马炎，时年18岁。

士族的崛起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但不得不说，曹丕确立的九品中正制，破坏了曹操为政权建立的平衡，大大加速了士族天下的形成，也让曹魏政权的崩溃来的更早了一些。

首先讲讲东汉在中央有外戚、宦官、文官三系势力撑起，在外有宗室封国与太守官吏作为辅弼。外戚再得势，也不能压倒宦官和文官独大，更不可能操控地方的宗室。所以东汉的皇帝只要长大总是能靠宦官与文官夺回权力的。

而东汉之所以灭亡，就在于袁绍消灭了宦官，宦官干掉了何进。最后掌握了地方权力的军阀董卓入京后，除了文官集团以及残留的何进下属武官外，没有其他势力可以平衡董卓，导致了皇帝成为彻底的傀儡。

而曹操迎奉皇帝后，自己兼具了地方军阀与中央外戚的角色，文官派系也成为曹操的家臣，宗室力量则消亡殆尽。于是除了个别汉室旧臣外，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那到了曹魏，曹操选择的继承人曹丕，其实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曹丕积极打压兄弟，派人监视兄弟一举一动，直接导致了曹魏没有一支宗室有力量勤王辅弼。曹魏地方根基则完全变成了靠地方文官与宿将的存在。

然后是在中央，按曹操时的模式，朝廷要事主要由丞相府属官、魏王国属官分理。朝廷其他汉臣基本丧失权力施行。而其他军官则不在中央统治框架内，由曹操直接负责军事。（可以看见，这一时期，中央权力施行分工明显，且兵权归魏王，其他人士权力再大也动不了兵）

到了曹丕时期，由王为帝。曹丕首先选择了军权下放，由曹休、曹真等曹氏勋贵掌中外诸军事。又由陈群吴质司马懿、朱铄等太子党亲信掌管禁军、水军、外地军务等事项。于是这军事权力就被曹丕杂乱无章的分给了自己的亲近下属。

而在中央行政上，陈群等太子党亲信，又涉足了国家重要行政事务。这直接导致了行政权力与兵权的重叠。要知道曹操时期，唯一行政权力与兵权重叠的只有曹操本人。由于曹丕的混乱管理，整个魏国高层开始军政不分家了。

最后，曹丕又坑了继承人一把。而这个坑，比他前面挖的坑还要更大。

要知道曹操虽然曾经想过立曹植，但真决定曹丕继位后，对曹丕还是不错的。给曹丕搭班底，组建太子党，让曹丕后面能顺利接手权力。

可曹丕对自己的继承人就过分了，曹丕不想立曹叡，想立曹礼，就一直空置太子位置。而且直到郭皇后生不出儿子，曹叡被过给郭后之后，才开始为平原王曹叡搭了几个文学属官与老师。曹丕直到自己要死的时候才想起了这个儿子，才立曹叡为太子继承皇位。

由于曹叡一直不是太子，他的班底基本可以说没有。给他配的几个文学官，也因为曹叡长期不上位而缺乏了作为储备干部的培养经历。

所以曹叡上台后，完全没有可用的亲信，只能继续依靠他父亲曹丕留下的老太子党人。司马氏与曹真一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触碰到了核心权力的门槛，疯狂累加着政治资本。

本来，曹丕就已经很坑了。没想到，曹叡比曹丕还要坑。曹叡也是生前没立继承人，到要死的最后一天，才立了个八岁的小孩儿曹芳作为继承人。直接导致了曹芳继位后没有任何根基与政治资本。

然后曹叡给曹芳选的两个辅政的，一个曹爽一个司马懿，都是在明帝朝时期就已经收割了非常多政治资本，触碰到权力核心的家族的人。皇帝与大臣的政治资本差异在此刻由于曹叡的骚操作，而立马显现出来。曹芳从此不是作为曹爽的傀儡，就是作为司马懿的傀儡。曹叡几乎等于是自己亲手送出了政权。

哪怕人家曹丕跟曹叡的政权交接，好歹也给了曹叡一套简陋的文学班底，好歹也是找了多人共同辅政。结果曹叡托付后事，死前最后一天才找了个儿皇帝，没有任何班底圈子，辅臣就两个，还具有超出常规的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算了，还有文帝挖的坑搞成了军政一体，辅臣又管朝政又把持兵权。这不管换到哪个朝代去，搞成这样形势的，皇帝都没有好下场。

小皇帝频出却江山稳固，而曹魏只出了一个小皇帝就大权旁落，这一差异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权力分配

东汉的权力分为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三大派系，他们三者之间彼此牵制，为小皇帝的成长和夺权留下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曹魏则不同，曹丕代汉自立后认真总结汉朝败亡的原因，严格控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力，好处是中央集权加强，坏处则是一旦君主年幼或者昏庸，大权必然旁落。

正统观念

汉朝立国几百年，刘家是读书人和百姓心目中公认的皇权掌控者，一旦有人意图自己，必然会遭至天下人的群起而攻。

曹魏则不然，他们得国不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更是篡汉自立，从而使正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被淡化，对于司马家的夺权行为已经习以为常。

士族阶层

东汉立国后，士家大族开始逐步崛起，他们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利用手中掌握的举荐人才的权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家族式的利益集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士族的权力越来越膨胀，曹魏政府一系列打击外戚和宗室的政策使得士族阶层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司马家本身就是一支重要的士族力量。

总结

曹魏政权之所以很快消亡，完全是作茧自缚，曹家不尊重汉室正统地位，大肆收拢权力，却不能有效遏制世家大族的权柄，最终很快被司马家篡权，曹家子孙步汉献帝的后尘，真可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插图均来源于网络

关键点就在于平衡与交替。东汉的小皇帝虽多，但换的也快，权臣大多是外戚出身，这样权臣更换的也就比较快。而且，在东汉政坛之中虽然有权臣，但是权倾朝野，令天下都信服的权臣却不多，这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东汉时期的小皇帝不能理政，前后共出了6位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也意味着外戚的权力来源完全都是裙带姻亲的缘故。虽然像是窦宪邓鸷梁冀等人也是权倾朝野，可是他们并不能得到天下的认同。篡位并没有那么简单，好似秦代的赵高虽然最后杀了秦二世，也没能坐上皇位。东汉唯一赢得了天下拥戴支持的权臣就是曹操，所以，曹操是否会篡汉就成为了大家争论猜测的话题。而之前的外戚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他们也很清楚，一旦篡位必然会招致天下大乱。因而，他们的目标就是长久的保持权力，甘心做这个一人之下。

而曹魏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司马懿在长期带兵征讨的过程中，斩杀了孟达，拖死了诸葛亮，已经在军中建立了威望。而他又是世家大族出身，可以很容易就争取到民间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且，九品中正制当时已经建立，朝内的政治格局、民间的社会风向实际已经有所转移。因而，他一旦掌握大权就是大权独揽，文官集团、武将集团、社会力量中的大多数都支持他和他的家族。所以，王凌谋反有文官黄华告密，钟会造反有世家出身的卫灌镇压。曹魏政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司马家所篡夺。

司马家所代表的是典型的士族地主阶级，而曹操所代表的是非士族阶级。

士族阶级的上位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缔造的结果，魏蜀吴三大政权都只能风光一时，所以司马家取代曹魏统一天下是一件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情。

然而士族地主阶级也只是历史上一个过渡阶级而已，一切都没有逃离历史潮流的束缚。反倒是魏蜀吴三个政权是在逆着当时的历史潮流，但从长远地来看，三大政权是在加速历史演进而进入平民社会。

然而魏蜀吴都失败了，历史潮流的演进需要社会基础，不能加速冒进或倒行逆施。

秦末以后的的天下大乱实属于封建残余势力向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的反扑。

但是由封建向专制演变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即便是以项羽为首的封建霸权的拥护者也没能阻止天下的大一统。

在东汉末年，士族阶级成为贵族阶级向庶族阶级转变的中间阶级，最终由司马家所代表士族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中国由此进入了门阀士族阶级统治的时期，并持续向平民社会演变。

中国古代史总体上是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的历史。

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崩塌而走向专制集权的平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在政治上，是由庶族（平民）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历史。

在由贵族阶级转变为庶族阶级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士族阶级这个中间产物。

秦汉以前，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天下；隋唐以后，是庶族阶级的天下。

而中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士族阶级的时代。

在此期间，士族地主阶级成为了新的贵族，世袭并垄断了政治、仕途乃至教育和学术，形成了强大的门阀士族阶级，于是魏晋南北朝成为了门阀士族社会。

三国这段历史是由非士族建立政权，又由士族取代的历史，更是士族崛起并逐渐把控政治的历史。

曹魏所代表的就是非士族阶级，而司马家代表的却是士族阶级。

自东汉始，士族阶级就已经成为了新一代贵族，并在政治上世袭并垄断了仕途。

从此士族就要开始走上夺取政权的路了，只是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制衡还未能掌控全局。

东汉王朝在宦官、外戚、士族的权力斗争中逐渐走向灭亡，到三国时期就只剩下了士族。

然而士族阶级并没有紧接着宦官和外戚的消失而把控形式，而是让天下进入了一个枭雄并起的乱世。

在各路枭雄的斗争中，最终剩下了魏蜀吴三大非士族势力。

魏蜀吴三大势力都在压制士族阶级，但最终都没能成功。

而士族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要消灭这三大势力。

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建立的政权，最终由曹魏禅让的司马家所代表的士族政权所消灭。

自此，士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并在两晋乃至南北朝发展出了庞大的豪门望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门望族被称为门阀士族，是和先秦时期封建贵族类似的新一代贵族。

门阀士族阶级的出现是贵族阶级最后的黄昏，其历史地位终将被庶族阶级所取代。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未到庶族阶级崛起的时刻，还得要到经过隋唐的发展，再经过五代时期的破后而立，到宋代彻底进入平民社会。

三国是一个旧政已亡而新政未立的历史时期，东汉王朝在三国时期已经是名也不存，实也已亡的状态。

曹操死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于是汉王朝正式终结。

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非士族枭雄，而曹丕不是。

曹操的一生就是和士族斗争的一生，他不断地压制着士族。

但曹丕却没能像曹操一样有效的压制士族，反而与士族地主阶级同流合污。

曹丕称帝必须借助士族的力量，因为当时的天下是士族的天下。

在政治上，曹丕正式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标志着士族阶级的春天就要来了。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其实是曹丕和士族阶级做的一个政治交易。

通过九品中正制，士族阶级成功地获得了稳固的政治权利，并向贵族阶级发展。

虽然士族阶级最终没有成为封建时期的真正贵族，但其对政治权利、仕途、教育和学术的把控已经和封建贵族相似。

士族阶级是贵族阶级向庶族阶级转化的中间产物，既像贵族，又像庶族。

士族阶级归根结底还是平民，但其对仕途等政治权利的世袭和垄断又与贵族相似。

从曹魏政权来看，曹操是反士族阶级的的领袖，而曹丕却与士族阶级苟合，成为了士族阶级的代言人。

曹丕和士族进行的政治交易在于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给予士族成为地主统治阶级的契机，而士族又支持曹魏取代东汉。

士族阶级在三国时期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曹操、刘备、孙权所做的仅是一时之功，并不能阻止士族阶级成为大地主，世袭政治权利，成为新时期的贵族阶级。

在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消亡，士族通过垄断仕途控制了上层建筑，由此士族阶级便掌控了意识形态。

然后士族阶级又渗透进魏蜀吴三大政权中的，成为难以分割的政治力量，于是士族阶级成为了大地主，并掌控了经济。

当士族阶级掌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以后，便足以夺取天下了。

司马家所代表的就是典型的士族地主阶级，最终取代了曹魏政权，统一天下。

曹操所做的事情有力地压制了士族的力量，客观上可以促进平民社会的演进历程。

然而曹操死后曹丕便借助士族的力量称帝，士族也因此彻底掌控了政治以及社会。

于是社会并没有迅速进入平民社会，而是进入了门阀士族社会。

在经历过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之后，平民社会才终于到来。

因为文化氛围变了

董卓弄权的时候，好歹还有几个军阀气势汹汹聚一聚，形式上筹划救驾勤王呢。别管有几个真心卖力的，能聚在一起，这就是汉朝的面子。

但是曹魏代汉，君王的神圣性就被破坏了。所以后世许多文人骂曹操，其他篡位的挨骂就没这么多。因为曹操父子是个开头的，风气是从此而坏的。

现代人看过几千年的历史，看“篡位”二字理所当然。所谓世上本无正统，统治的年头多了，自然就是正统了。

可是评价古代，我们不得不考虑古代的文化氛围。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这些思想建设还是很有用的。随着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汉朝的正统地位也深入人心。

篡位，在文化和舆论上的阻力很大。

而且汉朝和后面的那些朝代是不同的，篡汉朝的位，比篡其他朝代的位要麻烦的多。

当然，司马家抢曹家的江山，性质更恶劣。司马家对天下的功劳没那么大，所得到的认同更弱。钟会有十几万军队就敢造反，未尝不是学了司马氏的榜样。

曹髦死讯传来，司马昭痛哭流涕，这不是装的。他知道，皇权的神圣性被进一步破坏，以后篡位的司马家，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同样是傀儡天子，同样是天子之怒。汉献帝斥责一声“汝不却，何敢迫近至尊邪？”，士兵纷纷退却。而曹髦持兵器出宫，却被杀死在街头。

司马家对皇权神圣性的破坏比曹魏还严重，不过大约注定华夏有劫，曹家连着两代君王短命，司马家父子三人却都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