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书要求稽查凶手，得罪了朝中的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被撵出长安，九月抵达襄阳，然后经汉水入长江，东去九江，十月到达江州。

司马是一个没有具体事情可做的闲官。那一些“当官时间长，资历很高却没有实际能力，碌碌无为，还不想放弃官职的人”，往往被安插在这个位置上。正如白居易所说的：“若有人畜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之长江；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处之虽终身无闷。……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江州司马厅记》）

白居易显然是不满意这种状况的。他还在渭北村居的时候，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兼济天下”，而不欲“独善其身”了。他本来打算回到长安之后有所作为的，不料却很快被排挤出来，他的苦闷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生活虽然比较悠闲，江州刺史对他的照料也很热情，然而这都不能消除他政治上的苦闷。在《与杨虞卿书》中，他写出当时的心情，这表示出了他对于世事的消极态度：

师皋足下：……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罢免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培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

白居易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有时便到附近的一些地方游历一番。他到过庐山，寄宿在东林寺，和这里的住持僧满上人结下了因缘。对于香炉峰一带的景色十分流连，曾一度引起了他终老于此的念头。后来，他果然在这里筑了一个草堂。元和十二年春天，白居易便着手在庐山香峰的北面修筑草堂，三月间落成，随即适居进去。诗人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他的精神上的归宿。作《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云：

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

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

有松数十株，有竹千余竿。

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

其下无人居，悠哉多岁年。

……

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

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

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

白居易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完全沉醉在这里的自然环境中。但是，世外桃源毕竟是一个幻影，诗人的心情依然是不平静的。在《汝阳岁晚寄元八朗中、庾三十三员外》一诗的结尾，便流露出这样的慨叹。

他的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寂寞和凄凉。对于人民生活疾苦抱着深厚同情的诗人，完全处在和人民隔绝的境地，这对于白居易是十分难耐的！他在长诗《琵琶行》中，深切动人地抒写出自己的心境。诗中所描写的那一个被遗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这中间便有诗人自己的影子。那凄厉的音乐，浔阳江头的萧条夜色……这一切更增加了诗人的“沦落天涯”之感。宋代洪迈《容斋诗话》卷三有这样的记载：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预窃疑之。……乐天之意，直欲写天涯沦落之恨耳……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间，由于好友崔群的举荐，白居易由江州司马升迁忠州刺史。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了一首诗《除忠州寄谢崔相国》寄给崔群：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趣见情深。

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

感旧两行年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

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

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江州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心情变化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心情变化在他的诗歌中分明地反映出来。他在早年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蓬勃朝气和战斗精神，正在逐渐衰退。像《新乐府》和《秦中吟》那样的慷慨激昂的呼声很难听到了，在诗人许多作品中，更多的低沉的感叹和郁闷的悲吟。

白居易在江州过的并不愉快，这段经历对于他的人生和创作历程都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诗人“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衰退了，“独善其身”的念头在诗人的心中浮动起来。

白居易我们很熟悉了，他的诗流传上千年，却经久不衰。他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可白居易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还是朝廷官员，他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在仕途中，曾在江州（江西九江）担任司马，他为什么会去江州，在江州过得又怎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唐宪宗时期，宰相武元衡与815年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要求严惩凶手，结果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因为这事应该由谏官上奏。接着宰相王涯说白居易的母亲是落井而亡，可白居易却写赏花和井的诗，这有伤孝道，于是白居易被贬往了江州做了司马。被贬这件事给了白居易很大的打击。

但是三年后，白居易在江州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他的弟弟白行简来到江州与白居易团聚了，这使得白居易不再孤单了，有了家人的陪伴，白居易也逐渐摆脱了郁闷的心情。其次，白居易并不是很在乎名利问题，他之前就很希望为百姓做贡献，到了江州后，他仍然关怀百姓，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热心了，因为此时，他佛道的思想体现了。

他在江州虽然说不是很得志，但是白居易心态好，因此过得也很恬然自得，他在庐山香炉峰建草堂，并与僧人交游。

所以白居易的心态，我们是可以学一学的，虽然不得志，但是他能自我安慰，自我宽解，晚年的白居易，生活也算过得不错。

白居易被贬至江州，导火索是轰动一时的盗杀宰相武元衡事件。

一、被贬江州缘由

唐宪宗时期，为了消弱各大藩镇的权力，强化中央政府集权，唐宪宗大胆任用武元衡、裴度等人，大刀阔斧实施改革。

中央政府的这些行为，自然触动了藩镇割据势力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在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秘密派遣中岳寺僧人，刺杀了担任宰相的武元衡，刺伤了大臣裴度，引起全国朝野震惊。

当时，白居易官居左赞善大夫，本来“武元衡被刺”事件跟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大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处于内心愤，白居易上书朝廷：

“急捕盗贼，以雪国耻”。

白居易的这一行为早到了权贵的攻击和陷害，权贵们以白居易

“越职上书言事”

为罪名，又攻击白居易母亲去世期间不忠不孝、有伤礼教，诋毁白居易。

唐宪宗听信谗言，把白居易贬到江州做司马。

二、白居易对被贬一事的认知

对于被贬江州司马一事，白居易一直郁愤不平：对权贵们的陷害，他极度愤慨；但同时认为皇帝是受了蒙蔽，责任是在权贵而不是皇帝。

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如在《谪居》中写道：

“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天上意”

同时，在《过昭君村》中写到：

“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 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

三、白居易在江州的生活

就职务职责而言，司马只是终日无所事事的闲散官职，无实权也无明确职责。

白居易到了江州，不只是在生活上的很不习惯，更有心灵上的无所归依。

原因之一是由于故旧的疏阔、亲知的乖隔、生活环境的不习惯等；二是突然被抛落在政治和事业的圈子之外，强烈的济世情怀一时又无法消退，感到恬惶无依。

白居易在诗中《司马宅》写到：

“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

很显然，在担任江州司马期间，白居易的宅居人迹罕至、冷冷清清，其中透出许多世态炎 凉、人情冷暖。

但是，即使受到孤独之苦，面对渺茫不可知的前途，白居易并没有一味的忧愤哀伤，而是以知足安命，委顺任化之心态，淡然面对现实，消释内心的痛苦。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到：

“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白居易将被贬谪江州的的遭遇归结为命运的安排，那么顺从命运，可以消除胸中的郁闷，保持泰然宁静的心境。

但是，即使贬官远谪，面对这个重大的打击，白居易一面愤激不平，一面以委顺之心化解，但内心深处的“兼济之志”却没有完全熄灭。

在白居易任职江州期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藩镇势力正炽，淮西战事犹酣。白居易对淮西 战事强烈关注，写下了多首诗，来表示自己的报国忠心。

《春晚寄微之》：“南国方谴谪，中原正兵戈”

《送幼史》：“淮右寇未散，江西岁再徂”

《首夏》：“旧国无人来，寇戎尘浩浩”

可见，江州三年多的贬居生活,虽然磨掉了白居易身上的许多锐气 ,但那“兼济天下” 的信念却时刻在激励着他。

士农工商，在我国古代，士大夫地位最高，而商人的地位最低。

汉武帝重农轻商【其实商鞅变法也是重农抑商】，在古代，商人地位最低，读书人最受敬重。

白居易和琵琶女，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白居易是在心灵上和琵琶女平等，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

虽然被贬，但白居易在江州过的并不差。

江州（今九江市，2020洪水，鄱阳湖决堤救九江），距长安四千里，居长江中下游。

长江、汉江的水奔流向海，在“九江”众流归一，可见九江水势之澎湃宽广。

秦始皇一统天下，将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的以南地区、湖北的东部、福建的西北部和江西的大部列为九江郡。【大家可能最熟悉一句，在下九江蒋干】

西汉时九江隶属扬州柴桑，晋武帝司马炎时划为江州，有湓口城之称。

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间，江州属江南西道。唐元和期间 ，江州有户籍17945户约10万人，在1000多万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中，其实比今天还高。三国的蜀汉，也就100万人不到。

江州治所【治所类似省会，比如徐州的治所是下邳】在浔阳，世传是西汉大将灌婴于公元前201年所筑。

灌婴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后来位及丞相，他在江西筑了南昌、九江、宜春、赣州等城市，可称江西城建之鼻祖。而且灌婴还在浔阳掘了一口井，为市井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九江为江西北大门，北临长江，坐拥鄱阳湖，西北有汉江连长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张九龄拓宽的大庾岭商道可通闽禺，联络东西、贯通南北，是一个物资集散、移民汇聚的水陆交通码头。

南北朝以来受益于“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北方士庶举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劳动力的不断注入，使得原本处于汉文化边缘地带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发展，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白居易的才名，到江州的时候，江州刺史崔能有礼有节，亲自到江边以朱轮车迎接白居易。长官的优待，司马官职的闲散，让白居易得到了一个较为幸福的身心空间，他在此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初到九江的三个月里，白居易闭门不出，借口整理行李和诗稿。他在灯下检点书箱，编撰文集，对自己的过往履历、生平取舍、文学倾向进行深刻的剖析，并写成《与元九书》，凝练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

白居易把眼光放大放远，他审视自己的人生际遇、宦途得失；他把视野放长，盘点文章千古、进退去留。他听着浔阳江畔的浪涛，神思驰骋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决定效仿河流的开泄转向，从“志在兼济”转向“行在独善”，他要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利性，转向更贴近人间与人民。这才有了琵琶行。

九江的山水、风物、人文都使白居易心神荡漾，兴致勃发。他正当壮时，年纪在45左右，是从政后第一次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远游，司马一职的名头在地方上还是响亮的，虽然，只是个闲职。

白居易拄着他的藤杖，游九江山水名胜，“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

白居易的脚印遍及浔阳城内外，连不在江州范围内的建昌区域也去游玩。当时还没开发的大林寺、北香炉峰等地，他也登山游览了一番。【人间四月芳菲尽，大林寺桃花】

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白居易的游兴和诗兴大发。

《琵琶行》，乃千古绝唱。它字里行间浸透着江湖码头的生活气息，来去倏忽的舟楫商户，飘零和繁华并存、萍聚与离散伴生的人间世情。

只有在九江的水边，白居易才会与琵琶女产生这样的相逢，只有在江边深切生活过，白居易才能营造出这样感人的文学意境。

对于白居易而言，在江州，他只是失去了政治理想，但生活悠闲自在。他在这儿才真正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只有搁浅在人生的困境里，从宦海倾轧中抽离出来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精彩瞬间。